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湾地区的宗教冲突
海湾地区的宗教冲突主要体现为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在国家间关系的层面，它表现为以伊朗为一方、以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为另一方的冲突；在国家内部层面，它主要表现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林四个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述每个层面内部以及两个层面之间均存在着复杂的网络状互动关系。伊朗影响着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教派冲突，而伊朗与某一个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影响着它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教派冲突不仅影响该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影响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教派冲突以及这些国家与伊朗的关系。
海湾地区的教派冲突过程，可以说就是什叶派政治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冲突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什叶派为了应对左翼力量的挑战而组织什叶派政党，从60年代末开始与主要代表逊尼派利益的复兴党发生冲突。第二阶段，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到海湾战争。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励下，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政治运动高涨，因为两伊战争的爆发，这几个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大多支持伊朗，展开针对本国政府的暴力活动。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而在伊朗和沙特之间则爆发了围绕着朝觐的矛盾和冲突，并最终演化成1987年的流血事件。第三阶段，海湾战争之后。两伊战争的结束以及海湾战争中伊朗的中立立场，大大缓和了伊朗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海湾阿拉伯国家教派冲突中的伊朗因素开始减弱。1997年，哈塔米代表的改革派在伊朗上台，进一步打消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疑虑。沙特和科威特的教派冲突开始平息；在伊拉克，什叶派抵抗运动一直在持续，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但是，由于历史积淀、现实利益和外部势力等原因，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仍然存在着教派冲突加剧的趋势；在巴林，因为什叶派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受压制的状况，从1994年到1997年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统治家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直到1999年新的艾米尔上台并开始推行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冲突才趋于缓和并逐渐平息。下面，我们就围绕上述线索，分别考察一下教派冲突在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伊拉克的教派冲突
据2005年的粗略统计，伊拉克人口为2600万，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60%以上。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今天被称为伊拉克的这片土地分属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三个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先后占领了这三个省，并于1919年开始将这三个省统一置于巴格达的管理之下。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宣布费萨尔（Faysal ibn Husayn）为伊拉克国王，伊拉克确立了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国家权力的政治格局。
1958年，伊拉克发生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1914～1963）领导的革命，左翼力量日益壮大。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什叶派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发展起来，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ad Baqir al-Sadr，1935～1980）领导下于1958年成立什叶派政治组织伊斯兰召唤党。
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开始大力镇压什叶派。1969年，政府关闭了纳杰夫的“库法大学”，取消了宗教刊物的出版，并禁止宗教学校的学生在卡尔巴拉举行纪念侯赛因殉难的游行。1971年，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伊朗人，并严厉镇压召唤党；1974年，政府逮捕并处决召唤党成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召唤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加剧。同年4月，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发布教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加入执政的复兴党及其外围组织。1980年3月，伊拉克政府发布命令，任何支持召唤党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4月，政府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处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什叶派政治力量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展开了激烈对抗。1980年4月1日，副总理塔立格·阿齐兹遭手榴弹袭击负伤；4月5日再次发生爆炸。1987年4月9日，召唤党暗杀萨达姆·侯赛因未遂；9月初暗杀伊拉克内政部长未遂。1988年12月，召唤党用汽车炸弹袭击巴格达安全部门大楼。1991年3月，伊拉克南部爆发什叶派起义，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对什叶派进行大屠杀，据称，在为期三周的镇压中有30万什叶派被杀。
