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时代，《孙子兵法》越来越受到各国、各界的高度重视，各种翻译、诠释、阐发层出不穷，各种研究、探讨、解读和运用者也均具特色。一方面，人们被《孙子兵法》精博深邃的思想、奇妙惊世的谋略、辩证深刻的哲理、流畅优美的语言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想了解孙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书写经典的历史成因，以便进一步深刻领悟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研究《孙子兵法》的成因，必须注意一点：公元前512年，孙武向吴王阖闾献出兵书时，其兵法论著已经基本成型定稿。倘若确实如此，那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兵家理论意识，从萌芽到最后形成问世，必然与春秋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丰富的案例事实、深远的文化渊源和现实的客观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节 特殊动荡的背景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久的大变革过程。这个大变革的过程，可以具体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不同时期。其中，“春秋”在前，“战国”在后，而且其称谓都有史据。孔子曾经专门研究和整理过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鲁国历史，并将其修成传世史书，取名《春秋》。后来史学家们为了历史分期研究的需要，将《春秋》所记述的整个年代，即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这段时间，称为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而公元前475年至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衡天下的这段时间，则根据《史记·平淮书》所谓“天下争于战国”，被后来史学家们称之为我国古代的“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变革开始发端启动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王室分封强权，诸侯各自为政，经济急剧变化，思想活跃多样，文化各显其异，社会动荡不安。然而，就是在这种客观的历史条件下，从此开始了预示、酝酿、形成、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过渡与嬗变。春秋时期，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以蕃屏周，封建亲戚，姓氏论宗，诸侯强化。
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辅助年幼的成王。为了构筑周天下的奴隶主统治体系，周公继承武王统治的方式，分封了大量的王室同姓（姬姓宗亲）国和异姓（有功之臣）国，史称周“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正是在这种王室分封的条件下，诸侯国制度开始了其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朝的王权统治在春秋时期被渐渐虚化，而诸侯封建势力则逐步得到日益强化。周之前，所谓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血缘宗族及其聚居的地域。周人对国家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实行大规模的分封制。这种分封制，彻底改变了旧式部族以血缘界限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周灭商后，为了扩大周的天下，周人向周边地区大规模进行武装殖民，派同姓及异姓姻亲至百里或千里之外的地区建立国家，以期同亲相连，守望相助。同时，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内部秩序，周人将宗法关系政治化，等级关系制度化，使周天子成为天下共同的宗主，使诸侯成为分封国国内的宗主，使卿大夫成为贵族家庭内部和众庶人的宗主。周人对国家制度的这种改革，最终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以宗族分权为形式，以礼乐规范为纽带，以“华夏”子民为统称的政治制度。周王朝的政治制度，一方面，试图通过宗法关系政治化、等级关系制度化、礼乐规范普遍化等，来强化和巩固王权。然而却推进了早期部族国家形式（兼具血缘与地缘特征）向成熟国家形式（以地缘划分居民）的过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亲属、贵族和有功之臣的分封，来扩大版图、强化统治。然而却使诸侯们得以在王室鞭长莫及的地方发展经济，改革政治，整军经武，壮大实力，为日后诸侯割据、相互蚕食，并凭借实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上述原因，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所开始的巨大变革过程，而且也造就了后来中央集权、统一封建的重要潜在基础。诚然，后来战国时期的变化既是春秋时期变化的继续，同时，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变化又与春秋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有所不同。关于由春秋至战国因变化而带来的现象，清代学者顾炎武曾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可见，春秋战国变化之大。
第二，王室衰微，诸侯割据，政局失控，争霸渐兴。
根据历史记载，“春秋”以周朝社会由西周转入东周为标志。东周初期，诸侯虽宗周王室，但各自力量已逐步强大，而周王室权威则开始逐步下降。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因废太子宜臼，欲立其宠姬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从而引发了王室内部的争斗。为此，周幽王率军与宜臼娘家申姓氏族及西戎联军大战于骊山。骊山一战，周幽王大败，逃归被杀。申侯等乘机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鉴于诸侯互攻、西戎侵犯的内乱外患情况，在郑、秦、晋等国打着“伐戎救周”旗号的威逼下，将周都从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公元前770年周朝迁都，从此标志着我国古代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周平王东移迁都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王室内力耗尽，无法直面西夷犬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无法拒绝诸侯要求的无奈之举。可以断定，周平王迁都，不是王室力量发展的规划展示，而主要是屈从各方面压力、顺从诸侯驱使的一种被迫之举。迁都以后，原有的西部故土大量丧失，诸侯国也乘机蚕食分割，以致潼关以西逐步被秦控制，关西以北慢慢被晋占有，关西以南和夷蛮之地则被楚及其附属国分别瓜分。