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派出退休的高级将领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游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TMD计划，与美国共同研制和发展TMD武器技术。并多次邀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官员参观TMD中某些实验阶段的武器技术，如THAAD的“演示—说明会”。美国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找到更多的“合伙人”分担TMD巨大的研制军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得TMD在研制成功并投入部署后，可以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其他武器系统相匹配。TMD的研制，本身需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武器系统相互兼容。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亚对TMD反应冷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担心参与TMD联合研制花费太大，更担心TMD关键性的技术短期内无法成功，故而一直采取观望态度。199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导弹危机”在东北亚的出现，地区安全局势自1994年朝鲜半岛“核危机”之后再度出现了新的紧张。在美日宣布TMD联合研制之后，TMD是否会扩展到中国台湾，成为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安全新的焦点。由导弹问题而引发的TMD争论，有可能演变成东北亚安全局势恶化，乃至造成新的地缘政治分裂的诱因。
TMD与东北亚“导弹危机”
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导弹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东北亚的“导弹威胁”，在美日等国看来，主要是指朝鲜和中国。朝鲜在1993年向日本海试射了“芦洞2号”中程导弹，射程达1000公里，可以达到日本的部分地区。西方国家认为，朝鲜还向中东、非洲和南亚国家出口短程导弹，成为导弹技术扩散的主要国家之一。[16]关于中国的“导弹威胁论”则侧重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导弹威胁”，1995年9月—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导弹试射常被用来作为具体事例。此外，中美之间围绕着“MTCR”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美国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完全遵守西方标准，禁止出口导弹和导弹技术。目前，中国在海峡沿岸部署的“M族导弹”被认为是对“台湾安全”的最大威胁。导弹战略和战术也据称是中国以武力强迫台湾实现统一的主要军事手段。因此，东北亚的“导弹威胁”用美日等国的标准来看，是指朝鲜导弹试射而造成的对日韩的导弹威胁，以及中国为了“武力促统”而对台湾构成的“导弹威胁”。
1998年下半年以来，“导弹威胁”进一步上升到了“导弹危机”。8月31日，朝鲜报道说它发射了一颗名字为“光明星1号”的人造卫星，但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朝鲜进行的是“大埔洞1号”中远程导弹试射。到1998年年底，西方国家又纷纷报道说，朝鲜正在准备进行射程更远的“大埔洞2号”导弹试射。“大埔洞1号”的射程据称达到2000公里，可以打到美国的夏威夷。“大埔洞1号”标志着朝鲜拥有了发展和装备战略性洲际导弹的能力，再加上西方及周边国家对朝鲜是否在进行核武器开发的疑虑，以日本为代表一时纷纷作出强烈反应。日本政府除了对朝鲜提出强烈抗议之外，马上停止了同朝鲜就援助问题所进行的外交接触，并加大了对朝鲜的外交压力，诉诸联合国安理会希望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日本还提出如果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将停止对朝鲜半岛和平利用核能的PKOD计划提供它所承担的近1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一轮新的东北亚“导弹危机”的鼓噪中，美日等国“明”的矛头所指是对准了朝鲜，但“暗”的矛头则对准了中国。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也报道说，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在海峡地区的导弹部署，针对台湾的M族导弹已经扩大到了600枚，构成了所谓对台湾安全的“严重威胁”。[17]西方媒体甚至报道说，中国在1998年11—12月的军事演习中，第一次以驻韩国和驻日本的美军为假想敌进行模拟导弹攻击，显示了中国为了台湾问题可以不惜“与美国一战”。[18]还有的西方媒体也煞有介事地称，中国向朝鲜提供了空间技术，帮助朝鲜发展战略导弹。日本的媒体也不断报道中国的所谓“扩军”和装备新式武器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泰内特1999年2月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就提出中国的导弹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构成了“威胁”，并且表示：“中国有可能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态势，但它的野心和日渐增强的能力是否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和威胁，仍是未定数”。[19]
