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历来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东方兵圣”、“武经神灵”，而《孙子兵法》则被人们奉作“兵学圣典”、“古代兵经”、“战略笺言”。这部“兵学圣典”一方面，以其精辟的思想、睿智的聪慧、奇妙的谋略，曾经哺育了历史上大量军事人才和政治人物的成长；另一方面，又以其华美的修辞、缜密的逻辑、深刻的哲理，给现实中的人们以无限遐想和思维启发。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对这部“兵学圣典”的作者，即“百代谈兵之祖”的其人、其事、其所作兵法及其意义等，仍然感觉神奇、饶有兴趣、欲知其详。而且，我们研究和探讨《孙子兵法》的战略智慧和管理启示，也应有一个历史的起点，因此，这里仍然有必要先了解孙子其人、其事，以及《孙子兵法》传播的路径。
第一节 历史之谜：《孙子兵法》的作者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孙子”，纯粹是一个称谓，而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称谓，其中没有任何上下辈分血缘关系的含义。因此，生活于现代的人，不能把中国古代关于“孙子”的称呼，简单地等同于子孙后代的辈分称呼。“孙子”这两个字中的“孙”，是百家姓中的一个姓氏，指姓“孙”之人所继承下来的、正式的姓。但是，“孙子”这两个字中的“子”，却不是指姓“孙”之人其父母所冠以的、正式的名。其实，中国古代所说的“孙子”，只是当时人们对“孙”姓某个人的一种尊称。在中国古代，姓氏后面附加的这个“子”，是一种特指，其含义类似古希腊所谓的“智者”，它专指那些有学问、善辨析、明事理的智慧之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先秦时代，称呼某个人并在姓氏后面冠以“子”，是一种美誉，主要是对大家普遍承认的、有智慧的男子的赞美称誉。比如，将孔丘称为“孔子”、将李耳（亦称老聃）称为“老子”、将孟轲称为“孟子”、将庄周称为“庄子”，等等。正是因为中国有将古代的智慧之人称之为“子”的传统，所以先秦时期开创各种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才被历代史家统称为“诸子”，他们的学说也被后世称为“诸子百家之说”。
那么，作为《孙子兵法》作者的“孙子”究竟是谁呢？这个问题，说起来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然而它却成了长期以来始终困扰《孙子兵法》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一个问题。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两个“孙子”，一个是孙武，一个是孙膑。孙武和孙膑都是齐国人，但孙武是春秋末年吴国的将军，而孙膑则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他们各自都著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家”中，也分别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两部兵书。唐颜师古注《吴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年的“孙武”，《齐孙子》的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然而，孙膑所著的兵法著作《齐孙子》，自东汉末年以后就失传了，并且再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篇章传世。于是研究孙子及其兵法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史说古代存在两个“孙子”，而且各自都著有兵法，但实际人们所看到的却只有一部《孙子兵法》世代相传。面对这种情况，自宋代以来，关于曾经存在两个“孙子”和孙武是《孙子兵法》作者的说法，就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和猜测。宋代的叶适，根据《左传》基本没有关于孙武的记载，以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称孙武演兵“试以妇人”的奇招险术，而在《习学记言》中判断“奇险不足信”，进而提出“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清代的全祖望十分赞同叶适的观点，他在《鲍亭集·孙武子论》中甚至进一步提出：“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到了现代，人们对此仍有不同的看法，如，齐思和先生在《燕京学报》第26期《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中就提出：“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可见，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研讨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
我以为，把关于《孙子兵法》真实作者的诸多不同说法归纳起来，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著作者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持这种观点的人确信，《孙子兵法》毫无疑义是春秋末年齐国人孙武在吴国著述的作品。因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子之十三篇”。《史记》所称“十三篇”，即现在所说的《孙子兵法》。而且《汉书·艺文志》也记载了孙武有其兵法，并且指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只是由于遗失残缺，因而“兵书五千言”。以后的史书，如，《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均记载《孙子兵法》为“吴将孙武撰”，宋朝以来的各种版本也均认为《孙子兵法》系春秋孙武所作。
第二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著作者其实是战国中期的孙膑。持这种观点的人提出，《孙子兵法》虽然源出于春秋末年的孙武，但是完成于战国中期的孙膑，或者说，它就是战国中期担任齐国军师的孙膑所作。因为，《汉书》虽然记载孙武和孙膑各自著有兵法，即孙武所作《吴孙子兵法》和孙膑所作《齐孙子》，但人们所见到的却只有一部《孙子兵法》，而且人们所见到的这部《孙子兵法》中阐述的大量情况疑似战国时代特有的一些情况，《孙子兵法》所用的语言语气也疑似战国时代所使用的语言语气，因此，种种嫌疑只能让人断定：《孙子兵法》可能包含有春秋末年孙武的某些用兵思想，但实际它是出自战国中期的孙膑之手，所以，“十三篇乃战国之书”。
