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例子都和攻击农作物的昆虫有关。那些传播疾病的昆虫怎么样呢？在这方面早就有过警告。例如，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喷药一直密集地进行着，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就停止了。一时间，成群传播疟疾的蚊子重新侵入该岛。当时，所有捕食蚊子的昆虫都被杀光了，新的种群还没有时间发展起来。因此，蚊子大量爆发是显而易见的。马歇尔·莱尔德描述了这一情形，他把化学控制比作一辆脚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就会因为害怕后果而停不下来。
在世界上一些地方，疾病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喷药发生联系。出于某种原因，像蜗牛一样的软体动物看来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多次被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沼地喷药而造成的生物大屠杀中，唯有水生蜗牛存活了下来。那种景象就像描述的那样是一幅骇人的画面——像是由超现实主义者的画刷创造出来的东西。蜗牛在死鱼的尸体和垂死的螃蟹中挪动，吞食着死于致命毒雨的遇难者。
但是，这为什么重要呢？这一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水生蜗牛充当着危险的寄生蠕虫的宿主，这些蠕虫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一部分时间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在人体中度过。吸血虫就是一个例子，它们通过饮用水或当人们在感染的水里洗澡时穿过皮肤进入人体。吸血虫就是通过蜗牛宿主进入水体的。这种疾病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尤其盛行。吸血虫出现的地方，有利于昆虫大量增长的昆虫控制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由蜗牛传播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鹿、兔子和各种其他的温血动物中的肝病都可能是肝吸虫引起的，这种肝吸虫的部分生命周期是在淡水蜗牛体内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感染的动物肝脏不再适合作为人类食物，而且照例要被没收。这样的废弃食材使得美国牧牛人每年损失350万美元左右。任何会引起蜗牛数量增长的行为显然会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问题已经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却十分缓慢。那些大多数最适合去发展自然控制并协助付诸实践的人却一直过分忙于在葡萄园里实施更具刺激性的化学控制。据报道，1960年美国只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学控制方面的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受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向大学里投入大量金钱来支持杀虫剂的研究。这就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职位。另一方面，生物学控制研究从未被授予这样的帮助——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许诺任何人会像在化学工业中那样发大财。这些工作就留给了州和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地方的薪水要低很多。
这种情况也就解释了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即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主导提倡化学控制。对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进行背景调查时发现，他们的整个研究项目都是由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甚至他们的工作本身都依赖于化学方法而得以长存。那么我们还能期望他们会咬那只喂给他们食物的手吗？但是在知道了存在的偏见之后，我们能给予他们认为杀虫剂是无害的抗议多少信任呢？
在为化学药物成为主要的昆虫控制方法的普遍欢呼声中，只有少量的报告是由那些少数的昆虫学家发表的，他们没有忽视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而是生物学家的事实。
英国的F·H·雅各布声称：“众多所谓的经济昆虫学家的活动可能会使人相信最后的拯救就存在于喷雾器的喷头……他们相信，当他们制造出昆虫再起、昆虫抗药性和哺乳类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们就会研究出另一种药物来治理。这种观点在这里并不成立……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提供出害虫控制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法。”
“经济昆虫学家必须意识到，”新斯科舍的A·D·皮克特写道，“他们是在和活的东西打交道……他们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的杀虫剂测试或寻求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化学药物。”皮克特博士就是致力于研究全面性昆虫控制方法的先锋，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我们只有在这个由加利福尼亚的昆虫学家发明的综合控制计划中才能在这个国家找到一些有可比性的东西。
大约35年前，皮克特博士在新斯科舍的安纳波利斯河谷的苹果园里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那里曾经是最密集的水果种植区域。在那时，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是无机化学药物——能够解决昆虫控制的问题，人们还相信唯一要做的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推荐的方法使用。但是这个美好的憧憬没能实现。不知为何，昆虫仍在苟延残喘。人们投入新的化学药物，发明了新的喷药设备，喷药的热情持续增长，但是昆虫问题没有任何好转。后来DDT承诺说会“驱除”苹果蠹蛾爆发的“噩梦”。但DDT的使用真正带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我们只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另一个问题。”皮克特博士说道。
然而在这一方面，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摒弃了其他昆虫学家的老路，那些昆虫学家还在追寻着鬼火般的越来越毒的化学药物。意识到他们在自然界有一个强大的盟友，皮克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规划，那就是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控制与最小限度地使用杀虫剂相结合。即使是在不得不用杀虫剂时，也只使用最小的剂量，使其刚刚足够控制害虫而不至于对益虫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合适的洒药时机也包括在内。如此一来，如果尼古丁硝酸盐是在苹果花变成粉色之前而不是在其变色之后喷洒，那么一种重要的捕食性昆虫就能幸存，这可能是因为在苹果花变色之前它还处在虫卵阶段。
皮克特博士对化学药物的挑选极为注意，使其对寄生性和捕食性的昆虫产生的危害尽可能小。“当我们到了把DDT、对硫磷、氯丹以及其他新型杀虫剂的使用当作日常控制措施时，就如过去我们使用无机化学药物那样，对生物控制方法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也就承认失败了。”他说。他没有使用那些具有强毒性并且用途广泛的杀虫剂，相反，他主要依赖鱼尼丁（来源于热带植物的地下茎叶）、尼古丁硫酸盐和砷酸铅。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相当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磷（每100加仑中加入1到2盎司，而通常是每100加仑中加入1磅或2磅）。尽管这两种农药是现代杀虫剂中最不具毒性的，皮克特博士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能用更加安全、更有选择性的物质来替代它们。
这个规划进展如何呢？新斯科舍的果园栽培者遵循皮克特的改良喷药计划后，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一等水果，和那些大量使用化学药剂的种植者的产出一样多。他们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好水果。另外，他们实际上花费更少。新斯科舍的苹果种植者在杀虫剂上的经费，只相当于大多数其他苹果种植区经费的10%到20%。
比这些辉煌成果更加重要的事实是，经这些新斯科舍的昆虫学家改良过的喷药计划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它正朝向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乌里耶特10年前提出的哲学观点顺利发展，他曾说过：“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认为人类有优越性的态度，并承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自然环境中找到的控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会比我们自己的方法更加经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