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这是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管理思想非常丰富，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经济管理思想。
第一节 先秦经济管理思想产生的前提
一、变革、争鸣的历史时代
我国经历了夏、商、西周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耕畜的广泛采用，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一时期，领主经济逐渐解体，地主经济开始萌芽。其突出表现在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就是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化，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此外，齐、楚、郑、秦等国也都有类似的做法，这表明各国实际上已放弃了井田制度，实行了土地私有制。
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它们互相兼并，以图实现一统天下，这就必须不断加强本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因此，各国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进行改革、变法，从而出现了各国的变法运动，如秦国的商鞅变法，魏国李悝的变法等。这些改革和变法，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引起了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提出各自的见解或主张。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家各派，史称“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商等家。
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各种经济管理思想应运而生。比较突出的有管仲和《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孔孟儒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墨子墨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商韩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儒法相济的荀子的经济管理思想，以及范蠡、白圭的经营管理思想，等等。这些经济管理思想，都是变革争鸣的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
二、人本主义的理论前提
人本主义或人本论，是先秦经济管理思想首要的理论前提。任何管理的实质都是对人的管理。因此，对人、对人性或对人的本质进行探究，是一切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或理论前提。
（一）人本思想
西周太师姜尚（生卒年不详）最早提出了人本思想。他说：“庶民者，国之本。”①“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②“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③就是说，在姜尚看来，人为国本，能否“得人”“得心”关系到国家存亡。
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前551~前479年）也很重视人本思想。他强调“天道远，人道迩”④“仁者人也”⑤提倡“爱人”。提倡“爱民”、“养民”、“惠民”、“裕民”等等。就是说，人是最根本的，在人的管理上，必须施以“仁”、“爱”。
战国中期思想家孟轲（前389~前305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⑥的思想。他强调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其民者失天下”⑦，就是说，民为天下本，只有“得民”“得心”者，才能得天下。
《管子》（托名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著）认为从古到今所有统治者的成败都取决于“得人”或者“失人”。并强调政之兴废在于民心顺逆。可见其“得人”和“顺民心”的极端重要性。
战国末思想家荀况（约前310~前238年）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辩也。”⑧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意识，能思维，具有特殊能动性，所以才能“制天命而用之”⑨，才“最为天下贵”瑏瑠。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的重视，认为人为天下社稷之本，当然也是管理之本。
（二）人性思想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①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性善则是人为的。人性之所以为恶，就在于人之“有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数量界限，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②。因此荀子主张要“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③。就是说，要使人的欲望和物资两者在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的性恶论，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X理论”或“经济人”理论。荀子主张性恶论，所以认为其管理原则是“导欲”、“节求”、“明分”、“赏罚”。
在古代思想家中，商鞅和韩非也是主张性恶论的，都把人看作是本质上的“经济人”。因此，在管理上都强调用富贵名利去刺激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强调重赏重罚，以实现其管理目标。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也善之，如水之下也”④。就是说，人之性善，人性向善，如同水的本性向下一样是自然而必然
《管子》认为，应从不同角度对人性进行分析。它首先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⑤。就是说，人的需要首先是衣食足，其次是知荣辱，再次是知礼节。这有点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需要层次论的思想。其次，《管子》强调多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①。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后，就会拥护统治者，甚至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就叫做“予之为取”。因此强调其管理原则是“得人之道，莫如利之”。②做到“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这些思想，有点类似于西方行为科学中的“超Y理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对人性的研究有多么类似，虽然在许多方面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把人性的研究作为管理科学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
（三）人和思想
正因为人有“性”之善恶，有“欲”之求争，所以古代思想家们特别重视“人和”的思想。
孔子最先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荀子认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③就是说，荀子把天时、地利、人和看得同样重要。孟子则从三者中进一步强调人和的重要。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所以重要，荀子对此有所分析：“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④。就是说，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团结统一，团结统一就会坚强有力，坚强有力就能战胜万物。
日本人也很重视人和，认为“人和”和“气顺”是成功的关键。日本企业里到处宣传人和为贵，人和是个宝，只有人和，企业才能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人也很重视人际关系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日本管理经验的研究。事实证明，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人和”了，“气顺”了，就必然“力强”。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所以管理科学必须对之加以研究。
三、义利、功利的理论前提
义利、功利关系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又一重要的理论前提。
义与利的关系，就是伦理道德和经济利益的关系，也就是二者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系。即所谓“义利论”。有一部分先秦诸子根本不承认伦理道德（义）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功利论”。
（一）义利协调论
在《周易》中，把义和利看作是协调统一的，“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就是说，利与义必须和谐，义必须以利表现，这样，才能达到“以美利利天下”的最高境界。姜尚也认为义利是协调统一的。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得则是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①就是说，只有做到仁义利道协调统一，才能“天下归之”，“治国安家”。
（二）以义制利论
这是儒家的基本义利观。孔子提出“罕言利”①，在义利关系上，他认为必须强调义，义是第一位的。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必须通过义取得，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②强调“以义制利”，“义以生利”，“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就是要在义的前提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③，在义的前提下去求个人的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④。
孟子把孔子的义利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反复宣扬“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⑤。尽管事实上孟子并不轻视经济问题，而且还提出不少杰出的经济见解。但他上述的义利思想给后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荀子恢复了义利的统一，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义利观。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⑥，不可缺一。而且强调利是生来就有的，义是后天形成的。但他同时又提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可见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基本义利观的影响。
