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我踏上了日本国土，也是自己33年来第一次出国，来到日本福冈九州大学留学生会馆。前辈们接待了我们，听到中国话感到很亲切。前辈们帮我们办完手续，带我们来到8平方米的宿舍。房间虽小，五脏俱全，里面有床、冰箱、书桌及卫生间，还有阳台、公用的厨房和洗衣房。然后前辈们又带我们到旁边小饭馆吃了第一顿日本饭。我花1000日元买了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特别好骑，没有锁，放到哪儿都不丢。
一般留学生在日本不用买家用电器，都能捡到。日本人环保意识特别强，会非常自觉地对垃圾进行分类。生活垃圾每天回收，家电等大件垃圾每月收一次。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有很好的包装。那天晚上我们几个留学生结伴，捡到了电视机、录音机、电饭煲等。如果你看到电视线缠好用胶条贴在电视上，这样的电视拿回去就能用；如果电视的线被剪掉，说明电视是坏的。还有每个日本人搬家后，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个留学生回国为赶飞机来不及打扫了，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他走后我们帮忙打扫了半天。在日本，十多年前超市购物已经非常方便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超市买完东西，车和商品放在外面不用锁，东西都不会丢，日本人的国民素质很高。
第二天开始来到九州大学上课，每天上午八点半上课，下午三点半下课，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吃午饭。刚开始特别不适应不睡午觉，所以放学回到宿舍倒头先睡，然后再起来做晚饭吃。我们班学员不足十人，有巴西人、法国人、捷克人、韩国人等，就我一个是中国人。我英语不行，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只能用日语。日语里经常出现汉字，外国学员说汉字太难学，长得都一样，他们说我（其实应该是中国）是汉字的祖宗。半年的学习非常短暂而又愉快，最后每个人用日语进行演讲，作为学习成果展示。
1996年3月，在九州大学的语言学习结束后，我来到福冈教育大学学习学校管理。初来福教大，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房子问题，我和日本人“打了一架”。
作为公费留学生，在一年半学习期间，会馆原则上要求只能住一年，后半年得自己出去找房子（会馆的房子相对外面便宜很多），单身房比较紧张。因我爱人和女儿要来日本，故我向大学留学生中心申请了家族房。3月底会馆张贴出住房申请的批准名单，我发现与我情况一模一样的韩国留学生榜上有名，而没有我。我找到留学生中心问情况，他们给不出任何能够说服人的理由，我要求同等对待。他们说过两天给我答复，两天后他们只告诉我没有房子，要我到外边去租房子。真是太气人了，同样的情况，为什么韩国人不去租房子，中国人就要去租房子？有合理的解释吗？中国留学生们都说日本人怕韩国人，不怕中国人，碰到这种情况中国人经常就忍了。我一听更不对了。于是，我找到了留学生科科长，他也不解释。我说，那我可要给文部省（相当于我们的教育部）写信反映问题了。当时，那个科长不客气地说，だしてください（那就请写吧）。
回到宿舍，我一口气给日本文部省写了一封信，怕日语不标准，还找到了一位在日本读了六年的博士，他一听很气愤，说我给你找个日本人改改，他们更标准。日本友人说，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做得真的不对，并帮我修改了书信。我花3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1元）将信寄了出去。信寄出去的第三天，留学生科科长亲自给我打电话，并到会馆见我，他先道歉，表示工作做得不好，请我原谅，然后同意给我安排一套两居室家族房。晚上，留学生们来我的房间喝酒庆祝，他们说我给中国人出了气。我当时就这么想：软的我不欺，硬的我不怕，没有道理的事我不做，我们中国人在国外也要挺直腰杆，活出我们的尊严。这一“架”让我的日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坏事变好事。
一年很快要过去了，我也准备说话算话，出去找房子。但没想到日本人主动给我住的房子延期半年，直到我留学结束。看来是不打不成交啊。
在福冈教育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导师是寺尾慎一。我每周要坐一小时火车（像咱们现在的动车）到学校上三天课，余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请寺尾老师帮我联系，走进了多所国立、市立、私立小学和幼儿园。通过参与学校的活动和观摩学校的课程等，我对日本的教育及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
