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私德不只是讲个人的“独善其身”，还包括“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所谓公德，就是要“人人相善其群”，“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
毛泽东深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在修养品性的过程中，强调“做事论理论法”，即办事要出于公心，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则，做到公私分明。
他在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的信中，谈到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时说：
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这就是他交朋友的原则：公私分明，做事按公德办事，坚持原则，“论理论法”；私交以私德相处，讲究感情。
彭璜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湖南学生领袖，五四之后加入新民学会，后来，在驱张运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进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都与他有过十分亲密的合作。就私交来说，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对彭璜的评价是：“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有。”可是当他发现彭璜的缺点之后，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毛泽东曾毫不客气地在给彭璜的信中列数了他的十条缺点。
彭璜曾扬言要“征服”易礼容等人。对此，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他说：
过矣过矣！人那（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彭璜处理内部矛盾的错误方法，而且认为对于主义等原则问题，决不能相让，“不得不争”；而对于朋友之间的非原则问题，往往是涉及个人利益，应该相互让步和照顾。
这一原则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人际交往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十分崇拜的，视之为“楷模”和“思想界的明星”。
毛泽东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体育之研究》。当毛泽东去拜访已是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文科学长时，尽管毛泽东的湖南方言让陈独秀听起来十分费劲，但他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相反，他为这位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人的观点感到欣慰，两人成为知己。
1919年，当得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毛泽东义愤填膺。
1920 年，毛泽东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多次与陈独秀见面，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选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陈独秀也十分赞赏和信任毛泽东。当他和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便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党，同时寄给他一些进步书报。毛泽东接到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很信赖，也极力推崇他。在中国共产党三大的报告中，陈独秀对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高度赞扬，说他们的工作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做得好。
由于湖南的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崇，毛泽东于1923年5月被调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在党的三大毛泽东选为中央局委员和秘书，成为了陈独秀的助手。
可以说，直到1924年底毛泽东因病返湘休养以前，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是好的。
可是，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陈独秀的观点逐步发生分歧，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彼此意见更是尖锐。陈独秀甚至利用其权力，压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
从此，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他与陈独秀的认识过程，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当他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之后，认识到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时，他非常尖锐地说：陈独秀的意见是跟着许克祥走了。他甚至认为陈独秀有反革命嫌疑。
以后，随着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与他的私交也中断了。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37年，陈独秀从南京监狱获释后，毛泽东曾邀陈独秀到延安工作，后来由于康生从中作梗，此事才不了了之。
后来毛泽东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时，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并说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这就再次说明了毛泽东“做事论理论法”的一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