然而事实上，美日联合研制并在东亚部署TMD的事实，以及美、日等国将台湾问题不是视为中国的主权和统一问题，而是视为东亚区域安全问题，才是今天东北亚“导弹危机”的真正的重要根源。由于东北亚国家间所出现的广泛的TMD冲突，特别是中美、中日之间的TMD争论，导弹危机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对区域安全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深化。TMD不仅使今天东北亚的“导弹危机”可能进一步升级，而且加剧了其恶化的可能性。东北亚目前的导弹危机绝对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广义的东北亚的导弹危机可以大体分成四个“争议圈”：一是美日韩与朝鲜之间的导弹争议；二是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TMD争议；三是中国与美、日之间的TMD争议；四是中、俄与美国之间的、NMD和TMD争议。
东北亚的“四个导弹争议圈”
目前，东北亚围绕着“导弹危机”所形成的四个争议圈互有重叠，但基本上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侧重，既反映了东北亚导弹争议的四大问题点，也勾画出了目前地区安全格局上力量配置的基本状况。
（1）美日韩与朝鲜之间的导弹争议圈。
1998年8月朝鲜的“导弹试射”飞越日本列岛上空，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强烈反应。日本政府不仅指责朝鲜“军事挑衅”，对朝鲜提出抗议，还威胁要终止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所承担的捐助。日本政府甚至准备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来采取行动。同时，日本政府大谈日本安全的缺陷，认为日本已经装备的“爱国者Ⅱ”和“宙斯盾”防空系统防御能力的覆盖范围过于狭窄，整个日本列岛从北起北海道、南到冲绳，都处于朝鲜“大埔洞”导弹的射程之内。作为军事上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在1998年9月正式宣布与美国联合研制TMD。在外交上，除了对朝鲜表现强硬之外，日韩两国迅速接近，加强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日韩联合声明，两国关系获得了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10月底进行的日韩总理鹿儿岛工作会谈上，韩方向日本提出正式邀请天皇访韩。1999年1月1日，日本首相小渊在发表的新年祝词中，特意提到了朝鲜的导弹问题，前所未有地强硬提出，如果朝鲜方面再次发射跨越日本领空的导弹的话，日本将联合美国与韩国，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军事打击。1月6日，日本防卫厅长官野田芳吕访问韩国，同韩国国防部长千容宅就两国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问题进行了磋商。日本向韩国提议建立“防卫热线”，加强有关情报交换以及设立日韩防卫当局的“紧急联络体制”，共同应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这项建议得到了韩方的认同。日本和韩国虽分别和美国缔结安保条约，但两国并未有直接军事同盟关系，因此建立防卫热线交换情报是特殊例子。1998年12月18日，韩国在对马海峡击沉朝鲜小型潜艇后，只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向日本提供有关情报，两国国防当局未有任何联络。日本媒体在评论野田芳吕访韩成果时，提出已经在朝鲜的军事动向问题上，“确认了日美韩连携”机制。[20]3月19—21日，日本首相小渊访问韩国，双方再次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协调对朝鲜政策，包括军事政策，强烈反对朝鲜有可能再次进行的导弹试射。
除了日韩接近之外，日本与韩国也分别同美国加强了针对朝鲜导弹问题的军事联系与合作。1998年11月中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韩，强调美日韩不会容忍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武器扩散的行为”，并警告朝鲜的导弹试射将会破坏美朝之间核问题谈判。11月底，日本第一百四十四届临时国会召开，小渊发表政策演说，强调美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主轴，期待美日协防“日本周边事态”的国内相关法案早日在国会通过。12月，美国朝鲜半岛政策协调官佩里访问日韩，就可能对朝鲜采取的政策进一步交换了意见。1999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日韩。在访日期间，双方一致表示，如果朝鲜再度试射飞弹，将联合韩国提出强烈抗议。科恩还敦促日本“全面地、不加修改地”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在韩国期间，科恩发表了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四大原则，强调美方将在亚洲维持十万兵力，并建立TMD，同时也不放弃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纷争。科恩还重申，美国决心摧毁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承诺美国将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允许韩国研制和部署远程导弹。在这之前因为美国担心导弹扩散，规定韩国不能研制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导弹。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在联合公报中提出了对朝鲜导弹问题的政策，就是朝鲜“立即中止对导弹的研发、试验、部署及外销”[21]。同时，科恩对金大中政府所推行的朝鲜政策的三大原则——决不容许武力挑衅、不以吞并的方式寻求统一与追求和解合作，以及采取“政经分离”的“包容政策”——表示支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除了原来的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关系外，值得注意的是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共同行动的新机制已经初步形成。这一机制目前对朝鲜的政策是：先谈判，后武力。
