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城到永州：一位躬耕于传统文化的大学者
杨金砖
在我的师友圈中，张京华教授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他不仅以扎实的知识功底、敏锐的学术视觉、特立独行的耿介精神见称于同道，而且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更让人景仰与叹服。他以拼命三郎的勇气与毅力，夜以继日地躬耕于学术的田园，他是最执著的思想者，亦是最辛苦的领路人。
余秋雨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将已经弄懂的东西交给课堂，将可能弄懂的东西留给学术，将无法弄懂的东西交给文学。”余秋雨先生道出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外在区别与内在联系。其实，教学与科研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异。孔子曰：“教学相长也。”这里的“学”不仅仅是“学习”，更有“学问”、“学术”之意。因为“欲明明德于天下”，其致知格物，片刻也离不开学问与学术的研究。张京华先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明德于天下的学问之途，躬身潜行。
一、潜心诸子研究与古史考辨
张京华先生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凡二十余年，在北大那座大师林立、学术唯尊的圣殿里，张先生不仅炼就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学人品性，更炼就了一种“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与敏捷深邃的学术视野。
张京华先生秉承学术务真、工作务实、传道务诚的信条，艰辛跋涉。也正因为他的辛勤耕耘，他有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收获。近十年来，他相继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达100余篇，还出版了十余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譬如，他对中国学术史的条分缕析、对古史辨的发幽探微、对《庄子》的注疏和新解，不仅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更是给人开启了一种新思维。
其近年出版的《庄子注解》、《庄子导读》、《庄子哲学辨析》、《中国何来轴心时代》、《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近思录》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一出版就被《光明日报》、《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华读书报》等重要媒体转载和评介，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其对近百年来疑古思潮中的一些重要学术论著的逐一评述，多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譬如：认为“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清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分歧”，这一论断，可谓是一语中的。
张京华先生以翔实的资料、缜密的逻辑去求证古史辨派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尤其是对“顾颉刚难题”的诠释，可谓是纵横驰骋，汪洋恣肆，娓娓道来，文采炳蔚，字字珠玑。实证主义的确是一种不错的科研方法，“层累说”的提出，将古史研究置于科学的范式之下，其意义是开创性的。顾颉刚的“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逻辑看上去很严谨，但是细细去想，这里存在一个逻辑悖论。因为古史“造伪”的前提本原于假设，而非结论。张京华先生的详细论述使我们对近百年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有了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这不能不令我崇敬和感佩。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读完《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书稿后说：“是一部观点新颖、材料丰富的好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郑光教授也大为褒赞：“资料丰富、扎实，观点新颖，不落旧的窠臼，是对现代学术思想的一种清理和反思，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于还应深入讨论、正确评价疑古派的学术之未来，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些顶尖级的专家、学者的话语里，足见张京华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卓著影响。
二、关注永州文化资源挖掘
张京华先生自北京到洛阳，然后又从洛阳来到永州。别人说人往高处走，而他却逆其道而行之。有人曾私下问其在永州的感觉如何，他多是笑曰“不错”。显然，他这里所说的“不错”，并不是工作环境与生活待遇，而是指永州这个地域上所留下的历史文化。因为他自2002年夏来到永州之后，发现这是个地域偏僻、经济落后的荒服小邑，但其历史文化却异常丰富。
从虞舜而下，千百年来，这里有虞舜的德孝文化，有自元结、柳宗元而下留下的大量诗文题刻，有宋明理学始祖周敦颐的濂溪故里，有怀素、何绍基的书法文化，有世界独特的女书文字，有瑶族心中的麦迦圣地——千家峒，尤其是摩崖碑刻之多更是一绝，从祁阳浯溪到零陵的柳子庙、朝阳岩、淡岩，再到道县月岩，从宁远九嶷山的玉琯岩，再到江华的阳华岩，潇湘大地，凡有奇石，必有奇刻与奇文。据《湖南省志·历代碑刻》一书所录：从秦汉至宋的古碑，永州几乎占整个湖南的一半。清人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所收录的湖南石刻3500多篇，观其内容，大多来自永州。因此，张京华先生深深地被永州的历史文化资源所吸引。一次张京华先生在道县参加濂溪研讨会，参观濂溪故里，见一涓涓清流，清莹秀澈，蜿蜒而去，远与潇水相接，于是，心中一动，得一妙联：“此脉接潇水、接湘水、接江水，原原委委；其风本四风、本二仪、本太极，有有无无。”此联后被收录进《永州楹联集锦》一书。
