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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少年天子》沉思录(5)

看来,福临对乌云珠的热恋、苦恋、狂恋与宝、黛,与维特和夏绿蒂的神魂颠倒没有两样,就性爱的一面来说,这样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倘若福临与乌云珠之恋仅具歌颂爱情的忠诚的意义,《少年天子》就不是走了调,也是追随他人的文章。不可忘记,无论福临还是乌云珠,都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他们是无法长久消受平民化的爱情的。他们的婚姻虽因满族的“治栖”之俗可以成立,但骨子里的政治文化倾向早就惹起亲贵们的嫌恶。要不是皇帝的身份的镇慑,额娘的庇护,恐怕他们早就要被目为罪人了。作者准确描绘了这一爱情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爱情的特征,并将之提升到时代文化走向的象征,实为奇思妙想。乌云珠与福临,一阴一阳,一个是满汉文化融洽而成的奇葩,但侧重汉文化,一个是满洲文化孕育的人杰、又倾慕汉文化,他们把勇武和文明,侠骨和柔肠,雄心和智慧水乳般交融,成为满汉文化融合的美的具象,在生活中,他们有帝与妃的尊卑关系,在精神上,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战友。他们的地位很高但势孤力单,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莫测的“无物之阵”,但他们仍要按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世道人心。这样的爱不就大大越出爱的边界,转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能量了吗。小说第六章第六节写中秋赏月时,福临曾把他和乌云珠与李隆基、杨玉环相比,立刻遭到乌云珠的反对。的确,他们的爱情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的,但他们终究不同,或者说,正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显示出《少年天子》独立的美学价值,《长恨歌》的主题曾聚讼纷纭,但一般都认为,李、杨的悲剧已脱离他们的原型,是白居易把自己的情感理想附丽到李、杨身上,也已经未必帝妃,具有了与普通人民情感相通的意义,那就是歌颂爱情的坚贞和专一。福临和乌云珠又何限于此呢?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史料的运用,对史料的加热、想象、伸拉、补充、挪借、推演,使僵硬的史料插上翅膀,敷演为人情化、心灵化、意象化的艺术形象,是权衡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尺度,《少年天子》的史料运用是可以专题研究的,它涉及到上百条史料的点化,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很成功的。这里只想捡出关于福临、乌云珠悲剧中的几点,看看史料怎样在作家手中魔术般地化为有血有肉的形象。

关于董鄂妃(即乌云珠)的来历,史料极简约,陈垣先生引述《汤若望回忆录》,也只寥寥数语:“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的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夫人时,竟被顺治闻知,打了他一个耳掴,这位军人于是因情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就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经过其它文献的互证,可以确定这位贵妃即顺治之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乌云珠。令人惊异的是,作者据此竞幻化出董鄂妃不凡的身世经历,“南蛮子”额娘,硕儒“师傅”的背景,创造了一个“造化钟神秀”的绝代佳人形象,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耳掴”被演化成一段入情入理、幽微曲折的情节,出现了“挨打的莫名其妙,打人的有口难言”的戏剧化场面,尤其是那首“洞房昨夜春风起”的唐诗的穿插,更为绝妙。迭首诗在全书出现三次,每次都恰到好处,想象得奇诡、大胆,出人意表一至如此,难怪一位史学家说:“即使用最挑剔的眼光,也很难找出什么破绽:一切都那么顺乎自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一口气读完这段福临打皇弟的。”

福临、乌云珠的关系,就是这样艺术地、具体地深化着的。又如“对食”案,也是平地起波澜,给福临、乌云珠极密切、极信任的关系投上一抹阴影,为此福临怀疑乌云珠行为不检,甚至有秽行,那情景让人想起奥赛罗之冤屈苔丝德蒙娜。这一情节对表现宫闱环境和人心的险恶是很有力的。妙就妙在它是一种史料“挪借”。“对食”原是明代巨阉魏忠贤与阴狠的客氏秽亵行为的代称,此类事到清代也未绝迹。把它“借”来,安到董鄂妃的承乾宫,正好可以一石三鸟,既刺伤福临,又诬陷董妃,而且可以离间二人的关系。不论是表现斗争的复杂,还是刻划福临的性格,以至渲染官闱的气氛,这种挪借都是巧妙的、深刻的,董鄂妃之死对福临是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击,是表现这个悲剧的筋节之处。《汤若望回忆录》中说,皇贵妃死,“皇帝陡为哀痛所致,竞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护着他,使他不得自杀”。记载是很让人震悚的,但怎样化作形象呢?怎样才能把福临的哀痛之巨通过动作表现出来呢?除了根据上述记载铺衍的场面之外,小说在此之前设计了一个“奔丧”的情节。福临听到消息后,纵马狂奔,如患狂疾,“一路上鸡飞狗跳,撞倒踩伤了多少人,嗖的一下狂风一样冲进玄武门”,“暴烈的马蹄声在宫墙间震响”……由于这一动作内蕴的心理强度,接下来的吐血、昏厥、寻死,就有撼人心魄之力了。