（三）义利一体论
墨家主张义利一体论，而在义利一体中，认为利是首要的，是根本性的东西。义即是利。墨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年）明确指出：“义，利也。”⑦墨子认为“利”是相互的，利民即利国，利人即利己，因此，他特别强调“兼相爱”，“交相利”①，反对“亏人自利”②。强调统治者要“爱利万民”③，“兴天下之利”④。这样，才能“富国家，众人民……安社稷”⑤。
（四）“自利”决定论
“自利”决定论，即法家主张的功利决定论，根本否定仁义的作用，认为只有功利（自利）是决定一切的。
商鞅把人看成都是自利的，认为每个人都是“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⑥，为了求利，不怕犯法身危，为了求名，不怕困苦劳伤。而这种求名利思想，不进棺材是不会罢休的。“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⑦。
韩非则更进一步论证了“自利”是决定一切的，他认为人人都有“自为心”和“计算之心”（即自利心），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⑧，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是出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的计算之心⑨。医生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乃利之所加也。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因为这样买车的人就多。做棺材的人希望别人短命，因为这样买棺材的人就多。这并不是做车子的人心好，做棺材的人心坏，而是自利决定的。一句话，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自利决定的，都是自利的交换关系。这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
《管子》也是主张“自利”决定论的。认为人都为利所驱使，“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年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年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忧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①。
很清楚，法家把“自利”看作是推行“法治”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惟一强大的动力，把功利主义视为治国的至宝。
上述这些义利、功利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以至中外现代管理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规划和决策
一、系统整体的经济管理规划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必须从系统整体的战略高度来研究其管理。即所谓战略管理。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有许多是从系统整体的高度探讨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战略规划问题。
（一）《孙子》中的战略规划思想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是世界公认的军事战略著作。许多国家都在研究把《孙子》的军事战略管理思想运用于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之中，而且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效。
《孙子》全书是侧重论述战略问题的。首篇为“计篇”，集中地论述了战略计划的重要性。“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经济管理中，同样要以计为首。《孙子》在计篇中，要求人们从“五事”、“七计”对战争进行全面的运筹计划。“五事”者：道、天、地、将、法。“七计”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五事”、“七计”不仅要从“己”方进行分析，而且要从“彼”方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二）《周礼》中系统管理规划的思想
《周礼》是我国最早论及国家管理的专著。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行政、土地、人口、财政、市场、手工业、资源、交通、工程、军事、司法、教育和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真可谓古代管理的“大全”。
《周礼》对封建国家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规定，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为六篇，每篇以专章论列全体职守及级位员额，并一一规定每种职守的主管事务、办事章程及考核制度，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既是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系统。
《周礼》中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设计，主要体现在《地官司徒》部分，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的管理，人口和劳动力的管理，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以及备荒救灾的管理等几个方面。（略）
从以上这些管理制度和规定可以看出，《周礼》中已经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系统整体来加以规划和设计了。
（三）荀子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构想
荀子吸收了儒、法、墨各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构想。荀子强调管理国民经济必须是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从根本上实现“富国裕民”、“上下俱富”的目标。
荀子强调要管理好国民经济，必须处理好国民经济中各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有富国和富民的关系，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农业和工商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在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上，荀子提出三个方面，一是“明分”，即确定社会分工和等级地位；二是赋役，即轻徭薄赋，并以此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三是适时，强调各项生产活动必须按农时季节进行，注意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从以上荀子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管理环节和管理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荀子是从国民经济的系统整体提出其管理构想的。因此，荀子的富国之学就成了先秦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典型。
（四）《管子》的经济规划思想
《管子》是先秦古籍中经济管理思想最丰富的。它不仅对各行业的管理，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对财政货币的管理都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论证了国民经济规划和国情调查的重要性。
《山国轨》篇中提出：“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这里的“轨”就是经济规划的思想，“轨数”就是进行经济规划所必需的基本数据。强调必须在掌握田地、人口、谷物、货币以及社会需求等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规划方案。不仅强调要有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划及基本数据，而且强调在此基础上制定整个国家的总体规划（即“泰轨”），然后以“国轨”的形式，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不若此，则不可为国。
要制定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必须对国情进行调查和考察。《八观》篇提出对国势进行八个方面的考察，即农业生产、林副业生产、城邑建筑同社会风貌、国力、教化、掌权人物、法治、外交及前景等。通过各方面的考察，掌握基本国情，就能为制定整个国民经济规划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二、富国富民的经济管理目标
先秦诸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多从经世济民的高度探讨如何达到富国富民的经济管理目标，对于富国和富民的关系，如何富国富民，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一）人君必从事于富
这是姜尚提出的富国富民思想。他主张按照大农、大工、大商来组织经济，就会使农工商“各得其所”，尽力从事他们的事业，就能够富国富民。姜尚还提出“务农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就会“国富而家娱”①。
姜尚认为“富”为一切之本。“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所以“人君必从事于富”②。
（二）富国必先富民
孔子主张富国必先富民，富民为富国的基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①孟子则只强调富民，反对富国。
荀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证富国富民的思想家。他强调“富国裕民”，“上下俱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认为富国的根本在于增加整个社会财富。批评那种片面着眼于增加国库收入的富国观点，认为如果社会财富没有增长，百姓穷困，而统治者一味用搜刮民财的办法增加国库收入，就不但达不到富国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百姓不满和反抗，以致造成“倾复灭亡”的后果。这样的“富国”，实际上不过是“求富而丧其国”。因此，“故明主必谨养其和……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②。
《管子》更强调“富民”经济。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③。可见，《管子》把能否“富民”看作是国家安危、兴衰、治乱的根本。