在对内镇压什叶派的同时，伊拉克还于1980年9月22日入侵伊朗，挑起了两伊战争。到1988年7月18日，伊朗接受联合国598号决议，两伊战争停止，伊拉克和伊朗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争。逊尼派掌权、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伊拉克与什叶派掌权、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之间的战争，很容易被描述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历史上的敌意的继续，或者被描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和政治冲突，“但是这两种描述都具有误导性，都是不全面的。这是一场彻底的国家之间的现代战争，是出于国家利益、地区霸权等纯粹的现代原因，在这场战争中，意识形态和民族的敌对以及宗教的热情发挥了作用，但却不是主要事件的核心。”尽管如此，两伊战争影响了伊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站在伊拉克一边。而为了反对伊拉克并反对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在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什叶派政治力量发动了针对政府的政治运动和暴力事件。两伊战争在中东地区挑起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在两伊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冲突中的伊朗因素开始减弱。
1982年，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Muhammad Baqir al-Hakim，1939～2003）在德黑兰组建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同时组建了1万～1.5万人的武装组织“巴德尔旅”，由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Abd al-Aziz al-Hakim）领导。该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多次发动武装袭击，包括2000～2001年三次用喀秋莎火箭弹袭击伊拉克总统府。1999年，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还获得了美国的资助。因此，在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得以回到伊拉克，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基姆还入选临管会。但8月29日他在纳杰夫遭炸弹袭击身亡。
尽管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什叶派开始分享伊拉克的政治权力，但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并没有得以缓解。据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2006年报道，在伊拉克活跃着一批派别不同的暗杀小组。这些暗杀小组的成员属于伊拉克警察部队，他们利用职务之便，秘密屠杀平民。有的暗杀小组屠杀逊尼派穆斯林，有的则屠杀什叶派穆斯林。被发现的遇害者尸体往往是双手反绑、一颗子弹击中头部死亡。“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暗杀小组现在活跃在伊拉克，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发现了数以百计的遇害者的尸体。”2006年2月22日，伊拉克萨马拉埋葬着什叶派第十和十一伊玛目的阿斯凯里清真寺发生爆炸，引发新一波大规模教派冲突，有报道称，一周之内就有1300名伊拉克人在冲突中死亡。
二、沙特的教派冲突
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在沙特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同文献之间存在较大差别，有的认为在3%左右，有的认为高达15%。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哈萨地区，即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部区。其中盖提夫绿洲（al-Qatif）95%的人口和胡富夫绿洲（al-Hufuf）一半的人口都是什叶派，而在宰赫兰（Dhahran）等新兴城市则大部分为逊尼派。在沙特，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外部的层面是沙特与伊朗围绕着朝觐问题而产生的纠纷和冲突，在内部的层面是沙特政府与国内什叶派反对力量之间的冲突。
在1987年的朝觐期间，沙特安全部队与伊朗朝觐者之间的冲突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1987年7月31日下午，麦加发生冲突事件，共有40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沙特和伊朗方面各执一词。据沙特方面称，是伊朗方面挑起骚乱，试图控制麦加禁寺，并称伊朗革命卫队早就策划了这个事件。沙特方面宣称，沙特安全部队没有使用任何武器，是伊朗朝觐者自己开的枪。据沙特安全部队官员说，伊朗朝觐者试图包围安全部队，但是安全部队控制住了他们，并在半个小时之内控制了局势。当时安全部队正好在示威队伍旁边，试图制止示威者与其他朝觐者之间的冲突。但是，伊朗人拿出藏匿的棍棒、刀具和石头，开始攻击安全部队。安全部队试图恢复秩序，伊朗示威者在撤离时发生恐慌和踩踏，许多妇女、老人和坐轮椅者在这个过程中死亡。随后，伊朗人开始攻击警察和安全部队，并纵火焚烧车辆。沙特方面称，整个事件中有402人死亡，其中有275名伊朗人，包括安全部队人员在内的85名沙特人以及42名来自其他国家的朝觐者。而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朝觐者的游行路线是事先经过伊朗朝觐代表马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ubi）和沙特方面商定的。据卡鲁比称，沙特警察和平民开始向游行的伊朗朝觐者扔石块和瓶子。游行的朝觐者没有做出回应，因为在游行的队伍前面有很多妇女和坐轮椅者。然后，警察开始用棍棒打人，并有人被枪击身亡。人们无法逃走，因为通向禁寺的大小道路都被沙特安全部队拦住。据一位在麦加的伊朗医生讲，大部分死者头部有击伤的痕迹，其他人则有受到枪击的痕迹。霍梅尼的妻子也在受伤者之列。事后沙特方面拖延向伊朗方面移交死者遗体，并拒绝任何外国代表团检查遇难者尸体。
在朝觐问题上，沙特与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一直存在矛盾。1981年，因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在1981年的朝觐期间，沙特逮捕了46名游行示威的伊朗朝觐者。1982年，伊朗朝觐者在朝觐期间再次与沙特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有多名朝觐者被驱逐出境。1983年，伊朗方面不顾沙特的反对，决定每年朝觐期间在麦地那和麦加各举行一次大规模的集会示威。从1984年开始，沙特方面接受每年15万名伊朗人前往沙特朝觐。1984年到1986年，朝觐期间局势平静。正是在连续三年的平静之后，爆发了前述1987年的严重冲突事件。1988年，伊斯兰会议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通过一项决议，批准朝觐配额制，即每个国家1000名穆斯林人口可获得1个朝觐名额。按照这个配额，伊朗只能获得大约4万～5万个名额前往沙特朝觐。伊朗对此加以反对，4月沙特与伊朗断交，伊朗则抵制朝觐。从1988年至1990年，伊朗连续三年抵制朝觐。
从1990年秋开始，沙特与伊朗方面开始直接接触。在阿曼的斡旋下，双方在1991年3月达成协议。协议解决了双方的两大争端：一是在朝觐配额问题上，沙特方面接受11.5万名伊朗朝觐者；二是在集会游行问题上，沙特方面同意伊朗朝觐者在麦加举行一次集会。1991年，伊朗人得以顺利朝觐。自1991年3月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尽管1994年沙特方面将伊朗的朝觐配额减半，但在朝觐期间基本上没有爆发伊朗朝觐者与沙特安全部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到海湾战争爆发之间的12年间，随着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紧张化，沙特国内的什叶派问题也尖锐起来。
沙特什叶派内部的主要政治力量分为真主党和“改革运动”（Reform Movement）。真主党立场较为极端，对沙特政府持不信任态度，主张采取暴力手段；“改革运动”立场较为温和，他们追随温和的伊朗大阿亚图拉设拉齐（Shirazi）。
