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几句闲话。前些时候，读到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的一篇说理文《文学的“根”》旁征博引地叩询了一番文化与文学的往复回流关系；不久，又读到山东青年作家张炜的一封书信《文章最终有人识》，从容不迫地解析友人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深挖文化土壤怎样孕育了独特的精神和底气。接着，又有郑万隆的《我的根》。几位的文章全无高头讲章的古奥，却又见解新颖，文采飞扬。它们的更值得注意处，还在于明朗地亮出了今天一大批作家向文化领域刨根问底的意向，传递了当代文学日益重视发掘文化深层结构的信息。的确，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文化意识已见浓厚，很多作家不再满足于浮面地完成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主题，却向精神的潜渊投石问路了。试看，《棋王》里那位颇受了一些“法自然、尚无为”的庄禅文化熏染的智慧之子王一生，《美食家》里寄食于烹调术发达的东吴一带的譬餮之徒朱自治，京都里没落贵族文化培植的不肖子孙“那五”，天津卫近代武术精英和近代人格理想铸造的“神鞭傻二”……他们之中哪一个不是被传统文化的巨大浮力托出水面的呢？写吃、喝、穿、住、写挥拳、下棋、玩票、嗅鼻烟，写经挤体制改革，写价值观念的变迁，写整个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蜕变，固然绝非文学的终极目的，然而，一个人物倘若没有血色鲜丽的文化“水土”的滋润，怕也不能算成功人物。关于文化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其与文学的关系来看，大约作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心理素质、风俗习尚之“综合”的狭义的“文化”要来得更为密切一些。科技可以“拿来”，学术可以“借镜”，体裁可以“模仿”，唯独“文化”，还得靠自家的果树结果子。所以，目前众多作家的重视研究文化心理，也是其来有自。
正是在上述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上，在探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潮流中，目前在湖南，继韩少功、叶之秦（《我们建国巷》的作者）们之后，又有一批更年轻的新作者惹人注目。何立伟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谈起他，谈起他的短篇如《小城无故事》、《小站》、《白色鸟》、《石匠留下的耿》，中篇如《花非花》、《苍狗》等等，人们大多称赞其语言淡雅自然，有散文诗的韵味；意境戛戛独造、有水墨画的情趣；结构精致，有如诗中的“绝句”；再进一步，也许还要谈到他敢于打破小说与散文与诗的疆界，不以塑造人物至上，不以编纲情节至上，等等。据一篇文章介绍，何立伟自称他“只重那么一般意绪，那么一种淡淡的水墨意境”云云。这样的说法，包括作者的自我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这些特点也确是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特点。他若是“春江花月夜”，别人可能是“十面埋伏”；他若是“柳丝花朵”，别人可能是“金蛇狂舞”；他若是流水弯弯，别人可能是大江东去浪千叠。不过，这种说法虽不错，却毕竟只抓到了他小说的一些外在性东西。要闻他的小说所独具的审美价值，其终极原因何在？既然他自言只重“意绪”，这“意绪”又究竟包含了些什么？我想，这才是实质之所在，不管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正在这一点上，他的小说便与开头的那段“闲话”发生了关系。
且看《小城无故事》（载《人民文学》1983年9月），它确是精致的短篇，整个节奏有如长沟晓月去无声，淡淡的愁，幽幽的情，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带人到朦胧沉思的境界中去。它的开头写小县城的孤寂：“护城河绕那棋盘似的小小古城一周，静静蜿蜒”，蓦然令人忆起《边城》的开端，可以见出沈从文的潜在影响从作者笔下不自觉地流出。小城既是这般清幽，城中人的日子又是这般平淡，用如此笔墨也就不足为怪。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这里没有“故事”。卖荷叶杷粑的和卖葱花米豆腐的，生意并不好，大家却也相安无事。有个患了“花癫”的女精神病人出现在街口，人们怜悯她、同情她，出于善良的天性，还要给她几个杷粑和一豌豆腐吃。