（三）富国不必富民
这是法家的基本思想。商鞅很强调富国。认为富国、强国和治国三者是一致的。但为了使国富、国强，就必须使民贫、民弱。他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④。因为“民……弱则官尊，贫则重赏”⑤。只有使民弱民贫，才能使民重刑重赏，才愿从事农战，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韩非继承了商鞅耕战富国的思想。其基本思想倾向也是富国不必富民，富国必须抑民。他特别强调“公利”（封建国家利益），反对私利（即“私便”，“私行”，“私誉”）。认为只有在保证公利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给臣民一点富贵利禄。如果“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①。总之，韩非认为只有重公利，抑私行，才能实现富国强兵。
三、农本工商末的管理指导方针
在先秦诸子中几乎把“农本工商末”作为其经济管理指导方针，但在展开这一思想时，又各有其不同。
（一）重农抑商禁末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政策”是其重农思想的突出表现，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因此必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为重农本，就必须“禁技巧”。“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②。
商鞅特别强调农本，认为农业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凡将立国”，“事本不可抟（专）”③，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④。商鞅还把农、战结合起来，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⑤。
为了突出农本和推行农战政策，商鞅主张抑商禁末，认为“农少商多”就会使国家“必削”。因则“能事本禁末者，富”①。如果能使商贾技巧之人减少，“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②。
（二）壹民务本，重视工商
《管子》在多方面论述农业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君国的统治者要“壹民”务本，认为“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的国家是很危险的③。强调统治者要“为民兴利除害”，“兴利者，利农事也———除害者，禁害农事也”④。
《管子》对工商业的作用也是肯定的。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都是“国之石民也”⑤。指出手工业（百工）可使“毋乏耕织之器”⑥。商业则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⑦。《管子》虽认为工商有其重要作用，但与农业相比不能不占次要地位，因而主张工商业不能过分发展，应降低百工商贾的社会地位。
荀子关于农工商的基本思想与《管子》相近，荀子认为富国必从“强本始”，因而提出“众农夫”、修水利、因地制宜、保护生态、不失农时、罕举力役和轻田野之税等七条加强农本的措施。
荀子认为发展工商业能为农本服务。只有发展手工业，才能使“农夫……足械用”，“百工以巧尽器械。”⑧“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⑨。商业能够“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而足菽粟”，使“无之所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①。因此，荀子主张对工商业政策上应予便利，但工商业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工商人口过多，则不利于农本富国。
（三）农本工商末
这是韩非的重要思想。韩非认为农为富国之本。“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因此，“有道之君”，“其治人事也务本”②为了突出农本，韩非全部继承了商鞅农战富国强兵的思想，提出“富国以农，距敌恃卒”③，“能越（趋）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④。
韩非也承认工商业有增加财富的作用，但与农“本”相比，不能不居“末”等地位。因此他提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舍）本务而外末作”⑤。韩非第一次把“农本”与“工商末”联到一起，即第一次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农本工商末”的思想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对后世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四、强本节用的经济管理原则
强本节用的关系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强本是指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节用是指反对奢侈，节制消费。先秦思想家多把强本节用看作重要的经济管理原则。
（一）政在节财
孔子强调“政在节财”。并把“财”和“人”联系起来，强调以“人”“守位”，以“才”聚人。认为“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就是说，“财”是“聚人”治国的基础。《大学》还进一步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一思想成了后世治国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固本用财
墨子提出了“生财密”、“用之节”的重要经济管理原则，即把生财和节用联系起来考虑。强调“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才足”。墨子首先强调固本重财，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其办法：一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二是提高劳动强度，即“强从事”或“强力疾作”。墨子同时强调节用，主张把生产奢侈品的劳力用于生产一般的生活用品。这是墨子节用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只有把生财和节用结合起来，才能使“民富国治”。
（三）强本节用
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财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就是说，人的贫富，不是靠天，而是靠能否强本节用。荀子认为只要人们“务本”、“节用”、“善治”，财富会源源而来，即所谓“务本节用财务极”。荀子提倡节用，但不是禁欲主义，而是要“节用以礼”，使消费保持在合理（礼）的水平上，同时强调消费程度要由生产来决定，以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四）侈靡消费观
这是《管子》的独到见解。在生产方面，它强调通过劳动增殖社会财富，强调劳动和土地的结合是财富的源泉。在消费方面，既主张一般情况下的崇俭，又鼓励特殊情况下的侈靡。所谓特殊情况下的侈靡：一是指“兴时化（货）之时”，即产品积压阻碍再生产进行时，用扩大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此时“不奢，本事不得立”。二是指“若凶旱水？，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三是在富人富埒王侯之时，也要提倡富人侈靡。使其财力不至于膨胀到与国君分庭抗礼难以驾驭的地步。当然《管子》也看到侈靡的局限性，指出“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以上思想家们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论述，尽管有其维护阶级统治等局限性，但提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要保持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思想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监督
一、社会分工的组织理论
社会分工既是组织管理的基础，又是其重要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由“自发地”进行，逐步发展为自觉地进行，并产生了社会分工的组织理论。
（一）社会职业分工论
西周初年，开始出现社会分工的原始理论。姜尚指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完，则国安”。①他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农、工、商三大领域，符合人类社会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后经济结构状况，这是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来源，只要三种经济完善发展，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因而谓之“三宝”。
管仲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按社会职业划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打破了过去严格按阶级、等级来区分不同社会集团的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直到20世纪初止，成了中国两千多年一直沿用的社会集团典型分类方法。
孟轲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理解。他从人们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和人的精力的有限性两个方面绝妙地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且一人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②不仅如此，他对社会分工的好处也有较透彻的认识。他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③由此可见，孟轲对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有了比前人更深刻的认识，是古代论述这一问题的卓越见解。
荀况从“明分”思想出发，对社会分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首先，从社会发展和人的能力有限出发，提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④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必须建立在“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职业分工和等级身份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以取得战胜自然的力量。“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①即由于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工作，精通一种技能，就像“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②一样。因而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③。其次，对社会分工的益处有了深入的认识。“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序四时，栽万物，兼利天下。”④再次，提出分工专业化才能提高技艺。“习其事而固”⑤，“好稼者众也，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也，而夔独传者，壹也。……自古至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⑥