从此，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和日益扩张土地的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而王室的权制力量却逐步趋向衰微，以至于最终完全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自恃抗衡力量不断增长的诸侯们，当然不会再对周王室的所谓王权诚惶诚恐、唯命是从。公元前708年，周桓王因郑国的执政问题与郑庄公发生矛盾，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之职，郑庄公为了进行报复，敢于不去朝见周桓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领蔡、卫、陈三国之师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一举打败王师。公元前701年，郑庄公甚至召齐、卫、宋等诸侯国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此举实际上宣告，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到此为止。由此开始，诸侯们受利益驱动，寸土必争，相互攻伐，弱肉强食，各图霸业。在这个过程中，周平王迁都是周朝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它不仅使西周统摄进入东周列国，同时也标志着华夏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在东周以后的历史舞台上，上演的更多剧目，则是夷华互制、大夫专政、诸侯攻战、会盟图霸的历史话剧。春秋时期，仅见诸于史书记载的诸侯国就有一百多个，但比较重要和强大的诸侯国，主要是齐、鲁（今山东）、晋（今山西）、楚（今河南、安徽南部和湖南、湖北）、秦（今陕西）、宋、卫、陈、蔡、郑（今河南）、燕（今河北北部）、吴（今江苏中南部）、越（今浙江）等。这些诸侯国，先后凭借其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肆意用战争来扩充各自的领土，它们不仅伺机吞并弱国或迫使小国俯首称臣，而且互相争夺，演绎了延续几百年的诸侯争霸格局。
第三，称强图霸，武力扩充，战事频繁，烽烟四起。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因利益而摩擦加剧，导致战火纷飞。诸侯国之所以敢于不顾王室权威而互相征战，其主要原因在于，诸侯列强看准了王室权制式微，从而乘机借势，掠城扩地，图谋霸业，显名于世。最早在诸侯国中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即吕尚的封地。众所周知，姜太公文韬武略，智勇兼备。《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姜太公在自己的封地“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从此奠定霸业基础。而后，齐桓公（姜小白）又敢于起用力主变法改革的管仲，《史记·管晏列传》载“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正是齐桓公采用管仲之谋，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多次带头会盟各大诸侯，不断出面干涉其他诸侯国事，同时联盟抗击夷狄侵扰，从而在公元前679年成为诸侯霸主。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统帅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强制楚国服从于齐，迫使楚国与其订立了召陵（今河南郾城）之盟。齐桓公死后，齐国不断发生内乱，楚国乘机首先灭了楚国周边的几个小国，然后挥师中原，强霸称雄。正当楚国得意于称雄中原的时候，晋国在西部悄悄地发展并壮大起来。公元前633年，楚军在中原包围宋都商丘，宋国求救于晋，晋文公（重耳）亲自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从而使晋国取代楚国成为霸主。晋文公死后，长期盘踞在西北的秦穆公乘机用武力向东扩张，被晋军阻于崤地而互相攻战，结果企图向东扩张的秦人全军覆没。崤地战后，秦国调整策略，转头向西扩张，吞并了许多戎狄部族，进而称霸西戎。在齐、楚、晋、秦等诸侯国逐鹿中原、制夷伐戎、扩充蛮地、相互争霸的后期，作为原来楚国的附属国，安居江南的吴、越等国悄然发展起来。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一举攻克楚国郢都（楚都），之后又掉头挥师南下，率兵伐越。越王勾践奋起抗拒，击伤阖闾。阖闾伤逝后，其子夫差为替父报仇，于公元前494年兴兵败越，同时会盟其他诸侯，乘胜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霸主。越国被吴国打败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用20年时间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消灭吴国，逼死夫差。越国消灭吴国后，越王勾践继续北上与齐、晋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前后约为294年。鲁国《春秋》记载，在此期间，诸侯国之间发生的各类战事约490起（平均每年1～2起），在诸侯国的相互攻战中大约有36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同时，诸侯朝聘、盟会的次数竟达到450次左右。所以，《汉书·司马迁传》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
第四，经济重构，百业兴起，社会改革，变化急剧。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张领土、彰显武力，在追求霸权的同时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经济，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到以农业为基础的重构阶段。春秋初期，分封土地，农业与畜牧业发生分离，使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发展，不仅促进了农具的变革与发展，使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得到推广，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刺激和引发了人们不断用铁制农具将广袤的荒野开垦为良田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对耕作工具进行改革和发展技术的重视。良田扩大、铁具普及、技术进步，使农业产量得到了巨大的增长，也使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由于良田产生的效益，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纷纷由畜牧业转向农业，畜牧业从此基本变成了农业的附庸。由于以铁器为主要农具需求的增长，作为生产和经营者的各类工匠，逐步汇合聚居于人口集中的地方（最初城市的出现）进行生产和交换。由于多样化需求的展开和增长，生产逐步出现分工，交换也日益频繁发生。生产和需求、分工和交换，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发展，这一时期，煮盐、冶铁、丝织、漆器等生产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青铜剑的冶铸淬炼、合金技术等在当时达到了精巧罕见的程度，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奇异精细（如勾践剑），工匠人才也出现了公输般（即鲁班）等匠师之祖。生产和消费的持续发展，不断促进了商业交换手段的变革与发展，交换开始用铸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如，春秋后期的谷价，每石的贵贱就已经开始用钱来衡量。