1999年5月，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作为克林顿总统任命的朝鲜问题特使访问了平壤，并随即访问了汉城和东京。佩里此行是要评估美国对朝鲜的政策。1999年9月25日，佩里发表了长达20页的“朝鲜政策建议书”，即“佩里报告”。该报告代表了美国对朝鲜近期内的基本政策。报告的前提是，虽然目前朝鲜存在着严重的粮食和经济困难，但金正日政权并没有崩溃的迹象。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不能建立在试图等待金正日政权瓦解或者促成其瓦解的基础上，韩国所奉行的“阳光政策”应该是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同金正日政府保持关系，以外交谈判、适当的援助措施以及军事压力来促成朝鲜半岛局势的改善。“佩里报告”还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列出了短期、中长期和终期这三个目标。短期目标是：美国放宽部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换取朝鲜停止“大埔洞”导弹试射；中长期是继续确保朝鲜冻结其核计划，并停止弹道导弹的研发计划。终期目标则是与韩国、日本等国合作，终结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22]1999年9月7—13日，美国与朝鲜代表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导弹问题谈判。谈判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双方签署了柏林协议。在协议中，朝鲜承诺暂时停止导弹试射计划，而美国则表示愿意取消部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是，柏林协议只是暂时缓和了朝鲜半岛的导弹危机问题。
（2）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TMD争议圈。
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研制并在东亚部署TMD，特别是反对美国将台湾纳入TMD。中国政府的理由是TMD不利于区域稳定、不利于台湾海峡地区安全以及有可能助长军备竞赛，并可能给台独势力一种安全的错觉，促使他们采取鲁莽的举动。这些都会导致台湾海峡甚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1999年1月在华盛顿提出，如果美方最终要求台湾参与战区导弹仿御系统（TMD），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八·一七公报”不存在了。他警告说，美国此举“将伤害中国主权完整，并且阻碍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将造成极大的损害”。[23]
美国一直试图以《与台湾关系法》高于中美“八·一七公报”为借口，以美国对台湾安全负有义务为理由，将台湾拉人东亚·TMD武器系统。在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之后，美国仍然强调TMD的所谓“防御”性质，并以台湾遭受着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为由，不仅拒绝就不将台湾纳入TNID向中方作出任何承诺，而且故意不将TMD列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正式议程。1999年1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陆士达针对美国在东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表示，东亚国家确实面对导弹威胁，也有自卫的权利，但美国尚未就台湾参与这个系统的事达成决定；并表示，TMD发展和部署是个复杂的议题，它的效果、造价、对外交和台海两岸关系的冲击都要纳入考量，目前美国尚无决定，特别是在对台湾转移的问题上。“问题在于是要设法消除威胁，或者设法防御，或者双管齐下。”[24]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1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战略对话，互相在对话中表达自身的关切，“但我们不认为TMD是我们正式谈判的一个题目”[25]。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不得不就TMD入台问题与美国进行严正交涉，向美国方面数度表示，美台TMD联合研制或者美国将台湾纳入TMD系统，都不是简单的军售问题。如果将台湾纳入TMD系统，中美关系无疑将会发生严重倒退。
（3）中国与美日之间的TMD争议圈。