1979年，在什叶派人口较多的东部区出现小册子，号召什叶派不要与沙特王室合作；11月底发生了大规模的什叶派骚乱，9万示威者游行纪念阿述拉日，并表示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12月，在冲突中有什叶派群众和沙特国民卫队士兵死亡。1980年2月，更大的动荡发生，示威者抬着霍梅尼的画像举行游行示威。1981年开始发生暴力活动。1987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的液化石油气厂发生爆炸。1988年3月，在沙特航空公司（Saudia Airline）驻东京、法兰克福和卡拉奇的办事处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在朱拜勒（Jubayl）等地的沙特石油设施也发生爆炸事件；同年9月，4名沙特什叶派因涉嫌协助发动爆炸而被处决。1989年12月，沙特真主党涉嫌炸毁一架从伊斯兰堡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未遂。
面对前所未有的什叶派骚乱，沙特开始逐步转变对什叶派的歧视政策。1983年，担任东部区总督的本·贾卢韦（Ibn Jalluwi）家族被撤换。穆罕默德·本·法赫德亲王从1984年开始担任该区总督。政府开始改善当地的生活设施，1987年当地一所现代化医院竣工。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由于什叶派采取了反萨达姆的立场，加之沙特的逊尼派反对势力崛起，政府开始进一步调整对什叶派的政策。1994年，政府邀请很多流亡的什叶派著名异议分子回国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采取措施改善什叶派穆斯林的生活状况。
1996年6月25日，沙特东部城市胡巴尔（Khobar）的美军兵营发生爆炸，19名美国人丧生。尽管美国方面指责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Quds Forces）幕后策划了此次行动，但是沙特方面却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表现出沙特内部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国防大臣苏尔坦（Sultan ibn‘Abd al-‘Aziz）亲王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推翻德黑兰政权的话，就欢迎美国对伊朗开战；而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亲王（‘Abdullah ibn‘Abd al-‘Aziz）则认为，如果美国对伊朗开战，沙特将被牵连进去并被拖垮，因此他拒绝承认伊朗与胡巴尔爆炸有牵连。阿卜杜拉的意见占了上风，沙特开始与伊朗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不支持在沙特的恐怖活动，而沙特也不允许美军通过沙特领土进攻伊朗。
三、科威特的教派冲突
在科威特的穆斯林中，逊尼派占70%，什叶派占30%。科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包括哈萨人（Hasawi）、巴林人（Baharna）和波斯人（Ajam）三个群体，其中前两个群体属于阿拉伯人，祖先源自沙特、巴林、伊拉克南部或者伊朗的胡齐斯坦省，最后一个群体属于波斯血统，是科威特什叶派中最大的群体。哈萨人所追随的效仿渊源是科威特的阿亚图拉米尔扎·伊哈卡基（Mirza al-Ihqaqi），他们在政治上采取无为主义的立场。其他两个群体所追随的效仿渊源包括伊朗的哈梅内伊、伊拉克的西斯塔尼、伊朗的设拉齐（Shirazi）和黎巴嫩的法德勒拉。其中，追随西斯塔尼和设拉齐的穆斯林比较温和。科威特什叶派中的波斯人群体，其富商阶层长期与逊尼派的统治家族结盟。加之科威特的政治体制较为开放，他们比较好地融入了科威特社会。科威特的什叶派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刻意淡化自己的教派色彩。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科威特还是成为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活动范围，主要原因是科威特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大力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什叶派的好战行为和恐怖活动的急剧增强是受伊朗革命热情的激发，并受到以伊拉克为基地的召唤党中黎巴嫩和伊拉克籍成员的指导。”
1979年11月，有2000人在科威特驻美国使馆门前示威，科威特指控15名伊朗人组织了游行，并将他们判刑。1981年春，科威特多处工厂遭炸弹袭击。1981年6月，1枚火箭弹击中科威特驻黎巴嫩使馆，一个亲伊朗的组织宣布对此负责。
此后，伊拉克对召唤党的镇压，导致大批召唤党成员逃到科威特和黎巴嫩。在黎巴嫩的成员参与了黎巴嫩召唤党和后来的真主党的创建。召唤党的黎巴嫩和伊拉克籍成员在科威特非常活跃，他们建立秘密支部，招募成员。从1983年到1988年，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了一系列暴力活动，如爆炸美国和欧洲在科威特的机构和石油设施，多次劫机，并于1985年5月袭击科威特艾米尔。
1983年12月，在科威特发生数起爆炸，5人死亡，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美国驻科威特使馆、一家美国公司、法国驻科威特使馆、机场控制塔及炼油设施。爆炸之后，25人被捕，其中有17名伊拉克人、3名黎巴嫩人以及3名科威特人。1987年，这些嫌犯被处决。1984年12月，一架科威特航班被什叶派劫机者劫持到德黑兰，他们要求科威特方面释放因为爆炸美国驻科威特使馆而被捕的人员。1985年5月，科威特艾米尔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他本人受轻伤，召唤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宣布对此事件负责。1986年5月，科威特航空公司总裁遭汽车炸弹袭击，什叶派被指责应承担责任。1989年3月，18名什叶派成员被指控阴谋推翻科威特政府而被捕。1989年7月，20名科威特的什叶派成员在沙特被捕，他们被指控在朝觐期间在麦加实施爆炸；同年沙特将其中的16人斩首；1991年将其余4人遣返科威特；在科威特石油部门工作的许多什叶派穆斯林也被解职。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科威特和伊朗关系开始改善，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什叶派针对科威特的攻击行动也基本停止了。
四、巴林的教派冲突
巴林的什叶派政治运动包括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两个高潮。如果说第一波的起因与沙特和科威特的情况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那么第二波的主要原因则是巴林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巴林是君主制国家，逊尼派的哈利法家族在1782年征服巴林后开始实行家族制统治。根据2005年7月的粗略统计，巴林人口约为70万，其中外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在巴林人口中，什叶派穆斯林约占70%，其余为逊尼派穆斯林。巴林本国的什叶派穆斯林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土著巴林人（baharna），约占全国人口的50%；另一部分为伊朗裔巴林什叶派（ajam），约占全国人口的20%。由于哈利法统治家族对什叶派的压制，巴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也以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双方冲突中，反政府者主要来自土著的巴林什叶派穆斯林，伊朗裔什叶派穆斯林则大多支持哈利法统治家族。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巴林什叶派政治运动的转折点，作为被统治者的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统治家族之间的矛盾日渐带有强烈的教派冲突色彩。在巴林什叶派穆斯林当中，形成了“巴林自由运动”（Bahrain Freedom Movement/BFM）、“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IFLB）和“真主党”三个政治组织。