第三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著作者既不是孙武，也不是孙膑，而是历史上的一些非孙姓之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怀疑，孙武是人们杜撰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孙武这个人。他们认为，《孙子兵法》纯系他人后来假借孙子之名所进行的编造。其主要理由在于，《史记》所记载的孙武，其生卒时间都不清、生平事迹也不详，而《左传》中又从未提及历史上有过孙武此人。因此，司马迁写《史记》所叙述的孙武演兵“试以妇人”之类的事情，根本不足以信。由此可以断定，历史上的所谓孙武，是“妄相标指，非事实”。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吴国，原来根本没有孙武此人。而将孙膑说成《孙子兵法》的作者，也不可信。因此，他们认为《孙子兵法》“皆纵横家所伪为”。
第四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的著作者是孙子，这个孙子其实是一个人，史家把他误认为是孙武和孙膑两个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历史上的所谓孙武和孙膑，其实就是孙子一个人，这个孙子就是《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错误地将孙武和孙膑当作两个孙子并把他们区分开来，是因为“孙子在吴、齐两国都呆过，太史公莫能辨，遂误分以为二人”。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中册）中，甚至记载着连日本学者也提出同样观点，如，斋藤拙堂就说：“孙武与孙膑，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
中国历史上是不是存在过两个孙子？是不是有两部不同的孙氏兵法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两个“孙子”存在。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这两个“孙子”，一个是孙武，一个是孙膑。其次，孙武和孙膑确实各自著有兵法传世。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家”中不仅有著录，而且明确指出与孙姓有关的兵法著作确实存在两部，一部是孙武的《吴孙子兵法》，另一部则是孙膑的《齐孙子》。所以，历来古注《吴孙子兵法》的作者都是“孙武”，而《齐孙子》的作者则是“孙膑”。再次，两个孙子的生活时代前后相差一百多年。孙武，是春秋末年阖闾称王时与伍子胥同时齐名的吴国大将军，又称为“吴孙子”；孙膑，则是战国中期齐威王时与田忌关系密切的齐国军师，又称为“齐孙子”。两个“孙子”生活并活动于不同的时代，孙武生活并活动在春秋时期，孙膑生活并活动在战国时期，从公元前512年孙武结识吴王阖闾到公元前354年孙膑“围魏救赵”前后也有一百五十多年，如果是一个孙子，在先秦时期其寿命不可能有一百多年。
当然，《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否属实，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仅凭史书记载，难免有口说无凭之嫌，最终还要拿出历史实物来证明。所幸的是，这个实物证明被挖掘出来了。1972年，我国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两座西汉初的古墓，在挖掘墓葬时出土了大量历史文物。在这些出土文物中，人们发现了由七百多片竹简记载的兵法专著。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考证并最后认定，在出土的篆刻兵法的七百多片竹简中，有两百多片竹简上篆刻记载的兵法与东汉末年曹操所注孙武的《孙子兵法》相同，而其他五百多片竹简上篆刻记载的则是已经失传千年以上的《孙膑兵法》。后来，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被整理出来，全书约1万1千余字，分为上、下两编，每编各15篇。从内容上看，《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和基本原则，而且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战争策略原则和战争谋略思想。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使早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得以重见天日，而且用事实证明了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两个孙子以及由他们分别著述的两部兵书。《孙膑兵法》的发现，说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和两部兵法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最终确认了《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年吴国的孙武，而不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孙膑。《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还有力地旁证了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序》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依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所著的观点是正确的。至此，自南宋以来数百年间关于《孙子兵法》作者的争论，也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即孙武确实是《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
不过，有些学者们仍然认为，《孙子兵法》中还存在一些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考证。比如，“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其中，“形名”和“霸王”等词语，应该是在战国时期的常用词语。又如，“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似乎也是在描述战国时期的状况。再如，“凡为客之道，深则专”，“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种主张运动战的方法，也似乎出现在战国时期。还比如，《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时期军队作战，一般是“裹粮坐甲”，即作战时自带粮食，粮食吃尽则必须返归。而《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因粮于敌”、“智将务食于敌”的策略，不像是春秋时期的作战策略，而似乎是战国时期的作战策略。不仅如此，还有诸如“谒者”、“门者”、“舍人”等一些用语，都好像是在战国时期所使用的语言。