与此同时，扩地开荒和农业发展，使私田大量增加，井田制逐步崩溃，土地关系迅速向私有化方向发展。而私有土地在分工交换条件下被允许买卖，使土地物权的主体性也逐渐明确，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同时古代赋税也得以充实，国家开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公元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即甲），将税赋合一，形成新的赋税制度。面对经济发展的这种现实，为了抚民、治国、强兵、图霸，诸侯列国被迫陆续对内实行改革，尤其是诸侯强国，甚至出现了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当时，凡诸侯霸主，无不得益于经济发展和强势有力的改革。如，齐桓公除了发挥齐国滨海鱼盐的优势、提倡家庭纺织业、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增强国力外，还起用管仲等人整顿国政，废除公田制，按土地肥瘠状况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并且寓兵于农，增加兵源和作战能力，使齐国迅速成为最富强的诸侯国。楚国后来称霸中原，也同样得益于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充实国力。
孙武生活在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因此，《孙子兵法》在涉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时，有“诸侯乘其弊而起”，“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之说，并且多处提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战”的情景。而《孙子兵法》中所提到的“丘役”、“贵卖”、“百姓之费”、“公家之奉”，以及“铢”和“镒”，等等，也真实地反映了一些春秋末期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孙子兵法》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第二节 兵家文化的传承
古代社会，由于山川隔阻，道路不畅，诸侯国之间民众交往十分困难。因此，自西周以来，除了整个华夏的宗周文化之外，各个诸侯国以本国为中心，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
就文化而言，同在今山东的齐、鲁两国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齐、鲁本来分别处于泰山南北，泰山以南的内陆地区为鲁地，泰山以北的滨海地区为齐地。以山为界，土黄海蓝，民情不同，风俗各异，造成了齐、鲁两地在区域的主流文化方面，形成了明显的自身特点。鲁国，始封于周公旦，并享有特权，即《礼记·明堂位》所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当时因辅政国事，派其长子伯禽到鲁主政，并嘱咐其在鲁深入改革商代殷文化，大力推进周文化。《左传》指出，推进周文化，就是让“周礼尽在鲁矣”。齐国，始封于姜太公吕尚，并不享有特权，太公至齐，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精简烦琐的礼节，《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齐、鲁文化比较，鲁具有重视礼乐、重视教化的特点，而齐具有务实开放、拓展灵活的特点。鲁国形成的文化，实际上是宗周传统的文化。齐国后来虽然在文化上也向鲁国学习，如，管仲“致周礼”，晏婴与齐景公到鲁国“俱问鲁礼”，但齐国从最初就崇尚的主流文化，并不是宗周传统的文化。
俗话说：“治以礼乐安邦，乱以尚武平战”。周公辅佐武王因礼治有方而受封于鲁国，其重点在于嘱咐长子按周传统以礼乐安邦。太公辅佐武王因战功卓著而受封于齐国，其优势在于视情而变，擅长运用兵家思想精髓。《诗经·齐风》“还”载，猎人出猎相逢，互相赞美；“卢令”载，对猎人大家赞赏。这些都反映了齐国原始的尚武民风，太公的军事权谋思想与当地的民风结合，更容易形成的恰恰是兵家文化。而后，齐桓公为了在诸侯争雄中称霸，大力继承和发扬的也正是兵家文化思想。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兵家思想文化，其主要成果均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宋朝刊行武经，共七部兵书，其中《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四部兵书都出自齐国。而《尉缭子》则是明显地继承了孙武、吴起的军事思想；《三略》源出于太公，经秦时黄石公推演成书，传授于张良；《唐李问对》更是通过对话形式由汉追溯春秋齐国的兵法思想。如，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问对中，曾讨论汉张良和韩信两者实战用兵的兵法渊源，他们一致认为张良、韩信的兵法都来源于具有兵学传统的春秋齐国。关于这一点，李靖曾明确表示：张、韩兵法思想皆出于齐，其区别只在于具体继承的衣钵有所不同。所以，他说：“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太公”就是姜太公吕尚，“穰苴”则是齐景公时曾官居齐国司马的田穰苴；而所谓“三门”，即《太公谋》、《太公信》、《太公兵》；所谓“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唐李问对》认为，汉代张良、韩信的用兵之法，实际上也是承袭了春秋时期齐国开创的兵家文化。
春秋齐国，从开国元勋太公吕尚到后来的治国能臣管仲，再到后来的掌兵统帅司马穰苴，无一不精通用兵之道、伐谋之术，而且个个都是以用兵谋略闻名于世的兵家大师。太公吕尚当年巧遇周文王姬昌，并跟随文王后又辅佐武王，就以军事上的“兵权奇计”而著称于西周；管子受赏识在齐国担任相国，因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形成霸业，而被史书誉为“管仲之谋”；司马穰苴临危受命，执掌兵权，并因擅长深刻阐发古“司马法”，因而蜚声天下。他们的业绩和谋略智慧，不仅深刻影响了齐国当时的整体发展，而且引领了齐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时尚。
应该承认，自周实行分封以后，孙武及其兵法出现之前，齐国通过吕尚、管仲、司马穰苴等几代人逐步建立起来的兵家文化，已经确立了兵学的基本思维框架，即“尚柔”的谋略方针，“尚谋”的谋略方式和“尚和”的谋略方法。
吕尚最初坚持的谋略方针，其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尚柔”。吕尚，又称吕望，字子牙，原姓姜，又可称为姜尚，尊称太公，是西周著名军事家。吕尚是炎帝的后裔，他最初在商都朝歌为吏，商纣时期转为隐士，后遇到文王姬昌并得到赏识，投奔西周后，被命为“师”。西周初期，太公吕尚根据周、商双方的具体情况，帮助文王姬昌制定出“先谋求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后伺机进行灭商决战”的总体谋略方案。文王之后，太公又与周公旦共同辅佐武王姬发，周公长于“国法礼治”治国安邦，太公专于“兵权奇计”用兵打仗，周公和太公实为周武王的左臂右膀。公元前1044年，在商纣实力逐步被削弱之后，太公受武王之命，指挥周军在牧野一举歼灭商纣主力，从而使商朝灭亡，周朝兴起。周建立后，太公吕尚因功受封于齐。受封后，太公顺应民俗，治理滨海之地，利用捕鱼和制盐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同时，重视任用人才，加强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后来齐国的强国地位。