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族灵魂的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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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我的心哟,在高原--评《麦客》

漫漫历史,悠悠岁月,曾经把多少斑痕、多少苦果寄殖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庞大肌体上。旧时代有所谓典地、典妻、典子之类惨剧上演不衰;从空漠而饥馑的土地上流亡的农民,又有多少蹒跚着加入了诸如“煤客”、“金客”、“骆驼客”、“脚伕”、雇工长长的行列。走西口、闯关东、下四川……一路之上,洒向人间都是怨。这种种痛心现象,自然逐渐被新生活的脚步踏碎了。可是,历史常常不肯收回它最后的一缕阴影,现实中永远有历史的精灵,历史中也总会有现实的倒影,只要是真实而非虚假的生活,就不可能不是现实与历史的扭结。比如“麦客”--在麦收季节到富庶地区帮工者之谓,居然至今还残留子黄土高原某些土地贫瘠的角隅。就象小说《麦客》所写的,甘肃庄浪县的吴河东父子及其乡邻们,每值旧历四月天,便背起简单的铺盖卷儿,下到八百里秦川,暂时充当“麦客”,然后再回头收拾自己的几亩薄田。只要想到中国之大,地域之广,经济还不够平衡;想到责任制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贫穷一扫而光;想到如今的“麦客”与昔日的“麦客”已有根本区别,想到喜剧不能离开悲剧孤立存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些“麦客”不得已的苦衷和这一特殊现象延续至今的原因了。

这一次,等待着吴河东父子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悲喜杂糅的戏剧?在他们的一番“麦客”经历中,有什么让人颤栗、寒心、炎凉、温馨、炽烈的事情发生吗?在黄土高原的深处,又有什么让人惊喜、悸动的声音传来吗?

对于一部较为深刻的作品来说,首先需要正视现实、正视历史,进而达到现实与历史的贯通交凝。它不是无能为力地用抽象原则和一般趋势的“说明”来替代对独特生活现象的剖析,而是不仅敢于描绘独特生活现象的真实形态,又能越过这形态的表层,进入人物心理结构深层的变化,揭示哪怕是缓慢的却又是真正的生活的意象交错、缤纷多姿,获取了对一个短篇小说来说相当可观的生活体积。

心理感受上的严酷的真实感,处处渗透在小说的艺术画面中。“麦客”与“掌柜的”,同属胼手胝足的农民弟兄,同是堂堂正正的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政治上绝对平等;可是,经济上的贫富差异,地理气候条件上的薄厚优劣,却象一条无形的沟壑,给这里各个人物的心理上造成了贵贱意识的分别,他们自己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这贵贱之分。尽管“掌柜的”一团和气,骨子里不免暗藏着冷服和戒备;尽管“麦客”们自由而嬉笑,心底里何尝没有心虚胆怯和自惭形秽?他们啃着自带的干粮,陪着笑脸,寻求主顾,讨价还价;他们把给儿子娶妻,给妻子治病,把盖房……把许多微末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个黄金季节里了。这使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沉重的历史,看出那种宣言农民已经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乐观主义多么可笑。当我们看到,儿子吴顺昌晚了一步,没紧跟父亲赶上招揽一批“麦客”的机会,手扳拖拉机的车帮,扬起秀气的脸,用“爸爸,爸爸……你把我要下唦”这样的称呼央求着主顾的时候,怎不感到肺腹酸柔,百感丛生?这种把主顾称为“爸爸”的声音,我们曾在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听到过,在旧社会的甘肃城镇街头乞丐口中听到过,不料这声音在八十年代初的西部农村还没有消失。多么惨厉而难以消泯的声音啊!他真正的爸爸吴河东已随拖拉机远去,他则被临游山地一位青年妇女雇去,父与子暂时分手了。人啊,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摆脱卑微的精神困境?经济,这看不见的巨手,还紧紧攥着庄浪“麦客”们的肉体和心灵。

吴河东父子暂时分道扬镳,各自去为他们的“掌柜的”卖力。于是,随着他们交错杂沓的足迹,小说的艺术触角向生活深处伸去,我们眼前卷舒着陕甘农村当今复杂纵横的精神面貌,世态风情,冷心热肠,忧欢苦乐。父亲吴河东走进平川里“冒尖户”张根发的麦田,除了主人虚伪矫饰的热情,他连早饭也没吃上,就钻进厚密的麦田挥镰收割;儿子吴顺昌踏进临游山村一个“白货什”(地方病造成的畸形白痴)家的小院,还没干活,俊秀的主妇水香却已捧出“油泼面”款待,他过意不去,局促不安;老父亲直累得腰酸腿痛,默想着凑足“彩礼”为儿子娶亲;儿子埋头快割,盘算着挣了钱好给妈治病;平川里的“掌柜的”张根发,脸泛油光,精明却又诡诈,正为他抓住了四个中年劳力暗自得意;山村里的女“掌柜的”水香,一双深汪汪的眼睛,洒脱、热情却又暗含幽怨,她看着顺昌,“心上忽地涌上来一股子苦味”;张根发的“热情”中透出冷酷;水香的沉默中潜伏着灼人的青春热力……