上述论据认为，《孙子兵法》的阐述和所使用的语言语气，疑似战国时代的阐述和语言语气。笔者认为，关于类似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同时，也不排除后来孙膑等人在宣传孙武的《孙子兵法》时，对其内容做了某些修改的可能。但是，这终归只是一些猜测，只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那就是《孙子兵法》所表述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事情。比如，《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到诸侯之战，甚至专门提到诸、刿之勇。众所周知，诸侯兴盛主要是春秋时期，而专诸、曹刿是我国历史上早于荆轲的著名勇士。专诸是春秋时吴国的勇士，也是孙武和伍子胥的最要好的朋友，在伍子胥帮助阖闾夺取王位的过程中，他曾甘愿冒着死的危险，用鱼腹剑刺杀了吴王僚，最后自己被吴王侍卫用刀剁成肉泥。曹刿也是春秋时鲁国的勇士，他曾在齐国以强欺弱的齐鲁会盟上，勇敢果断地手持利剑劫持齐桓公，迫使齐国同鲁国订立盟约，并逼迫齐国退还其所侵占的鲁国土地。与诸、刿同时提到的所谓“诸侯”，毫无疑问，当然是指春秋时期兴起的封建诸侯，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至于说，《孙子兵法》所产生的那个诸侯混战时代与七国争雄时代究竟相隔多远，也就是说，春秋末年与战国初期究竟相隔多远？末年与初期对问题的阐述和所使用的语言语气，究竟有什么区别或有多大的区别？这一点，可能是现在谁都难以说清楚的问题。
但不论怎样，银雀山汉墓的发现以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出土文物，毕竟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孙武系《孙子兵法》的作者。这一点，的确值得可喜可贺。但笔者认为，最为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应该是在1700多年后《孙膑兵法》居然又失而复得。《孙膑兵法》的重新获得或者说重见天日，不仅证明了历史上孙武和孙膑确实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兵家代表，他们各有兵书专著传于后世，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有的兵学思想，使我国的兵学宝库又多了一笔极有价值意义的精神财富。只是由于年代长久，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孙膑兵法》实为残简，竹简上大量篆刻字迹模糊难辨，许多段落难以衔接。而且，由于《孙膑兵法》在东汉以后就失传了，历史上没有人对《孙膑兵法》进行过注释和考研。因此，现在人们对于《孙膑兵法》还只能观其存在，而不能窥其全貌，更难以理清其实质内涵。关于这一点，甚为可惜。所以，《孙膑兵法》的兵学思想体系及其内容详情，还有待于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深入考证和研究探讨。
第二节 历史寻踪：春秋孙武和战国孙膑
《孙子兵法》的作者，姓孙、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滨州惠民县）人，具体生卒时间不详。根据史书记载，孙武生活和活动的时代是春秋末年，大约与孔子同时期，即公元前551～479年。
孙武本人系齐国的名门之后，他是陈国（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即河南淮阳）公子陈完的后裔。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陈完于周惠王五年逃亡至齐国，改姓田氏。陈完之所以逃亡到齐国，原因出于陈国内乱。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追封前代圣王后人，分封舜的后人妫为陈侯，其后裔以陈为姓。春秋时，陈桓公的弟弟在陈桓公死后杀死太子免，自立为陈历公。太子免的两个弟弟为报杀兄之仇，趁陈历公访蔡国时刺杀了陈历公。而后，兄弟二人先后为陈国国君，即陈庄公和陈宣公。公元前672年，陈宣公欲立其宠姬之子为太子，杀了原先所立太子御寇。陈历公的儿子陈完平时与御寇私交相厚，御寇被杀后公子完恐祸及己，便出逃到齐国，直接投奔齐桓公（齐桓公即姜小白）。齐桓公赏识陈完为人谦逊有礼，欲封为卿，陈完婉言拒绝。于是，“赐为工正，采邑于田”，即齐桓公赐他为工正（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及其百工之事），食采于田。陈完以地为氏，从此改姓为“田”。原先陈国的公子陈完，由此演变成为齐国的“田完”。《通志氏族略》记载：“陈、田，声近故也”；《姓氏考略》也记载：“田陈相近，故可互称”。在古代，田和陈的发声相近，改陈为田，田陈相通，但是，既告别原来的国家又开始新的生活。
据《史记·田完世家》记载，田完是齐国田家的始祖。田完曾为公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比较好的素质和修养，其阅历丰富、眼界开阔。他到齐国后，生活安定，家庭和谐，因此，其家族和后代发展迅速，而且人才辈出，历代都有做卿大夫和将军的人才。百年之后，田完下传四世，田桓子已成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也促进了田氏家族逐渐发展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强大家族，其家族地位也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由于田氏家族的后发优势越来越明显，其家族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至公元前386年田完的九世孙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公元前390年，周安王册命田和为齐侯（齐国，最早是姜太公、即吕尚的封地，定都临淄，第一代诸侯霸主即齐桓公姜小白）。关于这段历史，史家称之“战国初期，齐国王公，以田代姜”。在田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田完的五世孙、田桓子的八子田书，即孙武的爷爷，曾是齐国的大夫，同时，他又具有很强的军事才干，曾经因为受命攻打莒国（今山东莒县）战功卓著，被齐景公封为乐安侯（齐景公将乐安即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土地封给田书，作为诸侯封赐给下属卿、大夫的世禄田邑，又称“采邑”），并赐姓“孙”氏，以示奖励。“田书”由此改姓，被称为“孙书”。从此，齐国的“田”姓家族又多了一个“孙”氏支派。孙书的儿子名叫孙冯，即孙武的父亲，也做过齐国的卿大夫，据说曾当过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官员。孙武，这个田氏后裔，就降生在“乐安”这块他爷爷孙书的封地上。