韩非认为只有分工专业化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他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徒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⑦他对“功”作过解释：“凡功者，其人多，其出少，乃可谓功。”⑧即投入少而产出多。这只有分工专业化、固定化才能做到。否则，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二）劳心劳力分工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⑨
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为了把压迫、剥削奴隶的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劳心劳力的分工理论。他们把从事管理的统治阶级称为“君子”，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称为“小人”。认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务治，而小人努力”，“君子勤礼，小人尽力”的社会分工是“先王之制”。①并把“君子”的劳心活动说成是上天安排的“利民”活动，宣扬“天生民而树其君”，②因而要求“小人农力以事其上”。③
孔丘把历史上劳心劳力的分工理论引向更加错误的极端。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④因而造成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轻视体力劳动的恶习，危害甚大。
墨子认为，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⑤强调劳动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他把“力”分为“君子”的“强听治”，“其思虑之智”的“力”和“贱人”的“强从事”的“力”。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确语言区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理论。
孟轲论证了劳心劳力分工的必要性。他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⑥这段话对劳心劳力的分工作了充分的理论论证，是孟轲对脑体劳动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但未能得出正确结论，却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行为作了辩护。
荀况把脑力劳动看作是组织生产的必要职能。他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劲，……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①荀况的见解是深刻的，但也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
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
（一）以家族为基础分业定居组织生产
西周初年，姜尚提出：“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②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同业人员聚居一乡，形成区域经济；二是以家族组织作为区域经济的生产单位。
管仲提出四民分业集中聚居在固定地区的主张。他说：“定四民之居”，“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③。他认为分业定居对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有四大好处：第一，便于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第二，业务信息流通，有利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语以利，相示以利，相陈以知价”；第三，专业气氛浓厚，安居本业，稳定生产劳动力。“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第四，造成良好的技术教育环境，有利于实行职业世袭制。“少而习之”，“不肃而成”，“不学而能”。从而做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职业世袭制。同时也可避免四民杂居的坏处。“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咙，其事易。”④
（二）按各业比例关系组织生产
管仲认为各业应按一定比例关系组织生产。他提出“参其国而伍其鄙”①的主张。“参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士、工、商三部分，共21乡，其中士乡15，工商之乡各3.“伍其鄙”就是将田野划分为5属，每属9万户，都是农业人口。按管仲的国鄙编制推算，当时齐国共49.2万家，其中士3万家，农45万家，工、商各6000家，化为百分比，士约占6.1%，农约占91.5%，工、商各约占1.2%。这个比例数字说明，农业为主，工商为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墨翟提出各业劳力安排的一个总原则。即“天下群百工……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②。
孟轲也主张各业生产的劳力安排应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这可从他与白圭的谈话中所举例子看出。他说：“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白圭曰：“不可，器用不足也。”③
商鞅从重农思想出发，提出组织各业生产必须按照重农抑商禁末的原则安排劳力的主张。他说：“凡将立国”，“事本不可抟”④，“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⑤。他用一个比例数字来说明农业人口应占一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亡。”⑥他还说：农少商众就会“贵人贫，商贫，农贫”⑦，“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①，国家就会削弱。
《管子》一书的作者也提出解决“野与市争民”②的问题。主张抑商禁末，增加农业人口，以满足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
荀况则指出：“工商众则国贫”，把“省工贾，众农夫”③作为富国条件之一。
三、分级管理的组织体制和监督
（一）等级制的管理体制
西周时期，周天子实行分封制，创建了我国等级制的管理体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④，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的等级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立为王，仍然采用等级管理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国王之下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下属分为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他们都有自己管理的爵禄田。
这种中央集权的等级管理制度，形成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分级管理与监督。
（二）农业分级管理体制与监督
西周以农立国。国家设置各种农官掌管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各种事务。管理农事的高级官吏称为司徒，司徒以下还设有各种管理农事的官吏。
西周对土地管理实行井田制。国家通过农村基层政权主持农业的官吏遂人把土地分给农夫。采用“籍法”收取赋税，并由专门官吏土均负责。
西周各级官吏都对农业生产进行检查、指导。周天子通过“月令”的形式管理农业生产。据《礼记·月令》所载，周天子在孟春之月，布置农事，命农官下乡，整修封疆。夏季之月，命司空巡视田野，修堤开沟，并派人至各地劝农。秋季则派官监督收种。冬季令人准备来年农事，修理农具、农舍。各级官吏都根据周天子的命令进行管理和监督。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逐渐崩溃，各诸侯将土地分给各级官吏作为爵禄田，每个农夫可分“农田百亩”①，交纳粟谷作为租税。各诸侯国王仍以“月令”形式管理农业生产，各级官吏和农官则依令进行监督执行。
（三）手工业分级管理与监督
西周时期，手工业由王府控制和管理，即“工商食官”。王后是全权负责人，内府的宰秉承王后意志管理和监督百工生产。宰之下有工师，工师领导和监督百工在官府的“肆”里做工，层层节制，管理严格。对产品质量实行“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②的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更加发展，形成国家官营作坊、郡县地方官营作坊和私人作坊三者并存的局面。国家对手工业生产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监造制度。国家官营作坊采取生产者、主管官吏和监造官三级负责制。每件产品都必须刻上生产者、主管官吏和监造官的名字。地方官营作坊的产品往往刻上“郡守”、“县”、“令”等官名和生产者的名字。
（四）商业市场的管理与监督
西周时期，商人也隶属官府，国家进行统一的严格管理。商业市场有固定的和临时设置的两种。固定市场设于王宫后面，由王后负责领导，实际上由司市主管。
司市管理商业市场的原则是：“亡者使用，利者使阜，害者使王，靡者使微。”①为防止出售假货、劣货，有“伪饰之禁”多达48条。司市下面配备很多僚属，这些大小官吏，按照政策、制度管理市场，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市场每天有市集三次：朝市、大市、夕市。各诸侯国都的市场，亦仿此制。临时设置的市场，是为诸侯会同或师役征伐而设立的，司市率领一批贾师进行市场的管理与监督。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更加发展，对商业市场的管理与西周时期大体相同，管理也是很严格的。
第四节 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
一、“利出一孔”的调控原则
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和《管子》一书的作者，从人们都是“自利”的思想出发，主张封建统治者管理国民经济时，要紧紧抓住“利”字，就可以达到富国利民王天下的目的。商鞅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②韩非和《管子》一书的作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因此，他们都把“利出一孔”作为调控国民经济活动的原则。