从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向日本表达了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意愿。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有关美日TMD联合研制一直也是日美防务合作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从维护冷战后区域安全、降低地区内有关国家间潜在安全冲突的角度出发，一贯主张应该以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安全对话来加强区域安全，推动有关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发展。为此，中国强烈反对美日在冷战后加强军事同盟的努力，反对美日联合TMD研制，认为这“违背了冷战后国际安全发展的基本潮流”。
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与日本前首相桥本签署了美日联合安保宣言，进一步巩固了美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制。1997年9月，实施美日新安保体制的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8年2月，桥本政府将日美中期防卫指针关联法提交日本国会审议并要求通过。该法案分为“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这三项法律是以日本国内法的形式，扩大了日本对日美军事同盟所担当的军事义务，既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体制的大松动，也是日美在东亚密切军事同盟关系的新进展。特别是“周边事态法”的涵盖范围涉及台湾海峡和台湾地区。法案要求，一旦美国在东亚进行军事干涉，日本将提供后方支援。因此，该方案明确了美国可能军事介入两岸关系之际日本所担当的角色问题，是日美军事同盟针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作出的预防性军事安排。对此，中国政府不得不表示严重关切，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澄清“周边事态”的范围，要求日本政府明确将台湾排除出日本将作出准军事反应的“周边事态”。然而，无论是桥本内阁还是小渊内阁，都以“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拒绝了中方的严正要求。
除此之外，日本在90年代以来的政治和军事动向的发展，一直也使中方深为忧虑，担心日本重新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再加上日本右翼分子90年代以来频频在中日有争议的钓鱼岛上挑起事端，中日两国之间的安全摩擦在90年代以来公开化了。而日本自90年代以来，一直视中国为最大的“威胁”，“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不断扩大。日本国内修改宪法第9条、改变防务安排上的自卫队体制、要求做一个具有战争权的普通国家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内主张维护和平宪法体制的势力不断弱化。自70年代以来日本在防务问题上所奉行的“综合安保”观念正在日益为强调军事实力的新观念所取代。这也是同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实现“政治大国”梦想一致的。[26]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朝野都视维持台湾的现状为遏止所谓“中国威胁”的重要步骤。美国对台湾维持现状的支持是做在明处，而日本则更多是做在暗处。日本事实上是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挟洋自重”的第二大国际靠山。中日两国安全关系的潜在紧张局势近年来不断地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日TMD联合研制就更为引人瞩目。
1998年下半年之前，日本在美日TMD联合研制问题上曾经有过犹豫，其原因是TMD联合研制经费过大，日本担心在国会难以获得审议和通过。同时，对中国反对的立场也有所顾忌，认为该计划将对东亚地区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采取了避免刺激中国的态度。1995—1998年，美日成立了TMD工作组就联合研制问题举行磋商。日本花费了5.5亿日元进行TMD系统的可行性研究。[27]日本防卫厅在1998年6月得出结论，TMD对日本防卫强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直接同意美日TMD联合研制。1998年8月朝鲜的“大埔洞1号”试射，被日本政府视为参与美日TMD联合研制的“绝佳机会”。日本政府趁机大肆宣传所谓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为自己TMD决策铺路。1998年9月22日，美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长级会议上，日本当时的防卫厅长官额贺当即表示日本愿意参加TMD美日联合研制计划，并就如何具体合作研制开始磋商。
日本的TMD部署构想是利用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军舰建立高空层TMD防御能力，即TMD中的海军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TWD）。而日本在美日TMD研制中承担的研究任务有四项：TMD拦截导弹的鼻锥体、动能拦截弹头、红外线传感器以及拦截导弹的助推器。[28]在美日同意就TMD进行联合研制之后，美国对日本希望拥有军事侦察卫星不再持否定态度。1998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在2002年发射4颗军事侦察卫星，以提高日本军事情报的搜集能力。此举，也是配合TMD今后在日本部署的具体举措。这4颗卫星中，两颗是可以拍摄精密情报图像的光学间谍卫星，两颗是用于监视和追踪导弹目标的雷达卫星。