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族灵魂的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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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少年天子》沉思录(4)

诚然,福临的亲汉倾向,他的沿儒教,习汉俗,施仁政,重文士以及削弱满清诸王贝勒大臣权力的一套做法的严重受挫,是他走向消极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需要分辨的是,提出“满汉一家”之类口号的,福临并非第一人,何以他在满州亲贵中激起的反感和抵制格外强烈。由于小说从顺治八年写起,易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许多笼络汉族士民的主张是福临首创的。其实,多尔衮揽政时期,就搞了一些诸如满汉文字并用,满汉通婚,开科取士之类的动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所谓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等,多尔衮声嘶力竭的招徕,收效甚微,人们看得清楚,多尔衮的举措是权术的幌子,他真正卖力推行的,是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法。血洗扬州、嘉定、江阴,就是他亲手泡制的杰作。如果说他也在讲满汉一家,他是以满族为本位去去消解、征服、摧残汉文化;祖宗之法,游牧文化立场,他是决不动摇的。对多尔衮的功过尽可见仁见智,但他对清初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发展的短暂的抑制和延缓作用,则是无可否认的。福临不同,虽然他也在搞剿抚并用的权谋,对汉族官僚时打时拉,但他不再固守以满族文化为本位的立场,他要加速封建化的进程,把立足点放到皈依汉文化一边。他的改制,托的是汉文化之古,最切近的仿效对象则是明朝。在福临这里,“满汉一家”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义,而且是落后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那里去。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规模和深度最可观的,还要数滑代的融合了,它不只是政治上的结合,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刻融合,福临正是这一意义的“融合”的拓荒者。可以想见,这在满洲贵族眼中无异于背叛,事情已发展到要动摇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了,能不激起强烈的反对么。在这个问题上,福临的思想、观念、情感具有超前性,尽管仍属缺乏历史自觉的超前,毕竟比他的满洲亲贵们先行了一大步。为了这一大步,福临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陷入高度的精神孤立。作者正是从文化意识的角度,从思想感情的深层,来描写幅临的“叛逆”的。不得不处死陈名夏和处死之后的悔意,对流露故明之思的王崇简父子的原宥,说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惊人之语,以至对后来哭庙案中的狂狷之士金圣叹的极精当的评语,都表明他脱出狭隘种族立场的开阔的胸襟眼光。他读书极为刻苦,苦到吐血的程度,经史子集莫不历览,一笔丹青造诣甚深,他与乌云珠情爱的主要内容,便是读骚论诗,抚琴长啸,可见他浸润汉文化之深入。作者还多次暗示,他对崇祯不止是悲悯,而且是理解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推重;让人感到,他这个盛世之君与那个来世的倒霉鬼皇帝处境虽异,在气质上,感伤的性格上竟有一脉相通。这还不是精神上的叛逆嘛。于是,在作者笔下,环顾宫阙,庄太后虽可给他深厚的母爱,但思想,政见上并不与他完全认同,安亲王岳乐算真是他的一个知已了吧,但他一旦说出撤议政,罢六部的计划,岳乐也不禁有些瞠目结舌,剩下的就只有唯一的知音、坚决的支持者董鄂妃了。是的,表面上他身居极位,政变也被挫败,在母亲的护恃下宝座稳固,但在精神上,他是无边的孤独和寂寞。小说有一股写景:“在这淡紫的暮霭中,大内重重叠叠的宫脊飞檐,都蒙上一层忧郁的雾……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一种想要得到什么又很难得到的丧渐渐涌上心头”。这正是福临孤寂、矛盾、苦闷心态的对象化返照。济度曾气愤的说,天潢贵胃,八旗健儿,岂能是汉人的文弱相,实际是在讥嘲福临的“文弱”。福临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还表现在,貌似凌驾一切,绝对自由,其实孤掌难鸣,有苦难言,他脱不出自身观念矛盾的围墙,他没有真正顶用的武器来还击。他也是游牧文化的产儿,与之有割不断的精神血缘,“敬天法祖”也是他必须践行的准则,于是,思想情感上的超前与祖宗法规的不得不遵循,便造成他无路可走的悲哀,无法解脱的困境。与济度廷辩一节是写得很精采的。他之所以只有“苦笑”、“语塞”、“吃惊”的份儿,“产生输理的感觉”,“惨烈的大笑”,靠砸炕桌玉器来发泄郁塞的失败的痛苦,正是一个不自觉的超前者自我围困的反映。这一次打击给他心理上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后来的政变。他何曾绝对自由?一个比他的皇帝宝座更高的观念正威压着他呢。别林斯基评论哈姆雷特是“狮子的雄心和婴儿的意志”,移赠福临,不也十分恰当吗?济度的政变是失败了,但济度所代表的文化观念仍强大地包围着福临和乌云珠,这两个无与伦比的尊贵者,服饰是何等华美,心理又是何等孤独,在布满历史风雨的途路上,只有相濡以沫勉强扶持了。