何谓“利出一孔”？“利”是指经济利益和功名；“孔”是指渠道。“利出一孔”就是一切经济利源的功名都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使人民追求名利的活动，只能遵循国家允许的渠道进行。其主要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君控制一切名利之源
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国家是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器和控制器，国君则是操作者和起动者。一切名利之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由国君掌握，他人不得染指，“主操名利之柄”①，“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②。这样，封建国君就掌握了国民财富的分配权和功名利禄的授予权。即所谓“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③。因此，人们就会服从国君的领导，社会就会安定。
（二）只能从国家允许的一个渠道获取名利
为了满足人们获取名利的欲望，并把这种行为引导到封建国家所允许的轨道上来，商鞅提出“农战”作为人们获取名利的惟一渠道，即“利出于地”，“名出于战”，“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④。《管子》提出的“利出一孔”原则，比商鞅讲的要宽深一些。它不单指“农战”一个渠道，而且还要求国家运用和掌握商品货币的运动规律与原则，从整个流通领域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严格控制，即“塞民之养，隘其利途”⑤，使人们只能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
二、“赏罚并重”的调控机制
（一）“赏罚并重”的调控机制
墨翟是提出赏罚并重思想的先驱。他说“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赏必当贤，罚必当暴”①。目的在于赏贤惩暴。
李悝认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②。主张用赏罚制度剥夺领主贵族的世卿世禄特权。
商鞅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提出实行赏罚的理论根据。他说：“人君而好恶，故民可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志，而立所欲焉。”③商鞅虽主张赏罚并用，但更强调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④，“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⑤。因而主张“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⑥。
韩非认为“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⑦。他把刑赏看成国君维护其权势的两大权柄，说：“明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⑧因此，主张国君要亲掌“二柄”，“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绝“不可以示人”①。韩非主张赏罚要“合于形名”，“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②。同样也主张重刑，“峭其法而严其刑”③。
（二）赏罚的经济调控作用
“赏罚并重”作为调控社会的法律机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利用赏罚破除领地世袭制，建立地主土地私有制度。李悝把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贵族斥为“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徕四方之士”④。商鞅在变法中则“开阡陌封疆”，废除贵族领地世袭制度，“明尊卑爵序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⑤。对没有军功的贵族，则令“往实广虚之地”进行垦荒，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⑥。以利建立土地私有制和农业生产。
第二，利用赏罚贯彻耕战政策。商鞅主张运用赏罚手段，驱使人们从事耕战，使之“利出一孔”，即所谓“修赏罚以辅壹教”⑦。“不以农战，则无官爵”⑧。据《韩非子》记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⑨。“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瑏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瑏瑡。
第三，利用赏罚贯彻“重本抑末”的方针。商鞅主张利用赏罚调节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其措施：（1）“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僮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田不荒，商劳则去商”①。（2）“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则民不得无去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②。（3）“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③。“重关市之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④。（4）“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商怯，商怯则欲农”⑤。（5）“壹山泽”⑥，“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⑧。
第四，利用赏罚鼓励徕民垦荒。徕民垦荒“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版丘湿，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⑨。不仅解决了秦国劳力不足问题，而且扩大了耕种面积，发展农业生产。
第五，利用赏罚调节社会矛盾。商鞅认为，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责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则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瑏瑠，运用赏罚调解社会贫福矛盾，是国家强盛王天下的重要措施。
三、“轻重”“平籴”的调控杠杆
李悝的“平籴法”和《管子》的《轻重论》是国家运用经济运动规律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经济杠杆。
（一）“平籴法”的调控作用
李悝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亦劝。”①为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这个矛盾，以利国民经济的发展，李悝根据“取有余补不足”的道理，提出“平籴法”的主张。即国家将丰收年分为上熟、中熟和下熟三等；歉收年也相应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三等。以“治田百亩”的农家计算，上熟年国家收购余粮300石，中熟年收200石，下熟年收100石，以防止因粮多价格下跌。如遇歉收年，小饥则国家出售100石粮食，中饥出售200石粮食，大饥出售300石粮食，防止粮少价格上涨。这样既不会因丰收粮价“甚贱伤农”，也不会因歉收粮价“甚贵伤民”。从而做到“使民适足，价平则上。……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②。
（二）“轻重论”的调控作用
《轻重论》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商品流通的理论，即所谓“以轻重为天下”，“以轻重御天下”③。
“轻重论”揭示的商品运动规律主要有：“散则轻，聚则重”④，“藏则重，发则轻”⑤；“守则重，不守则轻。章则重，不章则轻”①；“当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②；“令疾则重，令徐则轻”③。
因“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④，故《管子》一书作者把谷物和货币从“万物”中抽取出来，使之与“万物”各形成一种轻重关系，二者之间又形成另一种轻重关系。这三种轻重关系也有规律性。即币轻则万物重，币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谷重则万物轻；币轻则谷重，币重则谷轻。
“轻重论”依据商品运动规律调控国民经济活动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利用货币的铸造权、发行权，控制物价以调控国民经济活动。首先，国家利用货币控制谷物价格调控国民经济。谷物是“民之司命”，具有“独贵独贱”的作用。国家参与市场的谷物买卖，通过购进或抛售谷物，控制谷物价格，也就控制了“万物”的价格，使国民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即所谓“人君操谷币准衡而天下可定也”⑤。其次，国家通过控制货币收放量控制物价，以调控国民经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较。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⑥再次，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调节不足或有余，平抑物价以调控国民经济。当某种物品有余，价格过低时，国家就进行收购，使价格回升；反之，当某种物品不足，价格过高时，国家就抛售某种物品，使价格趋平。
第二，“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以调控人民的经济活动。国家控制物价，但并不要求万物价格完全稳定，而是要求“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①。所谓“衡”，就是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而上下波动的均衡运动。国家通过提高谷价的办法，鼓励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使国家富足；也可以用较市场商人的投机高价为低的价格出售，以压低商人的投机暴利，使得囤积居奇的“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
第三，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进行贱买贵卖，寓税于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强制性征籍存在一些弊病，“轻重论”主张运用价格的轻重之策，进行贱买贵卖，寓税于价，以经济收入代替征籍收入，使之“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②。也可通过国家垄断盐铁销售，适当提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盐可出口获取重利，等于是“煮沸水以籍天下”③。形式上无征籍，实际上“无不服籍者”④。即增加国家收入，又使民无怨。
第四，在国际贸易中，国家控制物价，“谨守重流”，保护本国重要资源不外流。重要物资，价格要与国际价格一致，即“与天下调”⑤。需要进口的物资，提高价格，吸引进口。“故善为天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⑥。可出口的物资，则“天下高我下”，鼓励出口，以换取所需物资，增强国力。总之，要“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⑦。