12月25日，日本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决定，1999年度开始同美国合作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度财政预算为此拨款9.6亿日元。同一天，日本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谈话，提出日本政府面对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决定与美国联合开发海基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TWD）；此项联合开发是日本“专守防卫”为主体的国防政策的重要课题，对日本防务能力的结构调整具有必要性。同时，日本政府的这项决定也是考虑到了积极推动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促进日美合作的需要；该项决定完全属于防御性质，是在就导弹威胁“无法找到”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最后，野中表示，目前的美日TMD联合研制只是技术上的联合研究，至于向开发阶段以及装备阶段转移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再加以研判；TMD是否在日本进入装备阶段，要视其技术的可靠性和将来日本的防务需要来决定。[29]野中官房长官的谈话，是日本政府迄今在美日联合TMD研制问题上所作出的最详细的、公开性的立场陈述。日本防卫厅认为，在今后的5—6年间，将为美日联合研制TMD投入200亿至300亿日元的研究费用。[30]1999年8月16日，日本和美国正式签署了有关TMD联合研制的谅解备忘录（MOU）。
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日本明确表示没有与台湾地区联合研制TMD的任何设想，1998年12月3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表示日本未考虑把和美国进行的TMD构想的合作架构扩大至第三国或地区；即日本无意于让台湾参加这项构想。[31]但是，日美TMD联合研制作为加强日美双边军事同盟和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日本单方面扩充军备的又一明显标志。1999年7月发表的日本国防白皮书强调TMD的防御性质，认为日本在遭受其他国家的导弹袭击或侵略时，有权自卫或者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为此，日本将发射军事卫星加强预警和情报搜集，争取获得战斗机空中加油技术，并参与美国的TMD计划，这些都是要“唤起日本人民注意加强日美安保和自我防卫的重要性”[32]。但日本参与并部署TMD，将会大大加强日本军备实力，加强日本军事战斗力的独立作战能力和攻击态势。导弹和反导弹武器在技术上具有关联性，美国对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TMD，或与其他国家联合发展TMD，只会加剧导弹技术的扩散，带来安全问题上区域内有关国家间不信任关系的进一步扩大。这也是中国强烈反对美国与日本合作发展TMD或对台湾地区转移TMD系统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国家在攻击武力之外，试图发展先进TMD或甚至NMD，，以期达到绝对安全和片面的战略优势，其他国家将被迫发展更进步的攻击性导弹。”[33]
（4）中、俄与美国之间的TMD、NMD争议圈。
中国从维护全球稳定与和平的立场出要，认为ABM对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保持核裁军进程的势头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予以严格遵守；因而支持俄罗斯的选择，反对美国部署NMD。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库，现在又在大力发展NMD和TMD，这些决定有违时代潮流，不利于国际军控与裁军努力，将对21世纪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消极影响。“中国认为，发展、部署和转让具有战略防御潜力的反导弹系统，不仅不能增进安全，制止导弹扩散，相反，会损害安全，刺激导弹扩散，而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34]1999年以来，中俄双方鉴于美国在区域与世界安全局势中的霸权行径，从彼此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立场出发，加强了两国在TMD与NMD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1999年1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坚定地否定了俄罗斯愿意修改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可能性，并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响应。俄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反对对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任何修改。重新审查这一条约有违俄罗斯的利益。”[35]俄方的观点很明确，签订ABM，就是为了禁止发展大规模导弹防御力量，从而单方面增强自己拥有的核威慑力，或单方面打破核均衡。2月初，奥尔布赖特访俄，力图说服俄罗斯修改或放弃ABM条约，遭到了俄方的拒绝。2000年以来，俄罗斯更是坚定地表达了反对NMD的立场。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俄罗斯维护反导条约、反对美国部署NMD的立场。1999年4月14日中俄两国政府就反导条约等问题磋商后发表新闻公报。公报提出：“中国虽然不是反导条约的缔约方，但基于对维护战略稳定和巩固国际安全的一贯关注，对俄罗斯为防止破坏或绕开此条约所作的努力表示支持。俄方则全力支持中国为巩固国际和地区稳定所作的努力。