根据巴林自由运动网站“巴林之声”（Voice of Bahrain）的资料，该组织创立于1982年，植根于1972～1975年的巴林议会政治实验，当时议会被巴林艾米尔解散后，巴林争取民主的运动转入地下。巴林自由运动认为，像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的宪政制度，才是国家稳定所应采取的安全道路。因而，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宪政制度，其基本理念是整合伊斯兰价值观与多元主义。
巴林自由运动特别尊重温和的伊斯兰思想家，如突尼斯逊尼派的谢赫拉希德·贾努西（Shaykh Rashid al-Ghannushi）、伊朗温和派的宗教思想家、黎巴嫩什叶派最高委员会首脑谢赫马赫迪·沙姆斯丁（Shaykh Mahdi Shams al-Din）等。该组织领导人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国内领导人都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但均与谢赫阿卜杜·艾米尔·贾姆里（Shaykh Abd al-Amir al-Jamri）保持联系。流亡国外的领导人包括谢赫贾姆里的儿子曼苏尔·贾姆里（Mansur al-Jamri）、赛义德·谢哈比（Sa'id Shihabi），以及谢赫阿里·赛勒曼（Shaykh Ali Salman）。阿里·赛勒曼曾去伊朗库姆学习，在那里他的思想开始转向极端，回国后领导了1993年的什叶派示威活动。随后，他和曼苏尔·贾姆里一起被巴林政府驱逐出境，定居于伦敦。
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在其网页上声称，该阵线是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群众组织，但一般资料认为，该组织建立于1980年，创始人是伊拉克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哈迪·穆达里希（Hadi al-Mudarrisi）。来自伊拉克卡尔巴拉的哈迪·穆达里希和他的哥哥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穆达里希（Muhammad Taqi al-Mudarrisi）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创立了“伊拉克伊斯兰行动组织”（Islamic Action Organization），并于1982年加入“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末，他因为在伊拉克受到萨达姆·侯赛因的迫害，来到巴林避难。1979年，他被任命为伊朗领袖霍梅尼在巴林的私人代表，并由来自伊朗的阿亚图拉萨迪克·鲁哈尼（Sadeq Rouhani）任助手。在他们的组织和煽动下，巴林爆发了多起什叶派的示威游行，随后他们两人被巴林驱逐出境。该组织以伊朗为训练基地，在1981年和1982年遭到巴林政府的严厉镇压之后，元气大伤，影响力远不及巴林自由运动。
巴林的真主党据称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由黎巴嫩真主党在巴林组建起来的，巴林官方称该组织与伊朗有关，有报道称他们接受黎巴嫩宗教学者法德勒拉的指令。但是，巴林的有些什叶派宗教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
1979年8月，在哈迪·穆达里希的号召下，巴林接连两次爆发500多人的游行示威。伊朗的阿亚图拉萨迪克·鲁哈尼声称，巴林应该与伊朗合并。1980年4月，再次爆发游行示威，反对巴林为美国营救德黑兰人质的行动提供便利。1981年12月，巴林破获一起政变阴谋，逮捕了73名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成员，包括60名巴林人、11名沙特人、1名阿曼人和1名科威特人。据称，他们企图进攻政府机构、接管电台和电视台。巴林的《海湾消息报》在12月30日刊文指出，哈迪·穆达里希是此次政变阴谋的策划者。巴林官方严厉指责伊朗在幕后操纵，召回驻伊朗大使，并宣布伊朗驻巴林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有人认为，马赫迪·哈希米（Mahdi al-Hashimi）是幕后策划者。
海湾战争之后，巴林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气氛日益高涨。1992年11月，14名要求改革的著名人士，主要是逊尼派，征集到300个签名，要求恢复宪法和议会选举。巴林艾米尔则对这次请愿加以拒绝。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加剧了巴林什叶派下层穆斯林的生活困境，越来越多的什叶派穆斯林对政府当局表示不满。1994年4月，包括巴林自由运动和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在内的几个反对派组织联合起来，重申1992年请愿活动中的要求。1994年12月，力主改革的逊尼派自由主义领导者再次发起请愿，征集到23000个签名，签名的大多是什叶派穆斯林。这次请愿活动得到了什叶派宗教学者阿卜杜·瓦哈布·侯赛因（Abd al-Wahhab Husayn）和谢赫阿卜杜·艾米尔·贾姆里的大力支持。在递交请愿书之前，1994年11月25日，什叶派穆斯林对巴林政府的不满已经开始演变成示威抗议。12月5日，巴林政府下令逮捕什叶派宗教学者谢赫阿里·赛勒曼，致使游行示威活动升级。1995年1月15日，阿里·赛勒曼被流放，前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
从1994年底到1995年秋，什叶派穆斯林对巴林政府的不满主要是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后，针对政府机构和工商业设施的纵火、爆炸等暴力活动开始出现。1995年12月31日，首都麦纳麦的一家商业中心发生爆炸。1996年初，针对宾馆、报社、银行和购物中心的爆炸袭击接连发生。1995年秋到1997年春，是暴力活动的高峰期。此后，虽然暴力活动开始减弱，但有组织的、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却持续不断。而巴林政府则针锋相对，对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采取了停水、停电等措施，一些针对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的纵火事件也被看做政府安全部队有意所为。从1998年春开始，伴随着什叶派纪念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日游行活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再次出现，直到1999年3月巴林新艾米尔哈迈德上台才渐告平息。
巴林政府对1994年的请愿活动予以严厉镇压，并刻意突出其什叶派的教派色彩。此次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逊尼派律师艾哈迈德·夏姆兰（Ahmad al-Shamlan）被监禁，旋即获释，政府试图以此显示这次请愿活动的什叶派教派色彩。巴林政府还借机请求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予以协助。1994年12月开始的大规模动荡，被指应由巴林真主党和解放巴林伊斯兰运动负责，并由伊朗幕后支持。沙特内政部长纳伊夫（Nayif）发表声明，重申维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安全是该组织的首要目标。1996年初，随着形势的继续恶化，伊朗逐渐成为指责的对象。据巴林大学（Bahrain University）副校长谢赫哈立德·哈利法（Khalid al-Kahlifa）称，伊朗正在为巴林反政府运动提供资助，曼苏尔·贾姆里则通过伊朗的电视和广播发表讲话，激烈反对巴林政府。1996年6月，51名巴林人被捕，他们被指认为巴林真主党成员，其罪名是接受伊朗的军事培训和武器装备，阴谋推翻政府，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叙利亚外长沙雷在德黑兰和麦纳麦之间做穿梭访问，进行调解。直到1997年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巴林和伊朗的关系才开始有实质性的好转。
哈迈德上台后，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改革。2001年举行全民公决，释放了400多名政治犯，并实行大赦，包括阿里·赛勒曼在内的什叶派反对派领导人纷纷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巴林政府的改革举措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认可和支持。2002年，巴林颁布新宪法，将国体改为王国制，成立两院制议会。众议院直选为广大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性安排。