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太公有兵谋，然而却显阴，即尚柔。反映太公吕尚兵法思想的传世之作，是记载先秦兵法的《六韬》。《汉书·艺文志》中《太公》记载：“谋八十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所谓“兵八十五篇”即为《六韬》（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六韬》着眼于战略，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因此，得天下需“重民”、“利民”，“国之大务”在于“爱民”。《六韬》看重武器设备，将帅选拔。因此，强调“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强调将帅要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要识“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要懂“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其兵为天下雄”；要悟“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通过上述对“刚”与“柔”的深刻分析，太公的兵权思想，基本确立起了知刚而“尚柔”的谋略方针。以此方针为指导，太公谋略提出了“上战无与战”、“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等用兵策略，以及“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等用兵方法。
齐国之初，有兵家权谋之祖姜太公，而齐桓公时期则有治国能臣管仲。管仲任政主张的谋略方式，其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尚谋”。管仲，尊称管子，春秋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成霸业，与鲍叔牙的举荐密切相关。鲍叔牙，曾官至齐国宰相，与管仲是幼时朋友。齐襄公时，管仲事从公子纠出奔鲁，鲍叔牙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率兵回国继位。回齐途中，双方相遇而战，管仲一箭射中小白铜衣带钩，小白诈死，直入临淄，先回齐国，得到重臣拥戴，立为国君齐桓公。而后，齐桓公又率军在乾时（今临淄西），迎战鲁庄公护送公子纠的鲁军，并大败鲁军。在齐国的胁迫下，鲁君杀了公子纠，这时，鲍叔牙担心鲁国为向齐谢罪而杀害管仲，因此传信鲁国：“管仲是齐国死仇，国君必亲手杀他。”鲁国闻讯后，囚送管仲到齐。鲍叔牙对桓公说：“管仲天下奇才，齐国可用他。”桓公说：“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焉能用他！”叔牙说：“如果你重用管仲，以他的忠心和才能，可以替你射得天下。”面对鲍叔牙的大力举荐，桓公决定暂不杀管仲，并欲拜叔牙为相。叔牙说：“主公如想管理好齐国，有高（齐大夫）和我足够。但想建树霸业，非用管仲不可！”桓公听后，同意试一下。叔牙向桓公建议：“非常之人，必以非常之礼相待，天下人知主公尊贤礼士，不计私怨，会有更多人来效忠尽智！”桓公即用大礼，亲自迎接管仲同上君车进城。桓公与管仲交谈，句句投机，即拜管仲为相国，且尊为“仲父”。《史记·管晏列传》指出：“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之谋，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善于权衡轻重，因势制宜。管仲任相，组建军队，以“作内政而寄军令”为基本原则，以“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为具体内容，把社会组织为军队的编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在管仲的谋划下，齐桓公对内政、经济、军事进行了改革，使齐国富强起来。同时，管仲依据中原形势，建议桓公制定了“尊王攘夷”的霸业方针。一方面，尊奉周王室，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攘除夷狄侵扰，实现华夏共同意愿。此方针，既能团结诸侯，又能立德树威，从而使齐在这一旗帜下得以雄霸中原。管仲对用兵之道也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指出：“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管子认识到，战争必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控制不当，国家则被战争拖垮，导致国破民亡。因此，《管子·兵法》指出：“故举兵之日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为了以战养战，以战控战，管仲还提出“八无敌”的谋略方式：“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种谋略方式，跳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把战争同政治、经济等因素联系起来，赋予战争谋略以新的内涵，认为只有在财力、制造、器械、将士、管理、军纪、情报、时机这八个方面都胜过敌方，才能有必胜的把握。同时，在治国治军的问题上，管子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说：“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百年之计莫若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提倡“选贤论才”，“使民各为其所长”，并且规定各乡各属都要推举人才，否则就以“蔽贤”、“蔽明”之罪论处。同时，主张“明分职而课功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
管仲之后，齐景公时期又出现一位兵法大师司马穰苴。司马穰苴推崇的“上谋不斗”、“以和止斗”的谋略方法，其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尚和”。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春秋末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是古代职掌军事的最高官职。由于田穰苴曾官至大司马，故被称为司马穰苴。齐景公时，燕、晋联手分别攻齐，齐军屡战皆败。相国晏婴向齐景公举荐田穰苴（属田氏宗族，但非嫡出，与田桓子一支较远，在宗族中地位低下，与平民无异），他说：“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齐景公招来田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遂封其为将军。田穰苴对齐景公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齐景公答应，并派庄贾担任监军。田穰苴随即与庄贾约定次日正午点兵出发。次日，庄贾自恃景公宠信，不顾约定，直到太阳西下才到集合地。田穰苴问他：“监军为何违期迟到？”庄贾说：“亲朋备酒送行，所以晚到。”田穰苴说：“作大将，从受命时起，就应忘家；临阵决战，就应忘生；赏功罚罪，就应忘亲。大敌压境，举国忧心，怎能安闲饮乐？若临敌应战，岂不误事！”于是下令，将庄贾绑出辕门斩首示众。庄贾随从急报景公。景公派梁丘驰车前来传谕赦令。田穰苴问军政司，梁丘营中驰车该当何罪？答曰：“当斩”。田穰苴说：“虽君使臣不可杀，但军法不可不执行。”下令毁车杀马，代臣受法。此举，使三军将士无不敬畏。而后，田穰苴率军出击，晋、燕军队闻风逃遁，齐军乘势追杀，全胜而归。凯旋之日，齐景公亲迎入城，拜田穰苴为大司马。