双方认为，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实施建立和部署反导弹系统计划，可能加剧本地区冲突热点的紧张局势，双方对此表示忧虑。”[36]江泽民主席1999年3月18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研制、部署和扩散先进的反导系统，修改甚至退出已达成的维系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军控条约，势必对国际安全与稳定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在新的领域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严重阻碍或抵消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的努力。国际社会对此应予以严重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这一消极事态的发展。”[37]999年10月末，中、俄与白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联名提出了维护反导条约的决议案，并在11月1日获得联大表决通过。2000年以来，中俄在维护反导条约和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合作。2000年7月18日，首度访问北京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了《中俄反导声明》，重申了中、俄两国反对美国部署NMD的原则立场。
TMD可以解决东北亚的“导弹危机”吗？
从上述存在着的四个明显的“导弹争议圈”来说，东亚今天确实发生着严重的导弹危机。这是自1997年7月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在安全领域所出现的一场新的危机。如何化解这场安全危机，不是靠TMD，而是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接触、对话和谈判。
美日等国只是站在单纯的自我利益甚至是霸权利益的角度，从所谓“狭义”的定义来思考这场危机的，他们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区域最大的“导弹威胁源”。但是，即便是狭义的“导弹危机”，中国和朝鲜是不是就构成了区域稳定最大的军事威胁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狭义的“导弹危机”背后也有深刻的外交和政治考虑。1999年8月朝鲜“导弹试射”后，美国也表示，朝鲜挑衅性的军事态度，只是为了增加同美国就核设施问题双边谈判、中美韩朝“四方会谈”以及有关国际人道援助等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以目前驻东亚美军的实力和日本自卫队“世界级”的装备水准，即便是中国都不可能构成对美日安保体制的威胁，更何况朝鲜。如果说到朝鲜的“威胁”，韩国的体会肯定要比日本迫切得多。但1999年8月后，韩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动作夸张”，金大中政府的朝鲜政策中放在首位的还是“阳光政策”，即以对朝鲜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为主，同时再辅之于武力威慑。中国1996年的导弹试射也是为了威慑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中国统一政策的中心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军事力量只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在自我克制和有限度地进行现代化。中国目前每年的军费开支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装备水准总体上比日本差不多落后15—20年，在部分装备上，也落后于中国台湾。认为中国对东亚区域构成“导弹威胁”，只能是一个片面的观察角度而已。
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地同东亚安全的未来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问题是东亚问题的一部分。然而，台湾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和平统一这13亿中国人的历史性选择和民族情感问题。如果美国和日本忽视了台湾问题上的中国历史、民族情感和正当、合法的主权要求，漠视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对中国大陆政策的挑战，东亚自然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因为，东亚地区的安全不只是美国的安全或者日本的安全，而是所有东亚地区成员国的安全。美日等国如果将东亚安全片面地建立在自己私利的安全利益之上，从而以所谓台湾问题是东亚安全问题来否定中国统一的决心，以此为台湾的分离主义势力撑腰，只能证明它们本身才是东亚安全最大的障碍。东亚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指出：“西方国家与其鼓励台湾与中国分离，不如说服台湾接受与中国统一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38]