生活学习在齐国的孙武，后来出走吴国，与齐景公十三年时齐国出现的内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前547年，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杀死，之后崔杼掌握齐国朝政，并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为国君，即齐景公。齐景公当政后，左相庆封又用计谋杀了右相崔杼，把握齐国朝政。公元前545年，齐国已存在某些矛盾的田、鲍、高、国四大家族，联手赶走了庆封。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听信鲍氏、高氏、国氏家族人士的谗言，罢黜了齐国司马田穰苴的官职，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这不仅激化了齐国田氏与鲍氏、高氏、国氏之间的矛盾，而且导致齐国发生了“四姓之乱”。田、鲍、高、国四大家族，为争权夺利发生激烈争斗，互相残杀，齐国内乱，愈演愈烈。虽然后来鲍氏、高氏、国氏家族均被田氏所灭，但在内乱之初，孙武家庭（“田”姓家族后代）由于与田穰苴关系密切，难免有所牵连。为了避免继续被无端卷入齐国内乱，孙武一家萌发了远走他乡的念头。当时，南方新兴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经济发达，而且当时吴国能够敞开胸怀，广纳贤才，吸引了各方的有才之人、有志之士纷纷投奔吴国。公元前517年，孙武及其家人离开乐安，一路南寻，投奔吴国，并在吴都姑苏（苏州）城外避隐深居。在那里，静观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列国兼并、大夫争权、社会变革的动乱之世，为了寻找战与止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孙武凭借自己良好的军事知识基础，开始潜心研究用兵之法，认真总结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最终写成了《孙子兵法》这部传世之作。
《孙子兵法》的问世，与孙武在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有关。而孙武之所以能够结识吴王阖闾，则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个人就是伍子胥。伍子胥，楚国人，是楚国战功显赫的名将伍奢之子。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因听信费无忌等人谗言，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并悬赏通缉追杀伍子胥。被楚国通缉追杀的伍子胥，迫不得已离开楚国，一路潜逃、乞讨，经过艰难辗转，最后到达吴国，投奔当时的吴公子光（即阖闾）。公元前515年，公子光阖闾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伍子胥推荐的专诸为刺客，计谋用鱼腹剑袭杀了吴王僚，而后坐上王位。阖闾即位后，任用伍子胥与其共谋国事。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国整军经武，国力增强，进一步强化了吴王阖闾攻灭楚国、以图霸业的理想。在吴国，孙武首先结识的朋友，就是伍子胥。孙武和伍子胥，同属于投奔吴国的外来族群中人。在吴国外来族群更为方便的交往中，两人得以相识，并逐渐结为密友。孙武到吴国后，曾在吴国军队里当了一名下级军校，由于作战受伤而退役。孙武退役后，隐居在离姑苏不远的山村里，一面种地，一面研究兵法，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成兵法专著。孙武写成兵书的事，很快就被他的密友伍子胥知道了，于是伍子胥暗自把孙武当成了说服吴王伐楚的重要筹码。平时，伍子胥劝说吴王出兵攻楚时，吴王总是担心伍子胥意在要报己仇，因此犹豫不决。聪明的伍子胥看出了吴王的担心，于是不提自己而先后七次向吴王推荐孙武出任伐楚大将军，这一点深深打动了吴王阖闾。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吴王曾问伍子胥说：“你推荐的这个孙武，到底有什么本事？”伍子胥对吴王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伍子胥实际上告诉吴王，如果能够得到此人，就可得天下，何况一个楚国。吴王反问伍子胥：“你说的孙武如此有本事，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此人”。伍子胥回答说：“因为他到吴国后，一直隐居。”公元前512年，伍子胥带着吴王到了孙武隐居的地方，让吴王亲自对孙武进行考查。孙武见到吴王，知道来意后，献上了自著的兵书。《孙子兵法》这部古代军事理论奠基者的兵法著作，从此得以问世。
在吴王阖闾考查孙武的过程中，吴王首先让伍子胥朗读孙武的兵书给他听。听完之后，吴王对其中惊世骇俗的议论，新颖独特的见解，灵机妙算的谋略，深思远虑的兵法，佩服不已，赞不绝口，对兵书甚至爱不释手。吴王从此知道了孙武精通兵法理论，但问孙武：“你能实际指挥用兵吗？”孙武回答：“能”。吴王又问：“能指挥妇人女子演练吗？”孙武回答：“可以。只要训练有素、严明军令，即使妇人女子，也可奉军令驱而用之。”吴王当即召来180名宫女，孙武将其分成两队，并让吴王的两名宠姬担任队长。孙武三令五申操练要领后，开始击鼓传令，但宫女们根本不听指挥，反而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而后，又亲自击鼓传令，宫女们仍然不听指挥，继续大笑不止。孙武震怒，当即命令立斩两名队长。吴王见状非常着急，对孙武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武回答吴王：“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然后果断命令斩杀了两人。此后，再击鼓复练，宫女们变得十分听从指挥，遵守规矩、无敢出声（按《史记》记载，可称之为“孙武演兵斩美姬”）。吴王从此确认了孙武树立军威、指挥用兵的能力。
公元前506年，孙武和伍子胥奉命率兵伐楚。他们前期在楚国周边布满间谍，并且通过这些间谍及时、充分地掌握了楚国周边及其国内的各种信息情报。同时，利用唐（今湖北随州）、蔡（今河南新蔡）两国与楚国的矛盾，逐步将唐、蔡争取为吴国的盟国，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扼制楚国。而后，孙武、伍子胥率军有意避开楚军的正面防守，沿着淮水迂回进军，并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撕开楚国守备薄弱的东北布防，驱兵挺进楚国腹地的江汉平原，在柏举（今湖北汉川）一举歼灭楚军主力，进而顺势乘胜追击，五战五胜，最后攻占了楚国首都郢都（今湖北荆州江陵西北），赶跑了楚昭王，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率军讨伐楚国的过程中，孙武运用自己独有的兵法谋略打乱了楚军的整个战略部署，同时不断调动楚军脱离其原来占据的有利地势，从而指挥吴国军队以3万人战胜了楚军20万人，创造了春秋末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具有明显战役特征的典型战例。这一伐楚实战的战例，也表现出孙武在指导战争中重谋略、重虚实的兵家风格。
此后，孙武先后指挥吴国军队打了许多仗，皆取得胜利。在征战过程中，孙武不断运用自己神奇的谋略，屡立战功，同时也使自己的军事理论和兵法思想充分得到了实践证明。后来，吴王阖闾在同越国交战中受伤致死，其子夫差继位，孙武又辅佐夫差，于公元前484年，在艾陵之战中一举击败齐军，使吴国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孙武在辅佐夫差的过程中发现，夫差不仅好战，而且独断专行，为称霸业，他执意扩张，容不得任何不同主张。面对这种情况和形势，孙武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吴国从此将逐步由盛转衰。既然如此，自己还不如及时隐退。关于孙武的隐退，历来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孙武隐退吴都姑苏城外，最后终老死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另一种说法认为，孙武隐退之后，设法回到齐国，并在齐国传授兵法，直至终老。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武在吴国所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史书在评价孙武操练和指挥吴国军队期间建立的功勋时认为，他在吴国整治了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而这一切，正是吴国在春秋末年逐渐兴霸的基础。