司马穰苴严法治军，重军威势，精于兵法，他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他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指出治军要“力同而意和”，作战方要先行“五虑”（谋略），“顺天”（掌握时机）、“阜财”（物资准备）、“怿众”（鼓舞士气）、“利地”（有利地形）、“右兵”（精良武器）。将帅应做到“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勿忘其众”。抚众要“悦其心、效其力”。司马穰苴说：“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怿众勉苦，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主固勉苦，视敌而举。”“称众因地，因敌令陈，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柱、诎、顿、肆、崩、缓，是谓战患。骄骄、慑慑、吟旷、虞惧、事悔，是谓毁折。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贤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实战中，司马穰苴强调掌握敌情，打击薄弱，乘敌犹疑及谋划未定进行袭击等原则。司马穰苴的兵法思想及其阐述，虽未编辑成册，但流传甚广。战国中期齐威王曾嘱将田穰苴兵法思想附于《司马法》中，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为155篇，《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为3卷，今仅存五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其中，经国治军思想的核心是：礼、仁、信、义、勇、智“六德”，并强调“以仁为本”，“以礼为固”。
孙武出生在齐国，其祖上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加上武将文官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这些都为他提供了特殊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孙武从小得到了齐兵家文化的熏陶和父辈们的培养。据说，孙武小时候曾师从孙书（孙武的爷爷）的好朋友、兵法大师司马穰苴学习知识，从而得以广泛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如《军政》等。《军政》是产生于春秋中叶以前语录式的论兵著作，与其同时期产生的还有《令典》、《军志》等。虽然这些兵书早已散佚，但从先秦史籍和兵书所引用的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闪光的军事思想。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中，为了说明战场统一号令、统一指挥的问题，曾引用过该古兵书的片段，即“《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纵观《孙子兵法》，其不仅先后提到上述情况并从中概括出自己的体会，而且其重全局、重谋略、重治军、重虚实、重知情、重用人、重形势、重基础、重变化的用兵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齐国太公吕尚、相国管仲、司马穰苴的兵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吕尚提出：“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而孙子则说：用兵“不可不察”，“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吕尚要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孙子也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吕尚言“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孙子亦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等等。可以说，吕尚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在《孙子兵法》中都被进一步强化并突出了。又如，“管仲之谋”，即以“全”和“轻重权衡”为特点的谋略方式，在《孙子兵法》中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表现为强调政治、经济对用兵的制约，强调法制、管理对治军的作用，不仅提出“道”、“贵胜”的要求，而且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的权谋全胜思想。管仲谋略强调“贵轻重，慎权衡”，孙子谋略同样强调“因利而制权”、“智将之虑，必杂于利害”，要求用兵做到“悬权而动”。再如，司马穰苴的兵法思想，则对孙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出自司马穰苴之口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就被《孙子兵法》直接沿用，而其“上谋不斗”的用兵主张，在《孙子兵法》“谋攻”中得以被深入具体地展开论述，并提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孙子著作其兵法，深受齐国具有兵家特色文化的影响，《孙子兵法》是继承和发展齐国兵家文化的成果，也是齐国兵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第三节 熟悉战例的优势
《孙子兵法》关于用兵的阐述，能够综观全局、展望全程，由此及彼，相互联系，并且概括出用兵作战的“兵者诡道”，重点强调战略谋略与战争的胜负关系，具体分析各种不同条件下兵法的灵活运用和措施的临机处置，这些都与孙子熟悉春秋前以及春秋时期所提供的大量典型战例、翔实素材有着必然的联系。
《孙子兵法》曾提到“古之善用兵者”与“诸侯自战”两种情况。笔者理解，所谓“古”，主要是指春秋之前，而所谓“诸侯”则应该是指春秋时期。《孙子兵法》提出这两种情况，说明孙子对春秋前的“古之用兵”和春秋时期“诸侯自战”的战例都十分熟悉。正因为如此，《孙子兵法》中能够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的古战经验，提到“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到“诸侯之战”、“霸王之兵”，还提到“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甚至具体提到黄帝、吕尚、伊挚、专诸、曹刿以及越人之兵的一些具体战法，等等。这足以证明，《孙子兵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是有客观依据的，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可以肯定，孙武在著述《孙子兵法》之前，已经对春秋之前以及春秋时期的经典战例进行过充分的解析和深入的研究，对古代涿鹿、鸣条、牧野等大战情况以及黄帝战胜四帝、武王剿灭商纣的作战经验了如指掌，对伊尹、太公、管仲、司马穰苴的兵法思想烂熟于胸，再加上孙武本人就生活学习在战乱频繁，兼并激烈的时代，从小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深知奇计谋略在其中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孙武沿着战略方向研究兵学并取得极具价值的成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一定的优势。