从199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TMD构想在东亚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除了日本正式同意美日联合研制之外，中国台湾也一改以往在TMD问题上的犹豫，目前确立了参与低空层TMD的明确战略。美国从1995年起就不断派出政要和退役的高级将领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游说它们加入TMD，但TMD一直热不起来。热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一是“借口”问题，二是TMD的天文数字般的费用问题。1998年8月的“导弹危机”却一下子把TMD在东亚从“冷门”变成“热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趁机借题发挥，刻意烘托“导弹危机”为加入TMD寻找借口。
1998年9月之前，因为日本了解中国在TMD上的反对态度，加上美日中期防务指针的“周边事态”搞得小渊政府在国内外都很被动，该法案历经三届国会讨论，才于1999年5月24日在日本众议院获得通过。TMD联合研制方案仓促出台，难免又遭抨击。1999年8月的“导弹危机”确实给了小渊政府参与TMD一个“绝好”的借口。日本参加TMD最重要的是想弥补日本军事实力方面的某些“缺陷”，如日本在情报搜索和早期预警方面很大程度要仰仗美国，虽然常规武器精良但没有“核威慑力”等。有了TMD，日本就可以在总体军事实力上又大大向上迈出一个台阶，同时，可以平衡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在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中不至“吃亏”。日本方面心里很清楚的是，用TMD对付朝鲜，真是太“小题大作”了。为此，日本方面不断地以所谓受到“威胁”来扩大军事力量的发展，为政府进一步突破宪法体制造势。日本政府一直在说，日本列岛被置于了朝鲜导弹的直接射程之内。前外相高村正彦更提出，朝鲜已经部署了10枚以上的“芦洞”导弹，其射程为1300公里，其中数枚以驻日美军基地为直接攻击对象。[39]台湾方面则不惜在台岛内外鼓噪“中国威胁论”，极力希望能够被纳入美日的东亚TMD体系，挟洋自重，为对抗统一和尽可能地延续两岸分离局面大捞军事和政治资本。为此，台湾当局不惜调整建军方向，把原来以获得潜艇等攻击性武器为主，转向在预警、快速反应和指、管、通勤等方面全面升级的导弹防御为主。同时精简其他项目防务开支，确保TMD参与和购置费用到位。1999年3月24日，台湾当局“国防部长”唐飞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台湾建立一个低空层的TMD，需要8—10年，总经费为2500—3000亿新台币，平均每年为300亿。[40]以目前每年军事装备投资600—700亿的水平来看，台湾当局建构TMD的资金已经到位。唐飞此言无非是向美国表示，台湾方面TMD的“钱”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美国发话了。美国当然心领神会，3月25日，陆士达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白宫不排除将TMD扩展到台湾的可能性。[41]
然而，TMD并不能解决东亚的导弹危机。
（1）TMD事实上已经扩大和加深了东北亚的导弹危机，使得危机中“敌我”双方关系的界定和各自的利益定位人为地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和情绪化。
TMD最大的“假想敌”无论是台湾当局公开表示的，美国间接表示的，还是日本潜在的、不愿意端到台面上来表示的，都是为TMD决策造势。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就必须从观念到意识去建立这样的“假想敌”的概念。其结果是，从1996年以来，“中国威胁论”不断抬头，“妖魔化”中国成为了TMD计划和日本政府推行强势安保政策“必需”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这种极不负责任、极其情绪化的政治氛围无论对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还是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售卫星，日本则坚持拒绝就历史与台湾问题给中国一个“说法”，并一定要对朝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强硬。就东亚地区安全而言，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建设性发展是轴心，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成长是基础。只有在稳定轴心、巩固基础的前提之下，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不断深入，才能真正得以保障。TMD事实上正在破坏中美、中日和两岸关系中的要求关系稳定和发展的政治资源，也人为地增加了这些关系中的冲突因素。
（2）TMD从本质上是一种强权式的军事手段，它与通过对话、谈判以及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等方式加强军事信赖和安全互信以解决地区稳定问题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尽管美日等国竭力标榜TMD的“防御性”，但TMD只是美日单方面加强军事力量优势的手段。通过优势的军事力量来解决区域安全热点问题，要么是“以势压人”，要么是“仗势欺人”，是纯粹的强权逻辑，对于解决冷战后的区域安全危机往往只能是火上浇油。1998年12月，美英对伊拉克再次进行军事攻击，但其结果，恰恰是伊拉克与国际社会的冲突长期化了。1999年3月，美国主导的北约16国对南斯拉夫实行军事打击，希望以武力迫使南斯拉夫在科索沃问题上同意自治。但此举激化了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各种矛盾，导致欧洲局势自冷战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TMD不但代表了先进的武器技术，一旦投入部署，也代表了掌握这样技术的决策者在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和对解决方法的倾向性。TMD促使东北亚导弹危机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TMD研制和部署的背后，代表了武力和强权政治的观念在解决东亚区域安全中作用的上升。无论美日的TMD构想是为了加强威慑，还是为了扩大未来军事行动的“自由度”，TMD都加大了东北亚热点问题“伊拉克化”或南斯拉夫化的黯淡前景。