有一天，我女儿像小脏猴一样，怀抱着三块白薯回到家。“干什么去啦？”“老师带我们挖白薯去啦。”我有点吃惊，五岁的幼儿园孩子就去挖白薯？那都是我们小学高年级才干的事啊。我参加了女儿幼儿园非常规范的毕业典礼，所有老师都穿着和服（一般日子不穿），孩子们都穿着园服，女孩佩戴粉花，男孩佩戴蓝花，一个一个从园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在考察学校时，看到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没有一个孩子坐冷板凳；我看到一个胖孩子，在家长及老师的帮助下，翻过单杠，全场为其鼓掌；我了解到小学毕业生都要坐新干线毕业旅行；我看到老师们合作上课，他们没有评优课，只有研究课；我看到福冈教育大学的教授走进小学，和老师一起研究教学方法。这一切给我一种强烈的冲击……我有一种冲动，一定要回到学校运用。您会发现在后面的故事中，有很多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影子。原教育部基教司司长说我是留学回来后学以致用做得最好的。
一年半的留学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爱人考取了大阪的大学，准备进行硕士学习，留学生朋友劝我留下，他们可以出资让我办一个中文学校，把中国孩子的中文教起来。这样既可以陪陪爱人，自己也可以再考个学位，还可以生个老二。种种诱惑让我心动，日本空气质量好，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都比较舒适，打工挣到的钱比国内挣的工资高得多，我们一家人会生活得很好。回去还是留下？在思想上进行了激烈斗争后，我考虑到：一、自己是共产党员、教导主任，不回去对不住学校领导的信任，特别是书记殷切的召唤；二、这是学校第一个留学名额，如果我不回去别人今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三、我太想把我学到的东西回去在工作中运用，让我的学生们享受这种教育；四、我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回去学中文，不希望她永远一口日语。想到这些，我试探着和爱人商量，没想到，我爱人尽管很希望我们陪伴他，但他说我做事很投入，附小的领导、老师、学生需要我，我有理想，不应该守着灶台，他支持我按时回国。这些年，每当朋友夸人大附小办得好时，爱人都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我让她回国，人大附小就不会有这个校长，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啊？”
1997年3月21日，我们一家三口回到自己的家（爱人送我们回来再回去），我回到了学校，掀开了我教育生涯新的一页。1997年3月—2003年10月做德育副校长期间，我打造了人大附小“全员参与、团队竞争、自我感悟、自我实践”的德育特色，形成了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入队植亲子树、毕业旅行、自1997年7月开始的规范的毕业典礼、全员参与的艺术节、趣味运动会……我把我所学到的理念努力运用出来，带动了学校教师观念的转变，并且冲破阻力创办小饭桌，开办星星乐园，增加教师收入，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等。
留学生活，带给我的是理念、智慧、胆识、魄力、底蕴。有一句话：就算你不会游泳，扔到海里你也会努力挣扎上来。没有什么不敢做或不能做的，前提是只要对老师、孩子成长好。
尽管我2001年11月随教育部教育考察团赴德国等地考察15天，2003年11月随教育部教育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三周，2010年4月随北京市教委赴澳大利亚考察学习两周，2010年12月随海淀区校长培训班赴英国培训一个月，2011年4月随教育部校长培训班赴美国培训三周，2013年4月带七彩教育同盟校校长赴美国签约、考察15天，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一年半的日本留学。当你融入这个社会时，你对其教育的理解才会更深刻。所以我非常赞成教育部派想做事的校长在国外学习一年的计划，同时我也为我的老师创造条件，积极支持老师出国学习。2004年、2005年教育部两次给我去俄罗斯学习的机会，那时我刚做校长，希望自己将全身心放在学校工作上，就把机会留给了另两位老师。2006年开始相继为7位老师争取了长期或短期的国外学习及考察机会。
一个校长走不远，这个学校就走不远；一个教师走不远，他的学生就走不远。我相信：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