同在一片艳阳下,同是挥镰割麦人,可是,人跟人是多么的不同!《麦客》所表现的,不是由穷变富的喜剧,不是一见钟情的热恋,不是历史遗留的棘手难题。它要探索灵魂里的秘密,心灵中的震颤,它让麻木的心、冷酷的心、热烈的心、悔恨的心、忠贞的心之间撞击出火花来。也可以说,它的作者要挖掘灵魂中溶解的历史内容……

你看,即使同是苦出身的劳动者,由于生活的变迁,也可以“咫尺人远天涯近”,心与心隔着一层厚障壁。在吴河东的意识里,更多地积淀着、淤塞着历史的因素。这个当年的硬汉子,也曾挑头作过“当场的”(“麦客”首领),也曾赤手空拳捕杀老鹰,他的一生都在与贫困搏斗。可是,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地理的、左倾路线的多种原因,三十多年了,他还是个“麦客子”。他愚昧,他粗犷,他用打老婆的方式发泄郁闷,内心深处又疼爱着相依为命的老伴。他正直,他讲良心,他曾用棍棒打过“夹带”了一根杉木的儿子。虽然儿子偷木材为了母亲的病,他还是喝着:“我打你个贱骨头!”可是,就是他,为了多病的妻,娶不起亲的儿子,竟偷了张根发的手表。这种“偷”包含着既狭隘又愤慨的农民的报复主义潜意识。听着他呜呜地自谴着“我吴河东是个贼呀!”“唉,我不配是个当爸的!”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吴河东对自己的命运和贫穷的原因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不能全怪他。事实上,在小说结尾他斥责和错怪儿子的声音里,已可感到他渐渐苏醒的心。我想,“掌柜的”张根发,大约也曾是个苦出身吧(从他割麦情况可以看出)。但平川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加上政策的优越,他本身的精明,使他“新瓦房齐整整地盖了一院”,四个孩子全是干部,一下子冒了“尖”。在他对待“象头累倒了的牛”似地卧在大树下的亲生父亲的态度上,在他对待“麦客”们外热内冷的刻薄寡情上,我们难道没有嗅到某些旧日压迫者的气味?当然,他再也不可能成为剥削者了,但剥削者们的道德遗产未必就不会腐蚀张根发式的农民。

假若在“掌柜的”张根发和“麦客”吴河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分化变异的征兆,那么,在吴顺昌和水香这一“主”一“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颗善良而又焦渴的心的一齐跃动。他们的关系所反映的内容,比通常所谓的爱情要多得多。顺昌,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始终逆来“顺”受着命运的播弄。他老实、勤苦、孝敬父母。如果生活不来个极大的变动,他的命运也许仍然顺从“惯性”,象父辈,象亘古不变的黄土高原一样也缺乏生气吧?难道他不是一个因经济贫困造成的“被剥夺者”吗?都二十六、七岁了,还娶不起亲,“连女娃的手都从没摸过。”生活欠他的债太多了!其实,女“掌柜的”水香,尽管有权雇用他,有权决定报酬的多寡,在物质上比他优越,而她何尝不也是一个“被剥夺者”呢?她的幼年,被“贫穷”从庄浪驱赶到了临游;她的青春,还是被“贫穷”转嫁给了一个“白货什”。她被剥夺的是青春、幸福、爱情、理解,是一个女人正当的合乎人性的生活。这种剥夺难道不是加倍地残酷吗?形成这一切的历史原因是很复杂的。在经济复苏的今天,水香从顺昌身上发现了自己,顺昌呢,也从水香身上得到了生命的激发。这是伟大的觉醒和发现!他们有权利向黄土高原索回自己的青春和幸福。顺昌感到,“他真正尝到被人看起、信过、当人的甘甜滋味还是头一遭”;水香呢,则感到“有一股顽强的力,在她身上冲撞起来”。

他们最终都在自己心造的“闸门”前停住了步。这一对黄土高原的儿女,紧压着如火的爱欲,还恪守着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规范,没有“晚上……到东屋里”。连这一点也是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我们不仅叹惋他们的胆怯,却应充分理解他们高尚优美的心胸,更应相信高原儿女终究会扯断精神的羁绊,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创造活力。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分别遗憾。虽然在离别的路口,顺昌在水香失去了血色的脸上亲着,“一股流不出的眼泪,才从水香紧闭着的服睑里涌流出来”,一时愁云惨雾笼罩。但是,应该相信,他们最终都会找到幸福的,因为开明的和蓬勃的生活已经预示着乐观的前途。虽然,他们可能是迟到的醒悟者。

《麦客》的故事结束了,它无疑终究还是一出与悲剧仅有一步之隔的喜剧。吴氏父子踏上了归途。“麦客”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可能延续不了多久了。吴河东流着悔恨的泪交出了“脏物”,吴顺昌泣别了水香,还有那虚掩的房门。眼泪可使心灵净化,觉醒已经开启。此刻,我仿佛听到,古老的、沉寂的黄土高原的深层,有一种惊蛰的、翻动着沉重身躯的声音。它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

近年来,富有雄浑高原气派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张贤亮培植了浑茫深沉的《绿化树》,张承志赞颂着气魄宏大的《北方的河》,路遥站在陕北高原俯视《人生》,包括这个篇幅虽小内容丰满的短篇《麦客》。它们是否意味着一种雄浑刚建的所谓“西部文学”流派诞生的消息呢?

我爱黄土高原上淳朴的人民,我爱听高原上响遏行云的高亢的歌声。请允许我借用彭斯的诗句--

我的心哟,在高原!

198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