但是，每当看到历史古迹被人为损毁，人文资源不被政府重视，他虽莫可奈何，但总是尽一位学者的良知和道义，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心声。譬如，2006年春夏之交，零陵区石角山上的宋代石刻因修建日升大道而遭致损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去考察，发现原本风景优美的石角山已是面目全非，幽静的小隐洞被炸开，许多题刻已了无踪影。于是，当晚便写下《遗产日里说遗产》一文，在文章中无不痛惜地指出：“永州久以衣冠文物享誉天下，如今地面建筑多已不存，摩崖石刻也许是藉以追怀古风的唯一孑遗……一条正待启用的水泥公路从山的正面碾压而过，削断了凌空高过山树的石角，北宋石刻全部粉碎，小隐洞已完全炸开，仅余小部结成钟乳状的石壁。山的南、北、西三面都在采石，筑路用的碎石。村民说，采石仍在继续，山上已有打好的炮眼。炮声会不会在6月10日(遗产日)这一天打响，也许……”该文在《永州日报》、《柳宗元研究》等刊物发表后，引起市里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才使大劫之后的石角山留有些许残迹。
张京华先生以他者的眼光，审视着这些曾经辉煌灿烂的地域文化，他不甘心让其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消亡、迷失，而他自己一个人又的确势单力薄，于是，他一方面广泛参与有关文化活动，进行倡导与呼吁，以引起同道的关注；另一方面结合自己所开设的课程，在学生中成立一些永州文化研究小组，与文博部门合作，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实物拓片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悉心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激发学生对本地文化的研究兴趣与探索热情。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有数十位同学经张京华先生的指导而走上科研的道路，并撰写了一大批有一定原创性的学术论文，使同学们在本科的学习过程中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学术上的锻炼，其中部分同学的论文还在学术刊物上得以刊用。在研究生都为发文章为难的当下，在校本科生却能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学术论文，这一现象非常难得。尤其是符思毅、欧阳衡明、刘瑞、汤军诸位同学，在张京华先生的指导下，还相继整理出版了《九嶷诗选》、《湘妃诗选》、《朝阳岩诗刻》等专著，在学术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这些实战性的训练，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磨炼了学生的意志，而且系统地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为日后的研究性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永州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度开掘，使其从尘封的记忆深处跃升到现实关注的层面，进而成为促进地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张京华先生的引领下，相继被省社科基金、省社科联、省教育厅立项的有关永州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课题已不下10项，出版的著作多达20余部，大大地提升了永州文化的学术水准与研究基础。
谈起张京华先生，老教授唐朝阔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张京华比永州人还永州人，他对永州文化的贡献在很多方面早已超出了我们本地学者。”原永州市文联主席胡功田先生褒赞道：“张京华教授是我最敬慕的一位真学者，他的执著与博识，为永州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开掘点燃了一支烛火。”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
二手书
王晚霞
开始认识书这种物件儿的时候，总是喜欢新的纸张，新鲜的颜色，分明的字迹，独特的气氛。每年开学领到新书都先翻一翻，好像是和每本书的见面会。新书带给我的是如恋爱一般一季一季的激动和紧张。
念书时间长了，逐渐对新书失去了兴趣，喜欢读旧书。这种变化尤其在西北大学读书时为甚，那个时候借书是用借书卡的，借阅过此书的人都要在后面的卡片上面留下大名，所以在图书馆时常读到一些当时有名教授读过的书，莫名的激动，好像从中可以发现考试题目似的。当时比较系统地读过的是作家巴尔扎克的书，12卷的《巴尔扎克全集》全部读过一遍，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一位前读者在卷中写下一句句的读后感，看完上一句就一直期待着下一句读后感的出现，甚至在别人有感慨而自己没有的时候，还会惭愧一番。
到福建师大的时候读书已经是“饥不择食”，顾不得新旧了。一股脑儿的书全部都借来，刚刚入学的时候看见师兄抱着堆到下巴下面的一摞书从图书馆出来惊讶不已，学习需要这样子？不久发现，每次去图书馆都要提着以纯最大号的购物袋去，以纯的购物袋非常结实耐用，即便如此，袋子在几年间也是提坏了一个又一个。以前看到一本三四百页的书都不敢预计要多久才能看完，说不定要很久，现在每次看着那样的书就觉得，那也只是半天时间而已。那个时候休息的时间总是去古旧书店，一次次去打捞“漏网之鱼”。还记得在入学教育中时任副院长、现任院长曾说，他每天必看四百页书才会去睡觉，当时被自己的口水呛得半天都合不拢嘴，觉得他是真的神仙，后来读书期间发现，如果自己愿意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那种收获累积起来的满足也是十分优雅的。
对古代文化感兴趣的人，难免总是在古书中游荡，看古旧的书、别人看过的书自是常事。看旧书习惯了，反而对新书莫名地产生不信任。直到那本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打破了我对旧书的信仰。某天开始，我觉得应该复习一下英语了，于是找到一本某校指定的神话书，借来旧的读。打开一看，当即晕倒了半个小时。学习英语嘛，总有陌生和似是而非的单词，习惯了用三角形来标识，一看，三角形全被某人标识过了。好吧，那用圆圈标识吧，天，书上到处是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各种怪样的圆圈！那，用直线吧，God！直线已经划得力透纸背了。那要不换颜色来标，黑色？已经四处弥漫了。蓝色？像坐台小姐涂的眼影，已混乱得无法辨认了。红色？类似芙蓉姐姐的红裙，已经快包裹不住她了。还好，精英们发明了记号笔。橙色、绿色、黄色，人们惯用的，都已经被削得尖尖的在这本书上奋战了许多年。
只好作罢，终于明白，喜新厌旧原来是这样被迫的。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父亲的书桌
龙波婷
记忆里，父亲有一张书桌。
那张书桌不知是什么时候来到我家的。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它就已经立在那里，敦厚木讷，和父亲一样。
父亲极宝贝这张书桌，不容置疑地将它纳为自己专有，不许年幼淘气的我们靠近胡闹，也不许母亲把她那零碎的鞋底样子和花布塞到他的书桌里。父亲是这样爱护它，为此，我一度嫉妒这书桌，常远远地站着，歪着头狠狠瞪着它光亮如在炫耀似的油漆，怨恨它分走父亲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