五、教派冲突原因探析
海湾地区的教派冲突，首先表现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历史矛盾的延续。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内战，阿里与侯赛因的死亡，使得什叶派逐步从一个争夺伊斯兰帝国领导权的政治派别转化为宗教派别，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也随之从有关领导权合法性的政治分歧演变为宗教分歧。经过长期发展，什叶派形成了有别于逊尼派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宗教学者等级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什叶派的思想与组织成了反对掌权者的有力工具，以什叶派的名义发起了众多的起义或反叛，有些甚至成功地建立了新的王朝。逊尼派与什叶派的长期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和仇恨，导致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16世纪，什叶派被奉为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国教，什叶派的波斯萨法维王朝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两河流域长期进行争夺。而18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长期敌视什叶派，20世纪建立的沙特阿拉伯正是以瓦哈比派为官方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湾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是二者历史矛盾的延续。
除了教派冲突的历史背景之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而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与海湾地区的教派冲突交织在一起。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总结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西欧型的促进民族国家形成的民族主义”和“中欧型的促使奥匈帝国解体的民族主义”，他将前者称为“爱国主义”，后者则称为民族主义。中欧型民族主义的传入促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各国的地区民族主义，以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西欧型民族主义的传入则使波斯获得了更为巩固的民族认同。伊拉克的复兴党主张阿拉伯民族主义，自视为阿拉伯民族领袖，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海湾国家的利益，与主张波斯民族主义的伊朗长期对抗，最终演变成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在两伊战争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都站在伊拉克一边。沿着波斯湾和两伊边界，形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波斯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又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教派冲突交织在一起。
海湾地区的教派冲突，也是伊斯兰世界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较量。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阿拉伯民族主义加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很多共和制阿拉伯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模式。然而，随着1967年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和1970年纳赛尔去世，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开始盛行于中东地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终于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取得了政权。霍梅尼上台后，奉行“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原则，在中东地区推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策，对海湾沿岸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伊拉克，与依赖传统家族统治和亲美的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来自伊朗的威胁——现代伊斯兰主义发展道路。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后，担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之机，开始推行务实政策，伊朗与海湾沿岸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才开始改善。
海湾地区的教派冲突也反映出海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和国家认同建构问题。尽管伊拉克、沙特、科威特和巴林等国都有为数不少的什叶派群体，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进展比较缓慢，长期没有为什叶派穆斯林提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渠道，这就使什叶派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依靠伊朗的支持来提出政治诉求。面对什叶派的政治活动，这些国家一般采取压制政策，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教派冲突，造成部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局势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伊朗和海湾沿岸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这为缓和教派冲突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问题较小的科威特局势迅速平静下来。巴林采取了较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诉求，在21世纪初局势也稳定下来。沙特采取的政治改革步伐较小，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伊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对什叶派穆斯林采取高压政策，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但由于伊拉克已陷入内战局面，失去了安全和秩序，政治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使之成为海湾地区教派冲突的热点国家。这充分反映出能够包容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群体的国家认同在伊拉克尚未建构起来。