根据《孙子兵法》的内容，可以从中寻找到春秋前以及春秋时期通过“谋略取胜”的一些经典战例，如，涿鹿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北制之战、长勺之战、泓水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长岸之战，等等。
约五千年前，中国古代生活在西、东、北、南、中的部族，按照金、木、水、火、土的习俗，分为西部金帝族、东部木帝族、北部水帝族、南部火帝族（炎帝）、中部土帝族（黄帝）。五帝部族之间，在交往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常会产生一些摩擦，因此，他们之间偶尔也有战争发生。不过，这些战争还主要表现为简单的对抗。正是在五帝部族的不断交往、发展、对抗、和解的过程中，代表华夏族的黄帝部族逐渐地发展强大起来，并先后与其他四帝部族结成部落联盟，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多部族的统一，使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共同成为华夏子孙的祖先。
涿鹿之战，是春秋前黄帝、炎帝两个部族联合与蚩尤九黎族进行的战争。当时，兴起于关中平原的黄帝族与兴起于山西南部的炎帝族，经过交往联合，共同沿着黄河由西向东发展，而兴起于冀、鲁、豫交界地区的蚩尤九黎族，则背依滨海由东向西发展。为了争夺更适于牧猎和浅耕的中部平原地带，两大部落联盟长期在族联合夸父部族与三苗部族，先恃强力驱逐炎帝，后又乘势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则在玄女族的帮助下，利用吹号角，击夔鼓，迷惑、震慑蚩尤族，并乘机冲破迷雾，击败蚩尤族，擒杀蚩尤。从此，黄帝被公认为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逐鹿中原，黄帝族战胜蚩尤族，初步运用了一些简单谋略，启发了后人在谋略时对“天时地利”和“示形造势”作用的重视。
鸣条之战，是春秋前商汤积蓄力量一举颠覆夏桀王朝的战争。由于当时夏桀无道，商汤根据“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状况，在伊尹、仲元的辅佐下，确定了先绝其羽翼的决策，通过计谋逐一翦除了夏桀的羽翼，最大程度地孤立了夏后氏。同时，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了葛、韦、顾、昆吾等夏的属国，从而打通了灭桀的道路。之后，商汤乘九夷之师不起、桀指挥失灵之机，果断集力起兵。公元前1600年，商汤率部与夏朝军在鸣条（今山西安邑）展开决战。《尚书·序》指出，汤以“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同时，商汤联合各方兵力，进行战略大迂回，绕道突袭夏都，一举击溃夏桀主力，桀败退于属国三裈，汤乘胜灭三裈，桀率残部逃往南巢后病死，夏朝从此宣告灭亡。汤回师即召开诸侯大会，得到诸侯拥护，取得天下主位，建立商朝。商汤讨桀，以“先为不可胜”的谋略，首先削弱桀的势力，而后采用“攻其无备”的谋略，从而一举消灭夏桀。这一用兵谋略，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牧野之战，是春秋前周武王联合各方面力量并率众讨伐歼剿商纣王的战争。公元前1044年，正当商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时，周武王联合庸、蜀、羌、茅、微、卢、彭、濮等，率大军经过孟津，渡过黄河，直抵商郊，令诸侯会兵，陈师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威逼朝歌（商都，今河南淇县）。商纣王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联合攻击，事先毫无准备，他仓促调集军队，慌忙在牧野应战。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皆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伐纣，遵从“天道”，重视“争取人心”，运用“众寡之势”、“以镒称铢”、“以实击虚”等谋略，通过战前誓师造势、确保上下同欲，积聚精锐优势、携众斗寡击虚，确保战时“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胜利，从而也显现了战略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北制之战，是春秋时期郑国计谋战胜卫国及其所支使的燕军的战争。春秋初期，崛起于中原的郑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方式，联合齐、鲁多次与邻近的宋、卫发生争战。公元前719年，宋、卫、陈、蔡联合攻郑，抢走大批粮食。郑庄公为报此仇，于公元前718年率军攻卫。卫支使燕抗击郑军。郑庄公遣大夫祭足、原繁、泄驾率三军迫近燕军，作正面攻击之势，吸引燕军，令公子曼伯、子元率一支军队迂回至燕军侧后的北制（今河南荥阳？水镇）。燕军以为北制地形险峻无虞，因此只注意正面的郑军。而曼伯、子元乘燕军毫无戒备之机，从其背后发起突袭，大败燕军。《左传》载“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此战，郑军一改传统的拒敌战法，开创了“迂回制敌”、“以正合，以奇胜”的作战谋略，一举战胜了对手。所以，《左传》关于其“不备不虞，不可以师”的评说，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后世用兵的鉴戒。
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鲁国应战齐国并以弱胜强的战争。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兴师伐鲁，鲁庄公闻报齐军来攻，决定应战。这时，曹刿求见庄公，在三问庄公之后，认为庄公取信于民，得到国人支持，具备同齐决战的基本条件，可以决战。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齐、鲁两军摆开决战架势，曹刿建议庄公按兵不动，伺机破敌。齐军求胜心切，凭借兵力优势，向鲁军发起猛攻。等到齐军三次击鼓进攻，曹刿抓住对方勇气转衰的时机，提议发动反攻，鲁军击败齐军。曹刿望见齐军辙乱旗靡，断定不是诈败，下令乘胜追击，鲁军取得全胜，将齐军赶出了鲁国国境。战后，庄公询问曹刿取胜原委，曹刿指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能立即发起追击，是要防其佯败设伏，但见其车辙紊乱，望其旌旗歪斜，则可大胆追击，可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曹刿战前决策，重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战场指挥，遵循积极防御、敌疲我打、适时反击的方针和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战后兵家分析，长勺之战基本反映出了以弱胜强的规律和原则。因此，“曹刿论战”始终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宋国和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战争。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失去了往日一匡天下的霸主。楚国此时企图攫取霸权乘势北进，而宋襄公也想争当盟主，模仿齐桓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结果被楚军活捉。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将宋襄公放回国。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但自知军力难敌楚国，于是决定兴师讨伐臣服于楚的郑国。郑文公闻讯，求救于楚。楚成王起兵伐宋救郑，宋被迫从郑国撤军。