四、“开源节流”的调控手段
财政作为调控国民经济的杠杆，对协调和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是“量入为出”和“开源节流”等财政思想。
（一）“量入为出”
西周时期就出现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人，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①。
“量入为出”作为财政调控手段，表现为经济决定财政。国家要根据经济收入编制财政支出计划，并要有节余。“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②。
“量入为出”作为财政调控手段，还通过税收政策发挥其作用。西周时期，向农民征课的租税有实物和力役两种。征课原则是：实物“轻近而重远”，力役则“近者多役”。对诸侯国的征课有职贡和朝贡两种。征课原则是“任土所宜”和平均负担。这种征课原则避免人力、物力浪费，负担平均，臣民无怨。
“量入为出”作为财政调控手段，还表现为财政支出原则是专款专用。“以九式均节财用”与“以九式敛财郁”相对应，一定项目支出与一定项目收入相联系，并用九种规定加以节制。既保证支出，又避免浪费。
（二）“开源节流”
荀况认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纝仓廪者，财之末也”③。他把农民生产看成“货之源”，征收赋税是“货之流”。发展经济是“本”、“源”，财政是“末”、“流”，二者是“本末”“源流”的关系。因而要求国君懂得“本末源流”的道理，处理好二者关系，“使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否则，“伐其本，竭其源”，国家就会“倾覆灭亡”①。
荀况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提出“节其流，开其源”的财政调控原则，后世概括为“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充实财政基础；“节流”，就是撙节税收，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②。
为实现“节流”的赋税政策，必须节约国家财政开支。因此，荀况又提出“节用裕民”的主张。“节用”，就是节省国家开支。“节用”才能“节流”，“节流”体现“裕民”，“裕民则民富”。可见，利用“开源节流”来调控经济，促进生产，达到“上下俱富”的目的。
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除了政治法律和经济财政手段以外，还有道德的调控手段。儒家倡导的“以义制利”的道德调控思想，对协调国民经济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
调控国民经济，必须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的、经济的、道德的手段，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片面强调某种手段而否定其他手段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五节 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
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活动的自然前提，是国民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因此，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土地资源
在《周易》中，就有强调土地资源重要性的思想。“至者坤元，万物资生，乃承顺天”。“坤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就是说，伟大的土地是生养万物的源泉，人们必须很好地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土地，这样才会占有大自然赋予的财富。
在《管子》中对土地资源的重视和利用就讲得更具体了，“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①。“无土而欲富者忧”②。“田备然后民可足也”③。《管子》还把地强调到“政之本”的高度。表明《管子》不仅从经济上看到土地的重要性，而且从政治上看到土地的重要性。《管子》更把土地的开发利用提到了第一的地位。强调要“尽地之利”④，“辩于地利而民可富”⑤，“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⑥，都是强调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如果对土地不能很好地开发利用，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⑦，“地大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⑧。
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万物之源，必须重视和管理好土地，才能保障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
（二）水利资源
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周易》中就提出“习坎、入坎”的思想。“坎”者水也，“习坎”即观察水性，“入坎”即深入理解水性。只有“习坎”、“入坎”，才能使“水流而不盈”。就是说，人们只有深入观察、认识水性，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古代有许多的治水传说，大禹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①，终于变水害为水利，从而“以有天下”，堪称古代治水的楷模。
荀子很重视兴修水利事业，强调要“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芸”②。
《管子》强调：“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万物莫不以生”③。可见其对水的重视。因而《管子》把兴修水利看作是国君的重要任务，是国家致富的重要因素之一。“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只有“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才是“国之富也”④。《管子》在《度地》篇中，分析水有经水、枝水、谷水、川水和渊水等五种，认识这五种水，因其流势加以疏导或控制利用。为治水，《管子》提出设立专职治水机构和常备治水队伍，兴建水利工程设施。做到“备之常时”，不使为害而为利。
历史发展到今天，水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毫未减弱，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和突出。所以人类要发展，就必须管理利用好“水”。
（三）山泽资源
《周礼》中对山泽资源，设专职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山虞管理山林，划分各种物产的蕃植地段，给看守人员颁布法令。规定冬季砍伐山阳的木材，夏季砍伐山阴的木材，百姓必须按规定季节在规定限期内砍伐木材，春秋季入山砍伐，不得进入禁区等等。林衡管理山麓的林木；川衡管理巡查河川；泽虞管理泽地。所有这些职守和禁令，都是为了合理利用和保护山泽资源。荀子提出要运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保护山泽资源，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才能使“山林不童（荒）而百姓有余材”。当鱼类繁殖时，“罔罟毒药不入泽”，“谨其时禁”，就会“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①。
《管子》中有许多篇讲到山泽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求“皆善管而守之”②。对山林砍伐，要“禁发必有时”，对川泽捕捞，要“罔罟必有正”③。《管子》还把“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看作是国君“所务”之一，是“国之富”的因素之一④。
《管子》还谈到对矿产资源的辨识和管理。“山上有赫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此山之现荣者也”⑤。“荣”者矿苗，在这些矿苗露头的地方，“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此种封禁，可谓极严格的管制，因为《管子》认为这是国家“天财地利之所在”，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予以管理和开采。
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人力资源是经济资源的核心。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首要问题。越王勾践最早推行过一套人口增殖政策，对于恢复越国战败后的经济军事实力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墨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从发展社会生产角度而研究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看到当时土地有余、人口不足的状况，要求增加人口，为此他也提出了许多增加人口的办法。
商鞅很重视人口与土地的适当比例问题。指出：“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①。当时秦国的状况正好是地胜其民，因此，他奖励人口增殖和徕民。
韩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口太多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当时现实的问题不是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人口稀少，而是人口发展太快，社会财富跟不上。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富寡”②。由于人民众，财富寡，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争乱。“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③。当然很难认为他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但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很可贵了。
（二）劳力开发
劳力，即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劳力是社会生产中的能动因素，创造因素，是人力资源的根本内容。
墨子很重视劳力的作用。他说：人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①。要求人们通过强力以实现富裕，通过协力以实现其交利。墨子还强调对劳动力的保护，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②这是非常可贵的保护劳力的思想。
荀子不仅强调人力胜天，而且强调人力致富。“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③。因而，他坚决反对不适当使用百姓的劳力。他提出的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等思想都有保护劳力的意思。