一百多年之后，战国时代出现了孙膑。关于孙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认为，他是孙武的后世子孙。这种说法，基本得到了史家的广泛认同。据说，孙膑年轻时，曾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鬼谷子，姓王名诩，因隐居有清溪的鬼谷，并常入云梦山（今河南淇县西太行山东麓）采药修道，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十分精通兵家的诡诈之道，他当年隐居云梦山时，曾举办过云梦山战国军庠，并在那里教徒授艺。战国时期的兵法家和纵横家，如，孙膑、庞涓、苏秦、毛遂等，都曾做过鬼谷子的学生。
孙膑，齐国人，从小聪慧智高，学习刻苦，是鬼谷子的高徒。也可以说，孙膑是继孙武之后，历史上又一名孙姓兵法学家。正因为如此，后来孙膑受其同窗庞涓的嫉妒，以致被害致残。庞涓，曾和孙膑共同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出道之后，庞涓到魏国任将军。庞涓担任魏国将军期间，深感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不如孙膑，由于他担心孙膑将来成为自己的对手，害怕将来失去自己已经取得的将位，于是派人将孙膑诱召到魏国，并将莫须有的罪名施加到孙膑身上，使魏王同意其对孙膑施以膑刑（即剔掉双腿膝盖骨），让其只能坐立隐居，而不得外出活动。一次，齐国派使臣到魏国，乘此偶然的机会，在魏国一直装疯卖傻的孙膑，设法暗地里会见了来魏国的齐使。在这次会见中，齐国使臣大致了解了孙膑的情况，同时发现孙膑是个军事奇才，便设法将其偷偷地运回齐国。回到齐国，大将田忌以宾客的礼遇收留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与田忌赛马赌胜，孙膑经过精细策划，帮助田忌在赛马中赢了齐威王（史称“田忌赛马”），齐威王大惊，田忌借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与孙膑经过长谈，并反复询问兵法后，发现孙膑果然是一位奇才，当即决定封孙膑为齐国军师。
公元前353年，魏国以庞涓为大将军围攻赵都（今河北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让田忌、孙膑率兵救赵。孙膑对田忌说：“此时魏和赵正在交战，魏国有作战能力的精锐部队都被派到了前线，首都留守防备的尽是老弱病残，我们不如急行赶往魏都大梁，控制其交通要道。庞涓以为我们攻击魏都无备。为了救大梁，庞涓一定会弃赵而兼程返魏。我军只需在半路以逸待劳，趁机伏击。此为一石两鸟，既能救赵，又乘魏军疲惫之时痛击它。”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计谋。而一无所知的庞涓，听说齐国出兵攻魏，果然率魏军从赵国急忙赶回，正好落入孙膑设计的“围魏救赵”陷阱之中。结果，齐军在庞涓回师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伏兵截击，魏军大败，庞涓只身逃脱。
公元前314年，庞涓统领魏国军队攻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以田忌等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击解救。当时，齐军试图再用“围魏救赵”之计，孙膑不同意。他说：“等韩军和魏军都经过久战而疲惫的时候，我们再开始介入。”等到韩、魏双方均已困乏，田忌、孙膑率军出击，仍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法，率军直奔大梁。魏王命庞涓立即回朝，不过要求其必须注意，不要再中埋伏。这一次，孙膑采取了“退兵减灶”的办法，用假象引诱魏军追击。第一天孙膑命令每个士兵都烧灶，留下十万燃灶；第二天，齐军继续深入敌境，孙膑命令晚上只起五万个燃灶；第三天晚上，只起三万个燃灶。同时，派人散布谣言，说齐军人心思归，逃亡者众。庞涓果然中计，他十分得意，认为身在魏国境内的齐军听说他回来了，顿时丧失斗志，官兵已经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拼命追赶齐国日益减少的军队。这时，孙膑将部队埋伏在马陵道。埋伏的地点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深山峡谷，齐军弓箭手埋伏在峡谷两侧山上，骑兵步兵堵住峡谷小道的另一头。当晚，庞涓的部队赶抵马陵山谷并进入孙膑为他设好的包围圈，这时，孙膑一声令下，齐军万箭俱发，一举歼灭了魏军。庞涓智穷兵败，不得已自杀而死。
后来，由于齐威王听信谗言，拒绝让田忌和孙膑返回齐国。孙膑只好随田忌投奔楚国，流亡江南，隐形奋笔，再不出山，但却留下了流芳千古的兵法著作。
孙膑善于运筹帷幄，因势利导，避实击虚，在实战中发明了围魏救赵、减灶诱敌、以弱示形、以骄纵敌等战略战术，创造了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确实是中国古代一位武能忧敌、文能著述的军事高参。传说孙膑曾对孙武所作《孙子兵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由于孙膑的鼓动，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股孙武后学的热潮，对《孙子兵法》“十三篇”做了大量的解释、阐发和增益工作。孙膑自己著述的《孙膑兵法》，在历史上也一直为兵家和兵学研究者所重视，但由于失传年代久远，研究专论十分罕见。
第三节 历史通衢：《孙子兵法》的传播
战国时代和汉代初期，《孙子兵法》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被人搜集珍藏。《荀子·议兵》曾指出：兵法“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韩非子·五蠹》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其中，“兵”应该是指用兵，而“孙、吴”无疑是指孙武、吴起。可见，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孙子兵法》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它在民间的流传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范围。不仅如此，《孙子兵法》本身的价值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在战国时代，就有人开始把它看做珍贵的收藏之物。