公元前638年，宋军返回国境，而楚军还继续向宋国挺进。宋襄公屯兵泓水（今河南商丘、柘城间），阻击楚军。宋大司马公孙固建议，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被宋襄公拒绝。楚军渡过河后，公孙固又建议乘机攻击，又被宋襄公拒绝。直到楚军布阵完毕，宋襄公才下令击鼓进攻，结果遭到强大楚师的重创，其精锐基本被楚军歼灭，襄公本人也受了重伤。泓水之战，标志着陈旧的“成列而鼓”的作战方式到此结束，新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泓水之战，宋如能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法，就有可能打败楚军。泓水一战，襄公为天下笑，而关于乘楚军“半渡而击”的策略和“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则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军施展诱敌深入战术歼灭楚军的战争。公元前633年，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军攻下与楚国订立盟约的曹国，生擒曹共公，迫使曹国背叛楚国。楚成王为避免与晋国交战，命楚军撤出宋国。但楚国大将子玉执意率军北上与晋军决战。公元前632年，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濮县）相遇，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时许下退避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开楚军锋芒。但楚子玉不顾一切冒进决战，晋军只好应战。晋左军首先攻击楚方最弱的右翼，楚右军溃散。晋上军用战车拖曳树枝后撤，掀起尘土佯败，楚军追赶晋军，结果左翼完全暴露，遭晋中军横击。同时，佯退的晋上军回兵夹攻，导致楚左军完全溃散。晋、楚两军城濮一战，楚军左右两翼完败，楚子玉无奈之下只好率中军及残部退回楚国，不久自杀。晋国则以此战胜利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城濮之战，晋“退避三舍”，避其锐气、待其惰归，同时运用“蒙马虎皮”、“曳柴扬尘”等谋略，结果大胜。晋军取胜其所用“利诱”、“示形”的“兵者诡道”，引起了兵家的广泛关注。
鄢陵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晋军击败楚、郑联军的战争。公元前575年，楚诱使郑国叛晋，攻打宋国，宋求援于晋。晋厉公率军南渡黄河攻郑救宋。楚共王得知晋攻郑，应郑请求，率军北上救郑。晋、楚两军在郑国境内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对垒中，楚军企图以优势兵力击败晋军。在晨雾掩护下，楚军与郑军悄悄迫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厉公鉴于楚军将帅不和，郑军阵势不整，纪律松弛，意志涣散等情况，决心以速决取胜，并在营中列阵，准备迎敌。楚叛臣苗贲皇向晋厉公建议加强两翼，先攻楚左、右弱军，后击其雄厚的中军。晋厉公以上军及中军一部攻楚左军，以下军、新军及中军一部攻楚右军，以假象引诱楚军。晋军两侧出击，与楚、郑大战。激战中，楚共王被射伤左目，楚军士气锐减，楚右军与郑军在晋重兵攻击下，迅即溃退。楚中军及左军亦因此退却。晋军乘胜全线追击，俘楚公子栈。楚共王因战事不利，自料难于取胜，遂率军连夜撤走。鄢陵之战，楚军仓促兴师，过于急躁，《左传》言“其行速，过险而不整”，楚军未判明晋军的作战意图，缺乏权宜机变能力；而晋军“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主动，并根据阵势和地形，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而后强。这种随敌应变，因利制权，灵机处置的方法，对后世兵家是有借鉴意义的。
长岸之战，是春秋时期吴国与楚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公元前529年，楚国发生政变，令尹公子弃疾弑楚灵王，自立为楚平王。吴国乘楚国内乱，出兵围攻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州来是吴、楚之间的战略要地，吴国围攻州来，楚国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次年，楚平王命令召陵、宋丘两地分别训练东西部之兵，同时打造舟船，作伐吴准备。公元前525年，楚王命尹阳和公子舫率舟师伐吴。吴王僚得报后，自恃当时本国有最大的战舰，令公子光（即阖闾）率军迎战。在长岸（今马鞍山），吴军初战失利，失去“余皇”号巨型王船。为夺回此船，公子光召集众将，说：“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以救死！”并与众将商量派人混入楚军。公子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像楚人的士卒，以夜幕作掩护，潜入楚军，环舟师呼叫。船上的守卒不知何人呼叫，回声答应，楚军怀疑船队有内奸，进行搜捕引起内乱。邻近的楚船前往救助，遭吴船袭击。在这场夜战中，强大的楚国水军舟师被吴军各个击破，混乱不堪，乱了阵脚。令尹阳见势不妙，只得下令撤退。这场发生在长岸的水战，吴军敢于起用间谍、善于乱中取胜，说明此时的权谋变诈，更甚于以前，同时也说明兵家自有的战胜之道不可违反。
春秋时期发生的几百次战争，特别是“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五霸指齐、宋、晋、秦、楚；一种说法认为五霸指齐、晋、楚、吴、越）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要想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进行争强图霸的争斗，必然促使“权谋变诈”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使观天象、借假象、察形势、集同欲、探虚实、谋奇略、非守常等具体谋略，日益成为取胜之道的重要砝码和手段。所有这些，都为孙武关于《孙子兵法》谋略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归纳整理的、丰富的具体材料，以及吸取借鉴、深入总结的实战经验。由于孙武所处的生活时代、所具有的家庭背景和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使他有熟悉上述战例的便利和优势，同时，孙武为了研究整理兵法思想，也对上述战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采取了非常重视的态度，这些都使他能够得以形成自己的兵法思想。关于对上述战例经验的吸取，从《孙子兵法》的谈兵论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如，《孙子兵法》中就提出用兵重“道”、“天”、“地”，要求“示形”、“造势”，主张“先为不可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实击虚”、“以众击寡”、“上下同欲”、“以虞待不虞”、“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通于九变之利”、“令半济而击之”，等等，这些均反映了上述战例的有益经验。从这一点看，应该说，《孙子兵法》是孙子从理论上对上述战例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结果。
第四节 客观需要的时世
春秋末年，孙子在吴国撰写《孙子兵法》，同时，《孙子兵法》也是在吴国得以问世。用历史的观点看，孙武当年隐居吴都写兵书，并且经过吴王之手得以问世，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历史必然性体现出，《孙子兵法》的产生，与吴国当时所处的时代及其客观需要有着直接的联系。