对劳力在社会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管子》讲得更具体，指出：“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④，“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⑤。因此《管子》强调要“民尽力”，才能致财富国。《管子》也指出“民之用力有倦”，因而要求统治者要“取民有度，用之有止”⑥。
韩非特别强调“以力得富”⑦。他认为人们为了“致其所欲”，“莫不出其死力”①。“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②。“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③反过来，韩非认为，如果“不事力而食”，“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功者受赏”，必然造成地荒、国贫、财匮、民怨。
由上可知，先秦思想家都看到劳力的重要，强调劳力的使用和保护。但多侧重谈到了“体力”的开发，而很少谈及“智力”的开发，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三）人才使用
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先秦思想家对此有很多论述，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选贤任能。姜尚最早提出任用贤人，认为“贤人所归，则其国强”④对待贤人要“尊以爵，赡以财，接以礼”⑤，“信赖以腹心”⑥。切忌“伤贤、蔽贤、嫉贤”⑦。孔子强调“选贤任能”⑧。用德才兼备的人理政治国。孟子强调“尊贤使能”，如果“不信仁贤，则国空虚”⑨。墨子强调“尚贤事能”，“尚贤者，政之本也瑏瑠。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认为这是为政为国之本。
2.知人善任。要正确用人，首先必须知人。姜尚提出“八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详；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①。孔子也很强调知人，他说：“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②。他提出的知人办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③，即考察其言行举止。孟子提出了解人，必须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左右”、“诸大夫”、“国人”）意见的基础上，再加以认真地考察，才能把真正的贤能选拔出来，把不肖者去掉。
3.用其所长。管仲很重视用人之长，他说：“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就是根据不同才能安排适当的官职，按照不同等级的俸禄标准给予不同的报酬，这是用人关键所在。还说：不善于做生意的人，不得以经营为主；不善于做技术活的手艺人，不得以做工为主；不善于耕种的人，不得以务农为主。就是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量才录用。墨子也很强调这一点，“古者圣王之为政，……以德就列，以事服官，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④。
4.考其绩效。人才的选拔和使用离不开考核，管仲说：“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就是说，即使是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不经过考核和试用，也不能轻加录用。《尚书·舜典》中指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通过考核昏庸者黜降，精明干练者升迁。《周礼》中有所谓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小宰以六计课群吏，也都属于考核之列。历代用人都离不开考核，因此说，考核是人才使用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或原则。
三、科技资源的开发利用
科技资源既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结晶，又是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因此，科技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民经济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农业科技
先秦时期，农业科技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尚书·禹贡》中把天下九州土地分为三等九级，按土地等级规定贡赋，体现“贡土相宜”的原则，没有一定的土壤学知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周礼》中规定大司徒的重要职事，就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①，即根据土物相宜的原则来进行种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土壤学、植物生态学的知识。
《管子》的《地员》篇，可看作是一篇关于土壤学和植被生态学的科学论著。它在具体分析了各种土壤特性及适宜种植不同物种之后，得出一般性结论：“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认为在植物与土壤之间是相互联系而又有其规律的，“或高或下，各有草物”，一定的土壤生长一定的植物，各依其特定的植被关系而相互依存。植物依赖土地生长，土地亦需靠植物来保持水土，彼此维持生态平衡。由此得出一条根本性的结论：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懂得土地与作物间的关系，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因地制宜。
《吕氏春秋》中还提出一些改良土壤和改进耕作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贵思想。
（二）工程科技
在水利工程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三大水利工程，一是魏国邺令西门豹征发农民开渠12条，引漳水灌田，使农业获得很大的发展。二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率众整治岷江，分岷江水为内外两支，内江主灌溉，外江主分洪泄水，既消除了岷江长期存在的水患，又灌田300余万亩，这就是著名的都江堰工程。三是秦国利用韩人郑国开凿的郑国渠，从此，使关中成为沃野。这些水利工程本身都是多种科学知识和人们经验的结晶。
在建筑工程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著称于世的万里长城。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创造的历史见证，而且是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系统知识的光辉典范。
此外，还有手工业技术，包括冶铁技术、制陶技术、车船制造技术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三）其他科技
社会科学方面，主要有“五经”、“三传”和诸子百家的论著，以及“楚辞”等文学作品。这些著作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广泛的内容，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古代信息资源。
自然科学方面，主要有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天文学的突出成就是28宿星的划分和应用，以及《星占》、《天文》、《甘石星经》等著作的出现，提供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恒星表，发现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春秋时期各国使用三种不同历法，即“周正”、“殷正”、“夏正”。到战国时，夏正（夏历）被普遍采用，基本保存“夏历”的《夏小正》也于此时成书。医学方面最突出的是名医扁鹊，“名闻天下”的《扁鹊内经》就是其丰富医疗经验的结晶，可惜已亡佚。《黄帝内经》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书，记载了两千多年前有关人体解剖和血液循环知识，扁鹊《难经》（后人托名之作）以答问形式阐明《内经》本旨。这些医著总结了我国几千年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是中医学的理论经典，也是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
军事科学方面，姜尚的《六韬》、《三略》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兵书之一。其中有治军打仗的韬略，而且有许多治国安邦的韬略。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著作，被世人称为“兵学圣典”、“古代第一兵书”。还有大军事家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亦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第六节 经营管理的方针谋略
在我国先秦经济管理思想中，除了有着极其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外，还有许多见解独到的微观经营管理思想。
一、“货殖”家们的经营谋略
“货殖”家即商业经营家或商家，其先秦代表人物主要有子贡（前520~前450年）、范蠡（前496~？）和白圭（生卒年不详）。他们都有其经营谋略。
（一）观时待乏、贵贱极反的经营预测和决策
货殖家们都非常重视一个“时”字，强调根据时令观察时变，把握时机，及时预测和决策，从而与时逐利，因而他们把“观时”看作经营的首要前提。
孔子很赞许子贡的预测能力，说他“臆则屡中”①。由于他善于预测，所以能“与时转货”，“家累千金”。
范蠡非常强调观时待乏。他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①，即要掌握时机，做好经营预测。他首先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丰歉规律进行预测：“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②。“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③。其意是说，每逢六年有一次丰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丰年，一次小丰年；每逢六年有一次旱年，十二年中有一次大早年，一次一般旱年；十二年还有一次水年。由此推知粮食供求变化的长期趋势，做到丰年价落及时购存，歉年价涨及时发售，从中取利。同时他还根据水旱等自然条件的变化，预做其他生意，做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④。贸易的物资能迎合将来的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这就要做好预测。早为之备，实行经营上的“待乏”原则。
白圭把“乐观时变”作为其经商的首要原则。他也从气候变化和农业丰歉进行规律性预测，认为“太阳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⑤。根据这个规律进行贸易，丰年收购粮食，歉年出售，则可获利。
货殖家们还强调要根据价格变化规律来进行预测和决策。