（3）目前东北亚“导弹危机”存在着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朝鲜的导弹问题究竟以什么方式解决，二是美国究竟会不会一意孤行，将台湾拉入TMD系统。
1999年3月18日，美朝双边核问题谈判获得突破，朝鲜同意开放金仓里地下设施供美国检查，美国则同意援助包括马铃薯种子在内的100吨粮食援助。美国从3月29日开始与朝鲜进行有关导弹问题的双边谈判。朝鲜已经提出，导弹问题不同于核设施问题，朝鲜不愿放弃在主权基础上的导弹发展问题。美日则力求在打掉朝鲜的“核威胁”之后，再打掉朝鲜的“导弹威胁”。为此，1999年以来，日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咄咄逼人的姿态。围绕着朝鲜导弹问题，日本军事政策的走向十分耐人寻味。1月，日本前防卫厅长官野田芳吕表示，日本在面临军事危险的情况下，有先发制人的权利。3月23日，围绕在日本海域发现的两艘不明船只，日本防卫厅下令开火警告。这是37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攻击性军事行动。而此次日本从发现“不明船只”到下令海上自卫队追击和开火，整个过程充满了做作，充满了日本政府故意导演的做作。野田在日本国会答询时再度表示，如果发现敌人有明显的意图想要以武力攻击日本，日本可以先发制人。[42]随后，1999年的日本国防白皮书再度确认说日本有“先发制人”的攻击权。随着1999年日本对朝鲜威胁的公开叫嚣的不断提高，到2000年，这样的叫嚣终于直接对准了中国。日本政府终于把中国的“导弹威胁”端上了台面。2000年7月日本发表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将日本宣布为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从而在日本正式发表的政策文件中第一次公然宣扬日本正在遭受中国的“导弹威胁”。
白宫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就TMD与台湾挂钩的问题作出决定，但其可能性确实是明显存在的。具有明显亲台倾向的美国国会从1997年10月和1998年9月两度通过了要把台湾纳入TMD的国防授权法。最近、又通过了所谓保障台湾安全和《与台湾关系法》地位的法案。1999年2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TMD构想报告和台海安全情势报告虽然没有作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基调是突出台湾受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台湾当局目前与美国“一唱一和”，无非是想挤进美日的东亚安保体制，把台湾问题这一中国内政问题变成东北亚的区域安全问题，借美日之力，对抗统一，维持两岸分离现状。1999年1月，李登辉在接受日本《诸君》月刊访问时说，TMD对亚太地区安定与安全区有正面意义，基于这一考虑因素，台湾是乐观其成的，也愿意配合。并强调巩固国防力量，是台湾军队当前致力的重要目标。[43]主张台湾独立的党派与人士，普遍鼓噪要求台湾积极争取加入TMD。如果美国将台湾纳入TMD，等于是恢复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协防关系，尤其是美日新防卫指针中也包括了台湾，如果未来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形成地区性的安全合作机制，将使所谓的“台湾安全”问题全面国际化。中国不得不为此作出强烈反应。到了这一步，两岸军事对峙将会加剧，台湾海峡局势只会恶化。无论这两种可能性出现哪一种、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将会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
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东北亚“导弹危机”所引发的地区安全局势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因素所形成的。“导弹危机”直接的起因似乎是朝鲜的“导弹试射”，间接涉及到的是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导弹威胁”，但最大的潜在问题是美日通过密切军事协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防范和军事威慑。因此，“导弹危机”背后存在着远为复杂和深刻得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动机。其中，美日力图通过TMD进一步加强美日安保、建立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突出武力效应在解决区域安全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东北亚导弹危机深化的直接根源。
朝鲜半岛的“导弹危机”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所谓“导弹威胁”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美日却别有用心地力图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以区域安全的概念来处理。其实质则是想在东北亚以及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起以美国为主、日本为辅的“霸权和平”。然而，建立在强权逻辑和单方面军事优势基础上的TMD系统，并不能解决今天东北亚的“导弹危机”问题，相反，只会促成危机规模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