到了汉代，人们对《孙子兵法》更加重视，尤其是《孙子兵法》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在汉代，朝廷曾几次组织对《孙子兵法》进行整理。汉高帝时，张良、韩信曾受命为《孙子兵法》等一批兵学著述“序次”；汉武帝时，军政杨扑也曾受命为《孙子兵法》“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孝成帝时，任宏再次受命“论次兵书”，并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类型，同时将《孙子兵法》排在“兵权谋”之首。从汉代开始，《孙子兵法》还被正式载入史册。在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司马迁曾辟专章记载《孙子吴起列传》，并注明孙武著有兵法十三篇。后来，刘向、刘歆父子奉成帝之命整理史书，并分别编著了《别录》和《七略》，将《孙子兵法》收录在《七略》之中。东汉时期，班固对《七略》进行删繁取要，分类编目，重新诠释，加工整理，编纂形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断代史的纪传体史书，即《汉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孙武的《孙子兵法》和孙膑的《齐孙子》，并指出《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
东汉末年，曹操对孙武所著《孙子兵法》进行了专门考证和认真研究，并写成《魏武帝注孙子》（又称《孙子略解》）。曹操经过考证后认为，真正的《孙子兵法》只有十三篇（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提篇数相吻合）。曹操指出，《汉书·艺文志》所录《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除十三篇外，另外六十九篇只含有少量的孙子佚文，其他多数基本上是后世根据自己的理解附加上去的伪托之作。因此，曹操删除了他认为是后人的增益，专门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并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孙子兵法》的重要字句进行了深刻诠释。曹操关于《孙子兵法》的注解，按照曹操的说法是要为世人“深亮训说”，这不仅为《孙子兵法》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后来人们学习、注释、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打开了理解和领悟之门。那么，曹操是否具体考证或研究过《孙膑兵法》呢？关于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进行说明。最为可惜的是，东汉之后，《孙膑兵法》不知何因，一直再没有被人提起，更谈不上什么研究。孙膑的兵法著作也从此失传，直到银雀山汉代古墓挖掘时被再发现。
到了唐代，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先后出现了《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牧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以及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等。这些注释之书的出现，不仅为宋代整理军事著作提供了史料，而且引起了在唐留学的外国人的注意。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君臣二人，曾根据具体战例，深入探讨和总结过前代兵法韬略，并形成了系统阐述军事原则的《唐太宗与卫国公李靖问对》一书，简称《唐李问对》。在《唐李问对》中，李世民和李靖对《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进行了重点探讨。经过探讨和研究，李世民和李靖都认为，在用兵打仗过程中，为将者必须全面掌握《孙子兵法》所提出的虚实、奇正等兵法思想，必须深刻领会虚实、奇正的实际运用要求，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唐代君臣对《孙子兵法》已经有了非同一般的高度重视和极为深刻的兵法见解。但对于《唐李问对》一书的源出，历史上一直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唐李问对》是北宋阮逸的依托之作；同时有人又怀疑，宋人并不了解《唐李问对》中所论的上古阵法。据此，南宋王应麟在《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中指出：“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也就是说，《唐李问对》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不论《唐李问对》由谁所作，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孙子兵法》曾经受到唐朝君主和将帅的青睐。也就是说，《唐李问对》无论源自谁手，它并不影响唐朝君主和将帅对《孙子兵法》的高度重视。
到了宋代，为了适应军事发展和武举试士的需要，朝廷开始以中国古代军事武略之法为专项，并着手组织整理集治国、整军、修身于一体的武经典籍，同时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的重要内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封三年（1080年），宋神宗赵顼下诏，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河去非整理校订《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等七部兵书经典，进行雕版刊行，从此将七部兵学典籍称为“武经七书”。同时，朝廷将这些兵书钦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建立学宫，开设武学博士必修之课。这种由官方出面刊载发行，既广泛地扩大了《孙子兵法》的传播途径，又保证了《孙子兵法》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目前，《孙子兵法》可查证的重要版本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曹操《魏武帝注孙子》本、宋《武经七书》本、宋《十一家注孙子》本、日本樱田《古文孙子》本，等等。其中，刊刻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仍然是宋刻与宋抄的《武经七书》本《孙子》，以及南宋宁宗时所刻、经清代孙星衍校订考辨后的《十一家注孙子》。《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目前实际已构成传世《孙子兵法》的两大版本体系。
明清两代，对《孙子兵法》的义理研究和考据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义理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的《孙子汇解》、顾福棠的《孙子集解》等。李贽甚至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在考据研究方面，孙星衍等对孙子的生平事迹、其兵法成书时间、篇章、内容、文字和解释进行了考究，并以《道藏·孙子》为底本，参照《通典》、《太平御览》等，校订完成了《孙子十家注》，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
