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族灵魂的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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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沅有芷兮澧有兰--评何立伟小说(2)

《花非花》(《人民文学》1985年4期)无疑是何立伟迄今最有份量最见出深度的一部作品。它依然保持了作者不重性格刻画不重情节组织只重“意绪”流动的特色,它依然保持了作者穿过,生活浮面叩问人物心灵波动的特色,它依然关注着人物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心理结构--生活中相对恒定的东西。然而,较前大为不同的是,“不变”的东西与剧变的东西渗透在一起,人物的“意绪”始终存在于现实矛盾的氛围之中,不再是没有绿叶扶疏的“孤花”。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逼近,社会变革潮流的暗涌,虽然并不以“政治化”的方式出面,但它无不在每个人物平静的心海里引起深层的颤动。风格依然是“淡淡的水墨意境”,而在“淡扫蛾眉”的外表下面,浓度和热度加强了。《花非花》是一坛醇酒,读起来平易简淡,读完后寻味起来却意蕴深永。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是苏东坡《水龙吟》一词咏杨花的句子,也许是小说《花非花》题名的出典。苏东坡有感于杨花柳絮东飘西坠,无根无柢,无人怜惜,既不能自主其命运,又难免风雨的揉损,便写了这首词。当然,何立伟决不会简单地袭用苏词的原意。也许,他是由此联想到自己钟爱的几个人物的艰辛、勇敢、有时不无寂寞的默默奋斗向上,才取了这么富于情思的题目吧?当然,小说的题名也可能来之于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那就是在讲不可捉摸的朦胧美了。

问题不在于题目究竟来自苏词还是白词,关键要看作品的底蕴。有人看到小说里有个叫马子清的教师正在撰写教育改革的论文,又看到小说写的学校生活,便认为它是反映了教育战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这,未免与小说的真正命意相距太远了。我感到,作者在《花非花》中的寄托是比较深远的。他不但要超越“校园”,而且要超越人物、超越情节,试图在更长阔的时空下谛视人生的悲喜剧。在作者看来,把握整体的生活流动比刻画一个正面的中心人物更重要。谁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呢?应该说,谁都不是。假若硬要派定一个,那就是生活本身。作者力图写出我们民族文化所凝结孕育的美--也许它“似花还似非花”,尚不为人们真正认识;要写出这“美”怎样与生活中积淀的丑相混凝、纠结、冲突,一齐在时代生活的万花筒里沉浮变幻;作者还要写出已死的与方生的,昔日的噩梦与生展的美质,怎样一齐组成了今天多彩多姿的生活。生活是那样平凡、单调、迟滞,不乏可笑可叹;生活又是这样的严峻、满溢、紧张,不乏可歌可泣。小说并不说教,也不疾愤和外热,作者象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哲人,仅以形象的潜力激起人们的思考:生活啊,你真该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随着一个癫子的一声惨厉的呼叫和人们戏嬉好奇的眼光,小说拉开了生活的帷幕。这惨叫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它若断若续地连结着一场恶梦。然而,眼前的生活毕竟是结实而崭新的。作者一支笔在校园里婉转,犹如推拉自如的摄象机,把多少人物和片断显现出来。每个人物都不“完整”,每一情节都是片断;但这些人物、片断合起来,就构成生活的“立方”。胥树良老师永远是“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他苦口婆心,劬劳成疾,正为学生偷偷使用了“爱情”这字眼痛心疾首,正为曾经用心血培养的一个班干部变成了自私的泼妇而失望,正为一个调皮生如今变成精明大胆的“个体户”而担心;王牌语文教师张化德,擅长“训诂”,相信他的教学方法是永世长存的;他总是把某权威夸奖过他的一封信和存折放在一起;脾气暴躁,永远怀念过去的汪老师,又捧断了几根教鞭;“永远留着五十年代革命头”的女政工干事邹汝荣,总是警惕地瞪大眼睛,总在检查人数,总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现在她正在私拆学生的信件;喜欢使用“故意”这个字眼的薛主任和总是“铁黑着脸”的曾校长,他们的天职就是管人,而人--教师和学生好象总是“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于是,两个青梅竹马的同学受到警告,一个敢于陪“社会上的人”看电影的女生被停学了……看,这就是校园里形形色色的人,周而复始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描述远不能概括小说的形象内容,更何况小说里有那么多深厚的意境和绝妙的细节,充其量这只能给尚未读过原作的人增加些实感罢了。其实,小说的色调何止于如此压抑和灰暗?带着顽强生命力的新生美,正在校园暗暗生长,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点点地冲刷着旧观念的围墙。比如,那个散溢着青春的英爽和热情的代课教师刘虹,就象她总爱穿的火红毛衣的颜色一样,给校园带来不和谐的色调和生机。她大胆改进教学程式,她用敏感细腻的心去领会文化的精华,去打动稚嫩的灵魂。她裸露自己的个性,又鼓励每个健康个性的成长。再比如,那个聪慧勤奋的英文教师俞建军,不但教好课,还不倦地从事翻译,他相信生命在于创造,自己的价值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