然而,仅仅是这些,福临还不至于绝望到后来的程度,仅仅写出这些,也还不能说揭出了福临悲剧的深层原因。因为,对于既是威严帝王又是青春少年的福临来说,生命的鲜活,人性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领皇袍所难以抑制的,只要还有精神上的哪怕微弱的依靠,顽强的生命力就会支持下来,不至于为政争中的心理受挫遽尔万念俱灰。小说开始不久,有一段对福临容止神情的绝妙刻划,接着写道:“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伸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这譬喻真好。尽管“激流”被压制着,但它毕竟是激流呵。这股“激流”不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寻求“另一种感情”。它找到了,这就是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这一爱情,由于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由于具有抵御四周威压的作用,由于当事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血缘,形成了一种我们颇为陌生的美感。它是福临最后的防线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小说审美系统中的支柱。抽去了它,福临难免精神崩溃之虞,小说的审美结构也会坍塌。从显层结构看,福临是小说中的恒星、主角、中心,从深层的精神结构看,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才是中心和主脉。所以,这一爱情的描写是否深刻,能否挖掘到深藏的精神价值,乃是全书成败的焦点。这一爱情愈是描绘得真实深永优美,就愈能反射出福临后来一落千丈的悲凉,换句话说,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巨大的美的载体,然后让它毁灭,制造一件能彻底摧毁福临的东西。

那么,作者是怎样创造美,怎样描绘这一对风流帝妃的爱情悲剧的呢?我以为,作者的重构能力,自由想象的能力,给史料吹进人间活气的能力,外化自己美学理想的能力,在这一关系的描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才气洋溢,但也因用力太重,出现了一些令人惋惜的缺憾,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这一爱情的美丽动人,首先在于,它既切合人性的真实又饱孕着政治文化内容,水流花开,自然而然,非强力所能致,它既不象一般的男欢女爱,信誓旦旦那么俗气,却也不是始终脱不下皇袍、凤冠、戴着等级面目的别扭。福临是个偏于忧郁的,孤独的灵魂,渴望知音,早就在潜意识中物色美的圣象。佟妃的脸蛋虽漂亮,但那“开口贤淑敬谨,闭口才德容止”的背书式的呆木头相,叫他感到乏味透了。他不由自叹身世,说“还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在他尊为“玛法”的传教士汤若望的教堂,“神圣的天主圣母和玛法纯银似的嗓音,曾使他灵魂净化,飞得很高”,但一回到春风青草之中,蓝天白云之下,他又顿感“高处不胜寒,远不如人间的喜怒哀乐那么诱人”,此时的福临巳产生对“不胜寒”的“高处”的否定情绪,热烈向往人性的自由。他如痴如狂地追求乌云珠,正是突破樊篱,寻求真实自由的过程。当然,他不会料到,在神圣与尘俗,祖法与人性的交战中,他最终还是回到高处、空幻处了,不过那是后话。作者正确地把握了福临、乌云珠关系的“龙的婚姻”外形下的“人的意欲”的人性解放的一面。从初恋到成婚的一段,是可以作为优美的抒情诗来读的。虽然是从美色的魅惑开始,但那渴欲相见的冲动,朝夕思念的难熬,中道阻隔后的“面颊凹陷,眼圈发乌”以至沉疴不起,绝望中突然相逢的“相抱大哭”,“象受了委屈的孩子”,直至互通款曲,鱼水交欢的强大幸福感的冲击,都是摈弃神性,复归人性的绝妙好词。由于这一爱情一度遭到庄太后的阻饶,也由于乌云珠是有夫之妇,且洋溢着汉文化陶冶的新异光彩,遂使福临因距离感、陌生感而领略到偷吃禁果的刺激性。到乌云珠说出“以前,我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我爱福临胜于爱皇上”时,他们之间真有了生死不渝、之死靡它的坚贞情份,直可谓“但叫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