第二节 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是一个多教派地区。根据2005年的估计，黎巴嫩人口约为380万，其中穆斯林约占59.7%，基督教徒约占39%，其他宗教信徒约占1.3%。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各自分为众多的教派，目前在议会中享有席位的教派包括：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和阿莱威派，基督教的天主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亚美尼亚天主教、新教以及其他较小的教派。教派林立状况的形成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阿拉伯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指出，黎巴嫩基本的自然条件“就是境内多山”，并进一步指出，“山岳之于黎巴嫩犹如沙漠之于阿拉伯，尼罗河之于埃及，孪生河流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之于美索不达米亚……不过，尼罗河使埃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二河使美索不达米亚趋于统一，而黎巴嫩多山多谷却使它的居民分裂。”多山的地形，为不同教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天然屏障和庇护所。这种教派林立的状况，决定了黎巴嫩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也形成引发宗教冲突的客观环境。
一、宗教冲突的两大诱因
到20世纪中期，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引发黎巴嫩宗教冲突的两个主要诱因。
（一）教派政治体制
在内部教派冲突和外部势力干预的共同作用下，黎巴嫩形成了独特的教派政治体制，即各教派按照人口比例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力。这个体制是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逐步形成的。这种体制表面上是对黎巴嫩教派林立状况的反映，事实上却成为引发黎巴嫩教派冲突的重要诱因。
1840～1842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地区爆发了伊斯兰德鲁兹派和基督教马龙派之间的冲突，1859～1860年两个教派再次爆发冲突。1861年，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下，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划出单独的黎巴嫩山省（Mount Lebanon），设立行政委员会，成员按教派比例分配，马龙派4人、德鲁兹派3人、希腊东正教2人、希腊天主教1人、逊尼派1人、什叶派1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7：5.这一政治安排奠定了黎巴嫩教派政治体系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根据英法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开始实行委任统治。1920年9月1日，法国宣布以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黎巴嫩山省为中心，加上贝鲁特、的黎波里、阿米勒山和贝卡地区，组成大黎巴嫩（La Grand Liban）。“历史上，黎巴嫩山地区的政治一直由德鲁兹派与马龙派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在1920年‘大黎巴嫩’建立之后，逊尼派也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什叶派几乎经常被排斥在政治架构之外。”
1926年，黎巴嫩宣布为共和国，确立以教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总统由马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议员议席也按照教派比例分配。法国希望基督教徒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黎巴嫩共和国的面积比以前的黎巴嫩山省大了近一倍，基督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应下降，从以前的79%下降到53%。为了分化穆斯林，法国在教派权力分配中为什叶派留出议席。
1943年独立战争期间，马龙派和逊尼派达成妥协，签署《民族宪章》（The National Covenant），马龙派承诺不寻求法国的保护并承认国家的阿拉伯属性，而逊尼派则承诺坚持国家的独立并放弃寻求与叙利亚合并。双方还达成一致，根据1932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按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政治职位，总统为马龙派、议长为什叶派、总理为逊尼派，议会中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按照6：5的比例分配议席。而事实上，基督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仅为51.3%。将相对固定并难以改变的政治权力分配方案与不断变化的人口比例挂钩，这种以教派人口比例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为黎巴嫩的教派冲突和国内矛盾埋下了长久的祸根。表面上，什叶派获得了国家最高的三个政治职位之一，但是议长更多的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政治的核心是总统以及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结构变化
教派政治体制仅仅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黎巴嫩宗教冲突的一个诱因，另一个诱因则是黎巴嫩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政治动员中心的转移上。在20世纪中期，权力把持在少数被称为“首领”的封建家族手中，他们靠1858年奥斯曼帝国土地改革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以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首领”们的权力形成挑战，另一个挑战则来自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潮。逊尼派、马龙派和什叶派民众从乡村被吸引到城市，他们的迁移打破了以“首领”为代表的乡村封建家族的控制体系，新兴的政党满足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马龙派长枪党（Phalanges Libanaises）最先适应了这种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黎巴嫩的人口构成上。1956年黎巴嫩的人口已经比1932年翻了一番，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导致穆斯林对既存社会—经济秩序日益不满。总统夏蒙（Camille Chamoun，1952～1958年任总统）由于推行反纳赛尔的政策并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剧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分裂。1958年爆发内战，德鲁兹派的琼布拉特（Kamal Jublatt，1917～1977）、逊尼派的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1921～1987）和萨伊布·萨拉姆（Sa'ib Salam，1905～2000）激烈反对夏蒙。虽然局势终告平息，但夏蒙也最终下台。1958年的短暂内战成为1975～1990年内战的前兆。