近代以来，人们更重视从军事理论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阐发，如，蒋方震和刘邦骥的《孙子浅说》、李浴日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等。新中国成立后，《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还有：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和《孙子译注》、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杨炳安的《孙子会笺》、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等。这些著作，都对《孙子兵法》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唐代，《孙子兵法》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唐朝时期，中国是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周边国家纷纷向唐朝遣使朝贡，并派遣各方面人士赴唐学习，其中日本派遣到唐朝来学习的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的兵学家将《孙子兵法》带到日本。公元717年，日本第8次派遣人士来唐学习，其中有一名来唐学者叫阿倍仲麻吕（其中国名为晁衡），他在中国期间，不仅完成了“国士学”的学业，而且参加了科举考试，并成为唐朝的进士。与阿倍仲麻吕同时来唐学习的一个日本人，名叫吉备真备，出身于武士家庭。他虽不像阿倍仲麻吕那样擅长吟诗作文，但在各种应用学上却才华出众，他对军事方面的学问尤其感兴趣，并且钻研颇深。他来到唐朝后，并没有直接进太学殿学习，而是师从当时的兵学大师赵玄默，钻研兵学等应用学理长达17年，逐渐使自己达到了精通六艺、谙熟兵法的境界，尤其是对《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吉备真备更是有自己深刻的学习体会。公元734年，吉备真备带着在唐朝学习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丰硕成果回到日本。回国之后，吉备真备把在唐朝所学、所购与受赠的大量图籍和文化珍品全部奉献给了日本皇室，希望日本也能学习唐朝。同时，吉备真备在日本担任太宰少贰和太宰大贰期间，还曾经专门讲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图。因此，在唐代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并且首先在日本对《孙子兵法》进行传播的人，应该是来唐朝学习过《孙子兵法》的吉备真备。
《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流传，开始仅仅是对汉文本的传抄和传读。1660年，日文本的《孙子兵法》正式出版。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开始大量出版一些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如，林罗山的《孙子谚解》、藤益的《孙子摘要》、佐枝尹重的《孙子管蠡》、吉田松荫的《孙子详注》等。这一期间，《孙子兵法》中的有关思想，也开始逐步渗透到学术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
十八世纪后，《孙子兵法》逐渐传入欧洲。1772年，旅居北京的法国神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并将其收入法文版《中国军事艺术》丛书之中。1860年，俄国汉学家斯列兹涅夫斯基，将《孙子兵法》译成俄文，在俄罗斯出版。1905年，在日本留学的英国军人卡尔斯罗普，将《孙子兵法》译成英文，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又将《孙子兵法》译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在伦敦出版。1910年，德国人纳瓦拉将《孙子兵法》译成德文，取名《中国的武经》，在柏林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子兵法》又被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陆续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
时至今日，《孙子兵法》已有英、日、法、俄、德、意等近30种文字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孙子兵法》的译本。这种现象，不仅证明了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本身的价值，同时，也说明《孙子兵法》现在已经成为得到全世界人民肯定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四节 历史地位：百家之一和兵学之首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初建，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社会内部激烈动荡，社会变革日益加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思想创新的欲望，再加上诸侯列国为争霸而对治国整军的重视以及对计谋策略的需要，从而使文人墨客、饱学之士的思想得以异常活跃，各种学术思想开始萌发、孕育，并且得以迅速发展。春秋末年，各种学术流派的思想已显露端倪。进入战国时代后，齐国在其国都临淄创建稷下学宫，使天下四方学者聚集在一起，为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明礼法之用，晓王霸之途，通义利之意，发表见解，相互切磋，彼此商榷，展开辩论。由于稷下学宫汇集诸子百家，容纳学派差异，允许各抒己见，鼓励诘难猜想，从而形成了古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而促进了诸子学说的大发展，由此也逐步形成了所谓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诸子百家”之说，上至春秋伊始，下至战国归一，诸子纵横几百年，思想活跃、言路广开，微言差异，鸣争繁荣。司马光在《稷下赋》里把这一时期称为：“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孙子兵法》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富有特色、同时集兵学之大成的一部兵家著作，当属先秦诸子百家之说中的一家之说。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真正从学派的学术方向或所涉对象的专门领域来进行分类，主要不过十几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将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归纳分类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汉书·艺文志》通过搜集、刊载先秦诸子之说，则进一步将诸子百家归纳为“九流十家”，并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所谓“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后人把小说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现代学者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按照门类区分，在以往所说十家的基础上，应当再增加“兵”和“医”两家。