我们说过,福临、乌云珠的爱情愈是描绘得美好、充实,饱含思想价值,它的毁灭就愈能激起我们的深长思考。他们的悲剧形象的塑造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细究起来,作品对乌云珠的刻划又不无遗憾,多少削弱了她的美学价值。主要问题是,既然她的命运也是一个悲剧,那悲剧的内在矛盾是什么?作者抓得不准,表现也欠深刻。是的,她虽然死后备极哀荣,追封为皇后,她的生前其实是个悲剧,或者说,追封为皇后本身就是悲剧。她确实表示过,决心“要做名垂青史的贤妃”,以她的身份教养,她这样说也不奇怪。但是,她的内心能没有冲突吗,她的个人意志能无所表露吗?她的真实的爱憎能尽行掩饰吗?要知道,她是嫔妃群中文明程度高,富于灵智,具备当时先进意识的人。尽管善于抑制,不可能不流露一点反抗的意识吧。她的悲剧正在于觉醒的灵智与不可抗拒的,任人摆布的,又是自我认同的命运的冲突。我们不会忘记,小说前半部的乌云珠,为了接近皇上,“女扮男装”混入军中,并以过人的胆识引起福临的注意;还是乌云珠,偷期密约,“侠女怜才”(她自己的话),象一团烈火投入福临的怀抱;“她在隐秘而强烈的感情中煎熬”,“渴望着爱和被爱”,至于她对文学精华的领悟,对江南文化的深味,更不胜枚举,作者曾说,她的性格是“外柔内刚”。事实上,小说前半部的乌云珠明显带有民主倾向和个性自由的追求。自由恋爱在本质上是反封建的。可是,后来的乌云珠就不免令人有些失望:逆来顺受,绝对忍从,以德报怨,息欲止求,到了可观的程度,不是说她不应该行孝道,施仁慈,五天五夜守护病人“目不交睫”也好,儿子死了强忍泪水平静如常也好,都有她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问题是,她的个人意志没有踪影了,“内刚”的刚也毫无表现,说得严重点,她后来的行止近乎麻木不仁。令人不解的是,作者对此似也暗暗称赞。我也想到,作者后来写董鄂妃可能是受了御制《董后行状》和福临遗诏中一些话的影响。那上面是很夸奖董后“克尽孝道”、“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的,在尽力肯定一个孝妇贤妃的形象。然而,即使这些话不完全是碑铭祭×文章中的套话,对今天的作者来说,他的任务也不是停留于此,而是透过这些刻在石头上的话,去发见那活的灵魂,真实的悲欢爱憎。在乌云珠的形象描写中,另一弱点是过份理想化、集美化,大有无美不归其人的倾向。美满得过了份,产生了甜腻感,反倒会减弱真实的力量。

我们还说过,福临的悲剧是深刻的精神悲剧,那即是说,并不见外部的刀光剑影,也无身家性命的危险,悲剧性却不减弱,只是主要在精神领域进行。在这方面,作品的成就很高,完成了福临的悲剧性格。福临的遗诏列举自己的十四条罪状,不啻一份忏悔录,若确认它是福临的原文,悲剧的内容将是另一模样。作者坚决采取孟森先生的考证和判断:“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就遗诏全文观之,未必世祖会彻底悔悟至此”。构想了庄太后亲笔改遗诏的情节,就突出了不忏悔者福临的决绝。这是精神反叛的继续。为了侧重悲剧的精神性,作品还特别注重福临性格特征的刻划。他的急躁锐猛,反复无常,脆弱感伤,忽悲忽喜,是写得很充分的。郑成功围金陵,他时而欲逃离时而亲征,个性跃然纸上。他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他的性格负责。同样是丧失爱妻,后来的乾隆就与他迥异,富察氏病死济南途中,乾隆的悲哀不下于福临,但他的心理能量是指向外部的,谁不表示悲戚,他就惩罚谁,皇子褫夺继承权,大臣削职为民,有的甚至杀头。为了一个女人,闹得四海不宁,人人自危。福临呢,心理能量主要指向自身,寻死觅活,终至出家。不过,福临出家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董妃的死亡,董妃之死是最大的诱因。从短时段的原因看,固然是改革的失利,但有没有更深长的原因呢?鲁迅先生评《红楼梦》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受者唯宝玉一人而已”,这是说,身居康乾盛世的宝玉,已谛听到封建末世的哀音。那么福临呢,以他的聪慧,敏感,多情,会不会感到进亦忧退亦忧呢,会不会隐隐感到效法明制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会不会因红颜飘零,人生悲苦,命运无常而感到苦海无边,唯涅般是救呢?如果是这样,福临的悲剧就不仅仅是精神逆子的终天之恨,同时又是提前唱出的挽歌了。

福临的悲剧是真正的悲剧。它不是个人性的,偶然性的,所谓“一条船不慎碰上礁石”,而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人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福临作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多代表的合规律的精神,还要经过许多反复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话发挥说,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悲剧是可以转化的。如果福临还可以作为严肃的力量出现,那么到他的末代子孙呢,比如溥仪,就只有笑剧、滑稽剧了。武昌的枪声已经把他们的阶级化为丑角了。

象所有内藏丰富、形象复杂的作品一样,《少年天子》的话题一时难以说完。本文只就三个重要方面--弘扬历史小说家的独立意识,如何在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历史本质精神,悲剧品格的创造,进行了探讨。尽管历史小说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我们仍可从《少年天子》感悟到它的更远大的前景。重要的是作家的能动性,艺术独创性,不但要从史家公认的、有定评的、突出的历史现象中生发灵感,也要从尚未引起注意的、但蕴藏量极深的地方发掘大量新东西,不但要真实再现历史的人,还要重构人怎样创造历史的实践。司马迁云:“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小说创新的契机不在别处,就在不断流转、发展的伟大现实之中。仅就这个意义,我们仍然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小说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