地区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黎巴嫩的社会结构。大批巴勒斯坦人的到来打破了黎巴嫩的力量平衡。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黎巴嫩接受了约15万巴勒斯坦难民。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人口已达到将近30万人。1970年9月，巴解组织与约旦政府发生冲突，最终被赶出约旦，来到黎巴嫩。随着巴解武装主力来到黎巴嫩，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存在日益政治化。从1969年开始，黎巴嫩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已经从黎巴嫩政府转到巴勒斯坦民兵手中。“巴勒斯坦因素……在黎巴嫩内部投下了长期的阴影，成为其持续恶化、迁延不绝的内部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
二、黎巴嫩15年内战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因为教派冲突陷入了长达15年的内战。在如何对待巴勒斯坦力量的问题上，黎巴嫩各派势力发生分歧。马龙派反对巴勒斯坦力量的增长，而逊尼派和黎巴嫩的左翼力量则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予以支持。1975年4月13日，马龙派长枪党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为了报复，马龙派民兵袭击了一辆满载巴勒斯坦人的汽车。袭击行动引发了黎巴嫩内战，以长枪党为核心的马龙派为一方，以琼布拉特领导的“黎巴嫩民族运动”（the Lebanese National Movement）为核心的左翼力量、逊尼派和巴勒斯坦人为另一方。内战的表面原因是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存在，而深层原因则是逊尼派和德鲁兹派希望借助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打破马龙派对国家权力的长期垄断。黎巴嫩内战大致可以分为下述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激烈冲突。
这一阶段是指从1975年内战爆发到1976年阿拉伯威慑部队（Arab Deterrent Force）介入。内战爆发后，马龙派坚持没有安全就没有改革，要求动用军队镇压巴勒斯坦人，然后再谈政治权力再分配问题；“民族运动”坚持没有改革就没有安全，希望彻底打破政治现状。在内战初期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运动”和逊尼派向叙利亚求援。1976年1月，叙利亚派出以叙利亚为基地的“巴勒斯坦解放军”（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前往黎巴嫩增援。黎巴嫩政府动用黎巴嫩军队支持马龙派一方，逊尼派军官艾哈迈德·哈提卜（Ahmad Khatib）中尉率先带领士兵脱离黎巴嫩军队，建立以贝卡谷地为总部的“黎巴嫩阿拉伯军”（the Arab Army of Lebanon），黎巴嫩军队随即陷入大规模分裂，马龙派士兵和穆斯林士兵开始在各处争夺军营的控制权。
得到增援的“民族运动”逐渐获得主动，对马龙派发动大规模攻击。不希望黎巴嫩内战中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叙利亚赶忙建议停火。随着地区局势的发展，叙利亚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5月26日，叙利亚甚至拒绝阿拉法特在前往利比亚的途中过境叙利亚。5月31日，为了避免马龙派遭到彻底失败，叙利亚正规军正式介入黎巴嫩内战，分三路长驱直入黎巴嫩，黎巴嫩内战演变成“民族运动”和巴解组织为一方、叙利亚和马龙派为另一方的格局。在10月的利雅得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决定组成由3万名叙利亚士兵为核心的阿拉伯威慑部队进驻黎巴嫩，稳定局势。
黎巴嫩什叶派人口的迅速增长，已经使其在人口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教派，但是在国家权力分配上却处于边缘的地位。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1928～1978）组织和领导什叶派力量，争取对什叶派有利的权力分配格局。他试图在马龙派和逊尼派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内战爆发后，他最初对战争加以反对。但是看到马龙派、德鲁兹派都有自己的武装，逊尼派依赖巴解组织的保护，他也组织起什叶派自己的武装，1975年7月6日，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Amal）正式宣告成立。
在内战的初期，穆萨·萨德尔站在“民族运动”和巴解组织一边，力图通过推动改革使什叶派分享更多的国家权力。但随着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他转而站在叙利亚一边。他指责琼布拉特领导的“民族运动”仅仅是拿什叶派当炮灰来谋取私利。但是马龙派却于1976年8月大规模驱逐贝鲁特纳卜阿地区的什叶派，穆萨·萨德尔遭受两面夹击的局面，被迫在内战中采取低调的立场，“其在国内的声誉和受欢迎程度在1976年至1978年严重萎缩”。
第二阶段：相对平静。
以叙利亚军队为主的阿拉伯威慑部队分隔黎巴嫩内战各方，并要求冲突各方退回到1975年4月13日内战爆发前的位置。黎巴嫩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整个黎巴嫩被分割成六个区域，被不同的势力分别控制。鉴于埃及和以色列开始媾和，叙利亚开始和巴解组织和解，逐渐在黎巴嫩内战中倾向于逊尼派、左翼和巴解组织一边；而马龙派则转而向以色列靠拢。
第三阶段：以色列入侵。
1978年3月14日夜至15日晨，以色列开始发动“列塔尼行动”，入侵黎巴嫩。直接的借口是对巴解组织劫持汽车并杀害人质进行报复，但战略目的却是清除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武装，使列塔尼河以南地区成为缓冲地带。联合国通过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435号决议，两个月后以色列撤军。
1982年6月，以色列再次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事先以色列方面还曾与马龙派长枪党首领贝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1947～1982）秘密讨论过入侵的事宜。以色列军队直达贝鲁特，迫使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9月14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遭炸弹袭击身亡。在以军的纵容下，长枪党右翼民兵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长达40个小时的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1982年9月21日，贝希尔·杰马耶勒的哥哥阿明·杰马耶勒（Amine Gemayel，1982～1988年任总统）当选总统。1983年9月以色列从黎巴嫩单方面撤军，以军撤离后留下的真空地带很多被叙利亚支持的德鲁兹派民兵控制。“以色列的单方面撤军改变了力量的平衡。杰马耶勒政府明显处于守势。杰马耶勒的反对者意识到以色列将不再支持他，而国际部队又太弱以至于无法发挥影响。”此前，美、法等国军队来到黎巴嫩原本是为了监督以色列撤军，但是在以色列单方面撤军之后，美、法等国的军事存在成为反西方力量的目标，刚刚崛起的什叶派武装真主党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阶段：什叶派武装力量崛起。
以色列的列塔尼行动改变了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倾向。聚居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招致以色列入侵，他们改变在内战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转而支持什叶派自己的武装。从1980年开始，阿迈勒运动日益亲叙利亚。但是阿迈勒运动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过程中无所作为，招致一批激进分子的批评。阿迈勒运动政治局委员侯赛因·穆萨维（Husayn al-Musawi）公开批评阿迈勒运动领导人与以色列合作，他脱离阿迈勒运动，来到贝卡谷地创立“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伊朗的支持，而阿迈勒运动则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模式表示反对。在与其他一些组织合并后，“伊斯兰阿迈勒运动”领导人于1985年2月正式宣告真主党成立。