吴国，位于当今江苏的中南部，始君为吴太伯。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周武王姬发的太爷周太王（爷爷的父亲）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幺子季历。其中，季历最为贤能，季历的儿子昌也十分聪明。太伯、仲雍兄弟都知道父亲周太王欲传位于季历和昌，于是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到夷蛮之地即吴，并入乡随俗，文身断发，表示不可用，以避开与季历相争王位。太伯兄弟的这一义举，得到吴地许多人的称赞，于是千家万户拥立太伯为吴太伯。由于太伯、仲雍出走，季历得以继承王位，其子昌即为文王。出走吴地的太伯一生无子，死后立其弟仲雍，仲雍死后立其子季简，季简死后立其子叔达，叔达死后立其子周章。在这一期间，周武王已经剿灭殷纣，派人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这时，周章已是吴君，武王对其加封，列为诸侯。吴传至十二代，处于夷蛮之地的吴国开始兴起，到十九世寿梦为君时开始强大，并称王。春秋时期，吴国既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又是姬姓宗室的诸侯国。吴国前期，远离战乱，社会生活稳定，在文化方面深受楚国的影响。
后来，楚国实力增强，野心膨胀，对外扩张，欲图称霸，将长江中下游的小国逐步吞并，并迫使疆域邻近的原诸侯强国郑、陈屈服于己，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同时，它还不断强化对吴国的压力。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以陈国弑君为理由，出兵讨伐陈国，并杀了弑君者夏征舒。随后，楚大夫屈巫臣与楚公子侧，为争夺容貌美艳的夏征舒的母亲，发生了激烈冲突。公子侧借故杀了屈巫臣的全族，屈巫臣设法逃脱，先奔晋国，后投吴国。吴国地处长江和太湖流域，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国家富庶，冶炼水平和技术较高。屈巫臣到吴国后，教习吴人乘车、御射等，学习中原先进的车战和步战技术与方法，并发掘吴特有的水战军队。此后，吴国建立了水、陆皆能作战的新军，以御外敌。楚共王时期，楚国继续向东扩张，公元前570年，楚国发兵攻打吴国，很快占领了吴国的大片土地。为了对抗楚国的侵占，吴王寿梦根据吴国已开始强大和了解中原作战方法的情况，率领吴国军队与楚国军队展开了数年不断的殊死较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楚国企图灭吴的计划。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依次为诸樊，余祭，夷昧，季札。寿梦有意让最具才贤的小儿子季札接替王位，但为了遵从立长的习俗，他规定兄弟之间按顺序轮做国君，直到季札当上国君为止。寿梦死后，吴国的君主制度变成了兄终弟及的兄弟继承制度。长子诸樊，继承寿梦的遗志，走强兵之路，苦练军事，继续抵抗楚国军队的侵犯。为了实现寿梦让季札接替王位的遗愿，诸樊带着必死的心愿与楚国军队作战，并亲自率领大军冲锋陷阵，对射向他的箭从不躲避，最终因中箭死亡。二子余祭继位后，有感于兄长求死让位的榜样，每天焚香祷告，以求自己减寿速死。这期间，楚国也发生了变化，楚共王终亡，楚康王即位，楚国暂时停止了对外扩张，吴国来自西方的压力被大大地缓解了。但是在南方，吴国与新兴的越国开始有了摩擦。越是大禹的后裔，由夏开始三十多代君主，一直依附于楚国。由于以往越被称为未开化之地，国民始终过着群居打猎的生活，所以越国一直为各诸侯国所不屑。随着越国人口增长，食品需求放大，越国开始在吴国边境进行抢掠。为此，吴王余祭对越国开始打压，越王允常则进行反击，结果，吴国打败越国，并俘虏了大量的越国士兵和平民带回吴国做奴隶。后来，余祭在吴国建造的“余皇”号巨型大舟内被当奴隶的越国人行刺身亡，吴越从此结下世仇关系。余祭死后，其弟夷昧即位，遵循兄长愿望，他将国务大事全部交给小弟季札管理。季札德才兼备，是吴国乃至春秋时期最贤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在他辅政时期，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从根本上加强吴国的实力。同时，积极的出使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与鲁、齐、晋、郑等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吴国得到各国的认可和赞誉。夷昧死后，群臣拥戴季札为吴王。但季札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的缘故，才导致了三位兄长的早亡，为此他深感内疚，坚决不登王位，并出走国外。在此情况下，夷昧的儿子王僚继承了王位，成为新的吴王。王僚登位，引起诸樊的儿子公子光（阖闾）的强烈不满。
此时，在楚国被通缉的伍子胥，经过曲折的逃亡，来到吴国，终日吹箫行乞，艰难度日，并试图游说吴王伐楚。在这期间，伍子胥首先结识的是同样流落他乡的孙武和专诸等外来族人，他们来往十分密切，经常一起谈兵论势。这不仅使伍子胥了解了孙武，而且知道孙武还自著兵法。但伍子胥游说吴王僚攻楚的方案，始终未得到赏识，这使伍子胥十分郁闷。在这个时候，公子光（阖闾）发现了伍子胥的才能，并和伍子胥结为知己。在后来的宫廷内乱中，伍子胥为帮助公子光争夺王位，推荐专诸，冒充宫廷厨师，在服侍王僚进膳时，乘其不备将藏在鱼腹内的匕首抽出（鱼腹剑），刺死王僚，使公子光登上了吴王的宝座。
公子光（阖闾），是吴国历史上最有名、同时也是最开明的君王。他深知吴国富国强兵、抗击强楚的需要。根据楚国屈巫臣来吴大大提升了吴国战力的经验，公子光采取了不论原籍何地，广为招贤纳士，一概为我所用的政策。伍子胥正是利用了吴王所推行的这一政策，才向吴王推荐了孙武。而吴王鉴于楚、吴继续争战，吴越日益摩擦的现实，急需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兵家帅才，来帮助吴国治军强兵，以消除来自吴国西、南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才有了历史上吴王阖闾亲赴都外考查孙武，孙武向吴王献出兵书的精彩一幕。不仅如此，更重要和精彩的还在于，吴王阖闾看了《孙子兵法》并了解了孙武的治军能力之后，敢于破例任用孙武为吴国大将军，并令孙武、伍子胥率军对楚国进行讨伐，从而上演了一出以弱胜强、蟒蛇吞象的好戏，最终使吴军大败楚军，吴国一举吞并了楚国领土的三分之二。对于阖闾、伍子胥和孙武合作上演的这部历史话剧，东汉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评价说：“孙武阖闾，世已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占必胜。”
可见，《孙子兵法》的问世，确实顺应了吴国当时的客观需要。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客观需要，吴王阖闾作为一国之君，怎么可能亲自上门去约见孙武这个外来的无名之辈？同时，孙武作为外来的一介平民，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向吴王献出自己研究兵法的成果？如果吴王没有亲自接触孙武并得到其兵法著作，吴王怎么会知道孙武具备兵法思想，还有能力指挥用兵？同时，孙武没有兵法思想和指挥用兵能力，吴王又怎么会任命孙武率军出征？如果没有孙武率军伐楚的征战实践并显名战场，有谁又能知道孙武足智多谋、善用兵法？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孙武之书又怎么可能在战国末年被人珍惜收藏，并在民间争相传颂？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武结识伍子胥并通过伍子胥见到吴王是出于偶然，但是，《孙子兵法》在春秋诸侯争霸中出台问世并产生破石惊天的效果则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