也就是说，诸子学术实际共分为十二家。其中，每家都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儒家有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列子，墨家有墨子，法家有商鞅、韩非，阴阳家有邹衍，纵横家有苏秦、张仪，名家有邓析，杂家有吕不韦，兵家有孙武、孙膑，农家有许行。他们的学术思想，涵盖政治（儒、墨、法）、哲学（阴阳、道）、伦理（儒、墨）、逻辑（名）、外交（纵横）、农学（农）、文学（小说）、军事（兵）、医学（医药）等各个领域。笔者认为，孙子兵学理应成为先秦诸子学家中的一家。因为，据《左氏春秋》记载，在孙子生活的时代，已有《周易》、《诗经》。春秋末年，老子也已完成其《道德经》的著述，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传播其思想，继老子、孔子之后，《孙子兵法》的著述也已完成。可以说，孙子与老子、孔子一样，是最早形成思想系统的诸子之一。不仅如此，齐威王当年为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曾进一步扩建稷下学宫，并且鼓励发展兵学，《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而且在齐威王时期任齐国军师的孙膑也在总结自己的兵法思想的同时，大力宣传《孙子兵法》，甚至在当时形成孙武后学。所以，吕思勉关于先秦这十二家的划分是有道理的。这种划分，实际也为后来学科的分类发展提供了方向明确、思路清晰的学术思想前提。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的学说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和迅速形成，具体原因在于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不符合现实要求的官学逐渐衰废，导致了整个学术文化的下移，直面现实的私学面临这种形势得以广泛兴起。而私学在当时又没有从上到下的统一规制，因此，私学可以各具特色、各抒己见，从此培养出一大批区别于武士的、思想活跃的学文之士，又时逢诸侯为了争霸而“招贤纳士”，促进了学士们游说四方，周游列国，择主而栖，倾其智慧，出谋划策，发表己见，推销思想，经销策略。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指出，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其思想实质发端于春秋，如，儒家始发于孔子，道家起源于老子，墨家分离于儒家，法家上溯于管仲、子产，阴阳家得益于周易，兵家认祖于孙武。而孔子、老子、管仲、子产、孙武等，都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也就是说，诸子百家之说，虽然最终形成于战国时代，但其思想代表人物基本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在关于诸子百家的研究中，既然史家一致认定“兵家”在诸子百家中自成一家，而且“兵家”始终认祖于孙武，那么，《孙子兵法》当然属于我国先秦兵家理论阐述的代表作。
同时，《孙子兵法》还是我国的兵学之首。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武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兵法丛书或者说是军事教科书。北宋颁行《武经》是遵照皇帝赵顼（即宋神宗）的旨意进行的。为适应军事、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1080年即元丰三年，宋神宗命朝廷组织力量挑选、校订、汇编、出版《武经》。为了挑选、校订、汇编《武经》的内容，朝廷非常重视，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才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七部兵书，作为武学经典。直到1083年即元丰六年冬，才完成刊行《武经》的准备工作。被挑选出来并校订后的七部兵书，被命名为《武经七书》，共25卷，主要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其中，编辑者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用此说明《孙子兵法》在兵学武经中的首要地位。校订、颁行《武经七书》，应该说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到了南宋时期，官方规定，武学（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学习《武经七书》所载兵法。明朝建立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命令兵部刻印《武经七书》，提倡“军官子孙，讲读武书”，从而大大促进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武经七书》的作用，各路注家蜂拥而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张居正的《武经七书》、李贽的《七书参同》、陈玖学的《评注七子兵略》，清朝朱塘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些注释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孙子兵法》列在兵学之首，以此来肯定《孙子兵法》在兵学中的至高地位。正因为如此，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说：“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魏源所说的经之易，是指《易经》；子之老，是指《老子》；而兵家之孙，就是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最早产生、最具系统的兵家之书，而且也是迄今为止论述最全面、思想最深刻、最具有战略谋略特色的兵法宏论。所以，清朝乾隆时期整理、汇编《四库全书》时，刻意把《孙子兵法》列在了“子部·兵家类”的前面。
据考证，《孙子兵法》的产生，不仅早于古希腊第一本军事著作即色诺芬的《长征记》（公元前403～354年），而且更早于古罗马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即弗龙廷的《谋略例说》（35～103年）。况且比起《长征记》和《谋略例说》来，《孙子兵法》的内容更为全面，阐述更为深刻，谋略更为实用，影响更为久远。因此，古今中外凡读过《孙子兵法》的政治家们和军事家们，更喜欢使用《孙子兵法》所论述的兵家思想和理论来运筹帷幄、谋划全局、指导战争、决胜千里。可见，《孙子兵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