子贡很重视运用价值规律，强调“物以稀贵”和“善价而沽”。如何“求善价”？这就要根据行情进行科学预测，又要做到一旦时机成熟就能果断决策。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掌握贵贱极反的价格变化规律，才能真正做到善价而沽，从中获取厚利。
范蠡很重视根据价格变化规律来经营。他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⑥。同时他认为价格涨落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⑦，“一贵一贱，极而复反”⑧。这就是价格变动的规律。他非常强调要自觉遵守这一规律———“顺其恒”来进行经营决策。当商品贵到一定程度时，要“贵出如粪土”；当价格降至一定程度时，要“贱取如珠玉”。
白圭也认识到当市场某种商品需求大，成为人们争购对象、价格看涨时，接着就会出现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相反方向的变化，要求能够及时做出果断的决策，即“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①，一旦看准时机，行动必须迅猛坚决，像饿鹰、饿虎扑食那样毫不迟疑。
（二）薄利多销，农末俱利的经营方针
范蠡很重视“农末俱利”和“平粜齐物”。他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②。就是说粮价太低则害农，太高则害工商，害农或害工商都不利于生产和流通，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他要求由国家通过吞吐物资，调节供求的经济办法来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使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使得产销双方都有利。由此他提出幅度价的主张，认为把粮价限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的幅度内，则可“农末俱利”，通过“平粜齐物”，以保证“关市不乏”。若此，则是“治国之道”。
范蠡在经营中还强调“无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白圭也提出“欲长钱，取下谷”③，都是主张薄利多销。
（三）讲求质量，加速周转的经营原则
范蠡很注重商品的质量，强调“务完物”④，“腐败而食之物勿留”⑤，从而保证消费者利益，更有利于经商取利。白圭也很重视商品质量问题。他提出“长石斗，取上种”①，就是要选择最优良的种子供应农民，以增加更多的谷物产量，从而增加粮食货源。可见白圭并没有把经营思想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里，而是放到生产、流通的总体联系之中。
范蠡还强调“无息币”，使“财物欲其行如流水”②，即要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从而取得更多的利润总额。
（四）“知所取与”的经营之道
《老子》有“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思想。《管子》则进一步指出“知予之为取者，政之本也”。范蠡白圭深谙取予之道，并在经营中加以创造性地应用。
范蠡在弃政从商之后，决心把“计然之策”“用之家”。于是定居于“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第。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太史公在《史记》中的这段论述，可算是对范蠡在经营上和散财行德上知所取予的很好概括。
白圭也很注意经营中的取予之道。他的总的取予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③。运用于具体经营中，就是“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④。就是说，丰收时谷贱，而丝漆等商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时收取谷物而出售丝漆等；在蚕茧成丝季节，则收取帛絮等物而出售粮食，从买价和卖价两方面获利，这就是具体经营中的取予之道。
（五）智勇仁强的经营者素质
白圭强调“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极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①。这不仅是白圭“治生”经验的总结，而且是他经营思想的一个总纲。众所周知，“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和“商鞅行法”，乃是古代治政、治军、治法的成功典型。而“谋”、“兵”、“法”三者又是治国之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很显然，白圭把“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把“治生”和“治国”看得同样重要，足见其高度重视。范蠡把“计然之策”既“施于国”，又“用之家”，实际上，也是把“治生”和“治国”统一起来，这是我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
正因为治生如此重要，因此白圭紧接着给经营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必须智、勇、仁、强四大素质足备。“智”———“足以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如果不具备这四种素质，“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货殖家们已经接触到商业经营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力求按照天时变化和农业丰歉的规律、商品供求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商品资金周转规律等来考虑经营，并能从农商俱利、义利统一的高度来考虑合理取利，加上他们能在经营中深谙取予之道，把智、勇、仁、强兼备于一身，因而能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很可宝贵的，对于今天仍有着借鉴意义。
二、《孙子兵法》与经营谋略
《孙子兵法》作为兵书，是讲军事战略思想的。而这些军事战略思想对于形成企业的经营战略思想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作用。这一点，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国外一些企业家运用《孙子兵法》于经营管理之中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撰有专著《用兵法经营》，使其公司获得了“飞跃发展”。日本一家大公司为了加强经营管理，把公司所属中层以上的干部组织起来轮训，学习的主要著作就是《孙子兵法》。据日本学者村山孚介绍，日本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依靠的两根支柱，一是现代管理，一是《孙子兵法》。美国教授克劳德·小乔治强调“要成为一个现代的经营管理专家，不读《孙子兵法》是不行的”。“你要想成为管理人才，必须读《孙子兵法》”。哈佛大学商学院还把《孙子兵法》列为培训管理人员的必读教材。在西方，不少管理书籍中都谈到了《孙子兵法》的管理思想。在国内，更有不少学者写出了“《孙子兵法》与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著，表明《孙子兵法》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确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一）运筹庙算的经营决策
运筹庙算是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首先要确定企业的经营方向、产品构成、市场竞争以及营销谋略等大政方针，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必须认真研究经营战略，运用“五事”“七计”于企业经营之中，全面深入地分析企业的内外环境和素质，做到“知彼知己”。这里的关键在于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乎无算乎！”
运筹庙算的战略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就要随时因敌制变，“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故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敌制胜的问题，在企业经营中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面临市场变化多端，竞争激烈，企业能否因这种变化而动，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必须有各种应变计划和能力。
运筹庙算的战略决策，不仅要考虑如何胜敌，而且要考虑到是否有“利”。“用兵者，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得其利不用其计”。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即要把“利”作为衡量企业战略优劣、评价执行计划成败的标准，考虑经营战略中反映未来利益的状况及计划实施后可望获得的经济效益，从而选择最佳之战略决策。
（二）出奇制胜的经营谋略
《孙子》强调“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说要靠谋略取胜。企业经营中同样要靠谋略取胜，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以己之实击彼之虚，斗智斗勇，权谋较量。而谋略中最重要的是出奇制胜。“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都是讲的出奇制胜。在现代“商战”中，对手林立，尤其必须强调这一点。善出奇者，在于想别人之所未想，谋别人之所未谋。还在于“知迂直之计”。“能知迂直之计者胜”，“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企业经营中也到处充满着“迂直之计”。古代商贾，现代企业家在经营实践中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如“为了明年多获利，不如今年少受益”，“三分利吃利，七分利吃本”等，都是“知迂直之计”典型经验的结晶。
（三）智信仁勇严的领导素质
在战争中将帅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不仅强调将之重要，而且强调为将必备的素质。“智、信、仁、勇、严”必须五德皆备，方可为大将。“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①。白圭治生之术中的智、勇、仁、强的经营者素质的要求，正是《孙子》强调的“五德”在经营管理中的具体运用。现代企业的领导，同样必须五德具备，即要远见卓识，足智多谋，通权达变；言而有信，赏罚必信；仁爱惠众，深得人心；勇于决断，坚毅顽强；严于律己，严明纪律，严格制度。《孙子》还要求为将要能“静以幽，正以治”。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选拔、培养和使用企业领导者仍有其借鉴作用。《孙子兵法》是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宝库，以上所述，难免沧海一粟。
思 考 题
1.简述先秦时期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前提。
2.简述先秦时期思想家系统整体的经济规划思想。
3.简述先秦时期思想家强本节用的经济管理原则。
4.简述先秦时期思想家“赏罚并重”的调控机制。
5.简述先秦时期思想家“开源节流”的财政调控思想。
6.简述先秦时期思想家开发利用经济资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