还有那个孑然独步,思想深邃的马子清,敢于向私拆信件的邹汝荣投去蔑视的冷眼,他是个韧性战斗的勇士。小说的结尾是含蓄遒劲的,好象不肯落幕也闭不了幕的戏剧:胥老师的殉职让人思量他的一生是喜剧,是悲剧?曾校长们是爱他抑或并不珍爱他?被解雇的刘虹老师能否回来尚属悬案;坚持业余翻译的俞老师为他的创作性劳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他还坚持吗……

值得玩味的是《花非花》中的“美”为何显得坚实、满溢而有生气,不似《小城无故事》中的“美”那样古旧、虚浮而遥远,为什么在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方式手法上,它们同样是“淡”、“保持距离”、“注重意绪”、“不动声色”,却给了我们热和冷的不同感觉?后者只是一个精粹的短篇,它所表现的传统之美,在某种意义上,至今仍有其审美价值,这是需要指明的。然而问题的根本好蒙并不在于篇幅和是否“传统美”之类。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何立伟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维生素。它使灵魂摆脱黑夜而得到光明与崇高的升华。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因而“美”也就“当然是文学的世界主题”。“这主题楔入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较之困囿于某一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固然就恒久而阔大。”(《关于白色鸟)》,载《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崇尚美、追求美,当然是每个作家的使命,说它是“世界主题”也无不可。问题是,怎样创造美,是不是“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美与丑是如此不能兼容并存吗?是否存在绝缘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美”?还有,是否“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就一定不“恒久”也不“阔大”呢?

就拿《花非花》来说,刘虹老师在课堂讲授《简爱》时的神态固然美,她混在学生里打排球的时候也美,可是只有到她被逼走,到她被邹汝荣们告密,到她的学生们为她鸣不平“罢课”,我们不才真正感到了她那生气四溢、充满活力的美吗?这“美”,是在与丑的冲突中显现的。再看俞老师,他也有一股蓬勃的美。究其美的实质,还在于他的富于创造力的个性与曾校长们的阴郁的抹煞个性的对峙。我们不会忘记曾校长和他的那次“谈话”,那么“客气”,又那么具有心理上的压迫力。这实质上是两种观念、两种文化心理的较量,虽然它并不以正面冲突的形式出现,但潜台词却极丰富。这实际上说明,唯有与真和善高度统一的“美”,才是坚实的美。美寓于生活之中,它是实践的、具体的、流动的,包含在矛盾之中。它可以超越时空,但首先必须紧紧依存于特定的时空。《花非花》的成功,不正因为它的作者不把生活看得那么纯净、透明和单一,充分显示其多元性,才使其美感生机勃勃吗?

相比之下,作者的另一部中篇《苍狗》(《十月》1985年2期)就显得逊色了。这里仍然有可资总结的创作问题。按说,它写南方一小巷“文革”全过程的沧桑变化,题材“重大”,却为什么又显得缺少底蕴呢?我欣赏作者写出了“一切皆变,无物常在”的时间流逝感。真所谓“逝者如斯夫”,所谓“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杜甫)。一条街上,“大脑壳”(高干)与平民百姓浮沉变幻,确有不少可笑可怪之处。幽默和辛辣也常从一些人的表里自相矛盾中滥出。但是,作者没有把浓烈的审美情感“投入”,反而尽量“退出小说”,遂使凝定在纸面上的东西,情趣有余,意蕴不足,停在表象上。不错,惨痛往事经时间淘洗往往发生微妙变质,可恨的或变可笑,可痛的或变可喜,但作者总不能变成一个纯粹超然的“看客”吧?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总得溶合起来吧?假若把生活比喻为转瞬即逝的河水,作家总要捞筛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以为,这里有个作家的姿态问题:究竟做“旁观者”、“参与者”,抑或“洞观者”?“参与者”(指直接参与其事)能入乎其内,有时又不免拘囿个人狭窄经验,缺少俯视眼光;“旁观者”倒能“出乎意外”,怕的是无动于衷,陷入相对主义。最理想的还是做个“洞观者”,洞观者“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庶几可以产生震烁时代的作品。

以上虽只谈何立伟的作品,所涉及的创作问题或不限于一人或一种,疏漏恐属难免。正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