题解
本文写于宋庆历三年（1043），当时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受命为太常丞知谏院。景祐三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因议论朝政，倡导改革，被吕夷简诬为“朋党”加以贬逐，自此“朋党”之诬一直延续多年，直接影响了这批有志改革之士的任用。庆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政敌再次攻击范仲淹等结成了“朋党”，于是欧阳修作此文予以回击。他历数史实，层层对比，说明“朋党”自古有之，关键是要分清“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对前者要大胆任用，对后者要坚决斥免。这对说服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等推行新政，起了一定作用。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议论，自古以来就有了。只是希望当国君的要注意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朋党。
大概君子与君子之间，因为志同道合，所以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之间，因为利益相关，所以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之间没有“朋党”可言，只有君子之间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小人所爱好的是利禄，所贪恋的是财货。当他们的利益相关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所结成的朋党，那是假的。一旦彼此之间见到有利可图时，便会互相争夺；或者已无利可争，交情疏远，便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因此，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那是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信守的是道义，所遵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来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以此来为国家服务，就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自始至终坚持不渝。这就是君子所结成的朋党。所以当国君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上古尧帝的时代，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帮助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进用善良和易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才获得大治。直到舜自己作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在朝廷上办事，互相称赞，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成一党，舜帝都加以信用，天下也获得大治。《尚书》记载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便有亿万条心；周朝有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那真说得上是不结党了，然而纣王还是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大朋党，而周武王因此夺得天下。后汉献帝时，将天下所有的名士都囚禁起来，把他们看作党人，等到黄巾造反，汉朝天下大乱，这才后悔醒悟过来，把囚禁的党人都释放了，然而汉朝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朋党之说，到唐昭宗时，把在朝的名士都杀光，或者把他们丢进黄河淹死，说“这些家伙自称‘清流’，这回要把他们投进浊流。”于是唐朝也灭亡了。
前代的国君，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敢结为朋党的，都不如纣王；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的，都不如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之士所结成的朋党的，都不如唐昭宗，但结果却导致亡国。能互相称赞各自的美德，谦让而不猜疑的，都不如虞舜时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并未讥笑舜被这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弄，而称赞舜是一个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小人。周武王时期，让全国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又多又大，都不如周，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正是因为当时善良之士虽多却不嫌其多。
以上前代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作为鉴戒。
赏读
本文是封奏章。它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针对性。文章开篇就提出论点，说明朋党自古有之，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君要善于区别出哪是“君子之朋党”，哪是“小人之朋党”。接着剖析“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然后通过征引六件史实，证明人君重用君子之朋，国家就兴，天下就治；反之，天下就乱，国家就亡，最后提醒仁宗一定要从历史史实中吸取教训。结尾又与开篇相呼应，使得文章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行文婉曲，结构完整，有很强说服力。纵观全文，既有理论，又摆事实，逐层辩证，又层层对比，语言简洁，词锋犀利，在欧阳修的驳论文章中颇有代表性。
苏轼曾有评曰：“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以至理，以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