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驳复仇议》是柳宗元针对初唐陈子昂的《复仇议》所作的奏议。奏议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主张将因报父仇杀死县尉而自己又束身归罪的徐元庆处死，同时在他的家乡表彰其孝心，并请将这一作法“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谏议进行了驳斥。作者认为礼与法之间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辩明报仇杀人的是非曲直。不能认为报父仇是孝，合乎礼义就去旌表；而杀人违犯法律，又要处以死刑。其主张应按圣人确定的原则：“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将礼与刑结合起来。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守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译文
我看到在则天皇后执政的时候，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最后能够亲手杀了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子到官府认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掉他，而又在他的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且请求把这种处理办法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来防止人们作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做儿子的为父母报仇，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都要处死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用来防止人们作乱的。比如说不要做杀人的残暴事情，凡是作官的杀了不应该杀的人，要处以死刑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运用的方式却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做杀人没有节制，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该处死的人，这就叫做奖赏过分，破坏礼制太厉害了。果真把这种做法公布给天下人看，把它传到后代，那想按照仁义原则办事的人便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患的人也不知道如何立身行事，用这作为法制行吗？大概圣人制定礼法，是彻底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人情来确定奖惩，不过把二者统一在一起罢了。
假使能考察、审定案情的真假，查清是非，追究案子开始发生的情况，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便很明显地区别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法律规定的罪刑中，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私人的仇怨，施展他作官的蛮横气势，残暴地对待无罪的人，州官不知道要治师韫的罪，法官也不过问，上下蒙蔽包庇，大声鸣冤叫屈也不听。而徐元庆能够把与父亲的仇人同活在世上当做奇耻大辱、把头枕兵器睡觉当做合乎礼法的事，处心积虑，用兵器刺进仇敌的胸膛，很坚强地控制着自己，即使自己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奉行礼义的行为。对他这种行为，有关官吏应该面有惭色，要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可是又为什么要杀死他呢？
如果元庆的父亲，犯了死罪，师韫杀他，没有违法，这样徐爽便不是被官吏错杀了，而是因为犯法被处死。难道可以仇视法律吗？仇视皇帝的法律，杀害执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而触犯皇帝的行为。把犯了死罪的人抓起来杀掉，用来严肃国法，可是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还议论说：“人总是有儿子的，做儿子的总有父母亲，为了爱自己的亲人便相互仇杀，那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挽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糊涂了。礼制中所讲的复仇，是指冤屈很深，悲痛难忍，而且大声呼喊无处申诉，不是指的犯了法，以身抵罪，而被杀头的情况。他却说他杀了我的父母，我便杀掉他，不问谁是谁非，只是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他这样说违反经典、背弃圣人，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记载：“调人，是专管调解众人的仇怨的。”“凡是杀人合乎礼义的，就要被杀者的亲属不要报仇，要是报仇杀了人，就要处以死刑。”“有人再反过来杀死对方，全国的人就要把他当做仇人。”这样的话，又怎么会出现由于爱自己的亲人而相互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相互仇杀的做法，这样报仇是不能根除相互仇杀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种标准来判断赵师韫和徐元庆的相互杀人，那便合乎礼制了。况且不忘记为父报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元庆能够不超越礼的范围，服孝而遵守礼义，他一定是一个通晓事理而懂得道义的人。通晓事理而懂得道义的人，难道会把王法作为仇敌吗？议事的人反而认为要把他杀掉，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种做法不能成为法律制度，是很明显的。
请把我的意见发下去，附在法令后面。今后有断这类案件的，不应按从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一些意见。
赏读
忠孝、礼义、廉耻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六大精神支柱。无论是陈子昂还是柳宗元，其“议”和“驳议”在“礼”与“刑”的不同认识上，都是从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封建礼法而提出和认识问题的。但前者将礼与刑对立起来；后者则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对抑制封建官吏常常徇私枉法，滥杀无辜的通病，客观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柳宗元显然要比陈子昂高出一筹。
文中引经据典，观点鲜明，逻辑严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驳议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