小城中人，奉信知足的人生观；把人们粘连在一起的，是几千年传统的行为规范，所谓“仁者，人也”。可是，三个出差的陌生客踏进了小城，吃小吃，观风光，觉得别有滋味。他们发现了那个美丽的女癫子，不知出于“无聊”抑或“寻开心”，流露了一丝儿嬉戏轻薄的态度，小城便突然变得沉默而且愤懑。陌生客买东西碰壁，打招呼无人回应，金钱居然也释不开冷淡的气氛。于是，陌生客惶惑莫名，有“几多疑云，几多怅惆”。要说有事，就这么一丁点儿事。我们欣赏作品的诗境，其中的意蕴也忽视不得：它让我们思索人生，甚至省察自己的灵魂有无斑点；它更让我们看到，小城居民所抱的，正是“贵义贱利”的传统非功利文化心理。美，即使是传统的吧，就这样从小城幽静的上空升起，宛如一轮静夜里孤洁的皓月。
这是否太静穆了一点呢？这种“美”，有如无波的古井之水，带有孤立绝缘的封闭性，作者也带着超功利的“静观”姿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要说它发生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前，我也是相信的。小说固然写出了相对不变的民族心理状态，但它终究为了这种“美”的孤洁而把时代生括淡化，纯化、净化、固态化了。比起《小城无故事》，另一短篇《小站》（《上海文学》1984年10期）就旋动起来了，加浓了人间烟火之味；虽然仍旧旨在发掘生活表层下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但一切是“活”的，是“动”的，结实而可触摸。一个挺好的守车员老赵，耿直、严肃、憨厚，从不接受小恩小惠，却又不乏人情味：搭他的车是可以通融的。然而，当他看到车厢的角落里依偎着一对情意缠绵的男女，居然在夜色中敢于“打啵”（按吻）时，他的善良、忠厚的忍耐便一下到了极限。尽管这是一对多么纯真的青年：那女的有一双“受惊的小鹿的眼请”，那男的则是“一张很有生气的睑、热情大胆的脸”，老赵依然不能抑止他发自心底的奠名愤慨。“注意啊，我这里是工作地方啊！”“什么名堂呵！”“你要来这一套，你在你家里来好啦！”这便是老赵的一连串警告。那位美丽的姑娘“用流水一样的声音”申辩：“我们没干什么呀，师傅。”“没干什么？你把群众当阿斗呵？我这里是工作地方！”--多么难以沟通的心灵！多么隔膜的精神障壁！要说老赵反对自由恋爱，那委实有些冤枉，那么他究竟反对些什么呢？守车人老赵对“性爱”的病态的嫌恶，自我紧缩的“中庸”、“含蓄”的伦理观念，视男女恋爱为秽气的“无性”文化心理，决不是他个人执拗的怪睥气，而是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生活方式怎样在各种缝隙里激起传统文化心理的顽强“自卫”。那一对情人终究还是被耿直善良的老赵中途撵下了火车。我们禁不住有些怅惆，这种“情绪”真够琢磨的。
由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何立伟观照生活的眼光：政治上的大争斗、经济上的大变革、道薅上的大善恶，他都不去直面迎视、正面展视。他关注的是平淡中的蕴藏，是几乎无事的生活下面，由于文化心理的差异引起的轻微颤栗。这也是一条路子，一种方式，他完全可以沿着这条路节节开拓，营造自己精神的艺术新夭地。
然而，这条路上并不是没有歧路和岔路。仅从以上对两篇小说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两篇小说同样是“只着重一股意绪”，却有静止和跃动、苍白和鲜丽、陈旧和新异的重要区别，并且潜藏着两种貌合神离的文学观念。我愿坦率地表示，《小城无故事》固然精致，固然也涉及到文化心理的底蕴，固然“辞溢于情”--形式上很考究，但它颇象一轴颜色发旧的山水写意画，在沈从文、废名等前辈作家那里不难找到，甚至可以“乱真”。作者之创作它，更多地是受到书卷的熏陶和启示的结果。不可否认，它也是一种“美”，孤洁的美，静态的美、封闭式的美。这种美，与真、与善、与内在变动剧烈的实际生活的脱节是明显的。依我看，作者为了完成他心目中孤立绝缘的美，有意把它同现实生活的差距拉大了。“距离”是必要的：距离过小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陷入直接的狭隘的功利目的；距离过大，则可能为了“美”而忘了“真”，可能只留下姣美的面目而抽去活泼的血液。《小站》就不同了。老赵、恋爱中的青年“我”、妻子等人都充溢着一种活气，小说是活的生活肌体上的一个切片，其中渗透着无处不在的文化心理上的新旧冲突和牴牾，尽管它以那么微妙的形式显现出来。
我知道，我的看法大概不全为作者所接受，说不定还会被误解为又在鼓吹急功近利的“题材决定论”。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呢？何立伟接下来的中篇小说《花非花》和《苍狗》的得与失，不是对于如何看待“美”的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