真主党及其前身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坚决支持伊朗，反对以色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1983年10月23日，他们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军队驻黎巴嫩的营地，分别造成241人和58人死亡。美国随后于1984年2月撤出黎巴嫩。在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下，黎巴嫩什叶派力量迅速崛起，对黎巴嫩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叙利亚支持的阿迈勒运动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真主党想进入以色列发动攻击，相信叙利亚的占领也是应该关注的问题。它欢迎巴解组织的战士回来并试图协助他们。而另一方面，阿迈勒运动则只赞成在黎巴嫩领土范围内攻击以色列和南黎巴嫩军部队。阿迈勒运动与叙利亚结盟，寻求通过包围巴勒斯坦难民营限制巴解有组织的存在。”
第五阶段：走向民族和解。
1988年9月，杰马耶勒总统任期期满，在新总统人选难产的情况下，他指定马龙派的黎巴嫩军队司令奥恩（Michel Aoun）将军组成看守政府，而逊尼派穆斯林胡斯（Salim al-Huss）领导的政府则拒绝交权。1989年3月，奥恩宣布发动反对叙利亚占领的解放战争。阿拉伯国家对黎巴嫩的局势严重关切，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的安排下，1989年9月，62名在世的1972年当选的黎巴嫩议员在沙特阿拉伯塔伊夫集会，10月22日通过《塔伊夫协议》，宣布对黎巴嫩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真主党和奥恩将军表示反对，其他派别则表示接受。1989年11月22日，刚刚当选的新总统勒内·穆阿瓦德（Rene Mu'awad）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随后选出的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Ilyas Harwi，1989～1998年任总统）持亲叙利亚的立场。
黎巴嫩新政府得到国际的承认，新当选的总统赫拉维宣布免去奥恩的职务，奥恩在国际和国内都陷于孤立，他在国际上的主要支持者仅剩下伊拉克，而伊拉克也因为随后入侵科威特而无暇他顾。1990年10月13日，黎巴嫩政府军在叙利亚军队的支持下发起进攻，奥恩宣布投降。1991年5月，民兵组织都被解除了武装，但允许真主党保留武装力量，以对抗以色列的威胁。
根据《塔伊夫协议》，议会席位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平均分配，各占50%，基督教徒中马龙派34席、希腊东正教14席、希腊天主教8席、亚美尼亚东正教5席、亚美尼亚天主教1席、新教1席、其他教派1席，共64席；穆斯林中逊尼派27席、什叶派27席、德鲁兹派8席、阿莱威派2席，共64席。1992年的议会选举，真主党也推出候选人参加，表明了对《塔伊夫协议》的接受。
三、宗教冲突的深层原因
1975年至1990年长达15年的内战，导致10万人死亡，黎巴嫩内战成为宗教和教派冲突引发社会分裂的惨痛案例。
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指出的，“人类总是把自己归于不同的群体之中，而且在有的时候，差别伴随着歧视和仇恨。但是，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这样的差别才会导致暴力。虽然并不存在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冲突，但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动力，即：族群符号和神话产生分歧；经济竞争或者国家权威的削弱产生对于群体生存的忧虑；精英或者领导人借助族群信条来寻求支持；一些事件……会引发拼杀”。在黎巴嫩社会中，因为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形成了教派林立的格局，而且在人口数量和实力上没有一个教派占绝对优势。虽然在黎巴嫩形成了教派分权的教派政治格局，但是这种比较固定和僵化的政治体制并不能反映各教派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也无法迅速适应外部大国影响力的改变。这种因教派认同而产生的分歧，被各教派实力消长所引发的彼此不信任所强化，形成了无法避免的安全困境。根据不同的身份认同，黎巴嫩形成了天主教马龙派、逊尼派-德鲁兹派-巴勒斯坦力量联盟和什叶派武装三大力量集团。各派新兴中产阶级政治精英形成各集团的领导核心，他们更强调以教派为基础的宗教—意识形态认同。各集团的内部认同不断强化，在普通民众中根据教派而形成广泛的群众动员，这又加重了因安全困境产生的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黎巴嫩社会就这样被逐渐沿着教派的断层线所撕裂。
在黎巴嫩，居民一般按照教派归属聚居，同一个教派的家庭和部落聚居于同一个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各教派面对外来压力自我保护的结果。历史上，为了在以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维持本教派的生存与安全，教派聚居是合理而必要的。这也就决定了不同教派的政治经济地位与黎巴嫩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经济最为发达的黎巴嫩山省和黎巴嫩沿海城市地区主要居住着马龙派和逊尼派，而什叶派居住的东部贝卡地区和南部地区则比较贫穷落后。“国内制度和国内分裂，不管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族群方面的，会导致社会内部冲突，从而深刻地，经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族群与政治认同。”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强化了教派认同。这种教派认同又被叙利亚、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等区域力量和法、美等大国所利用，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某些教派表示支持或反对。这种外来势力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黎巴嫩内部的教派认同，并且使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趋加剧。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激化了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对于政治权力更激烈的争夺。在以和平手段无法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暴力冲突便成为利益重新分配的唯一手段。
在黎巴嫩内战之前，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力量存在，围绕着传统“首领”形成的政治势力集团，和由新兴中产阶级政治精英领导组成的政党。围绕传统“首领”的政治势力集团，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核心，很多时候并不能反映教派利益。面对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要求，各教派的传统“首领”往往能够达成跨教派的一致意见。虽然新兴的政党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动员机制，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黎巴嫩的政治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权力格局之外。以传统“首领”为首的政治集团阻碍新兴政党的发展，迫使这些政党逐渐演变成民兵组织，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并积极地加入了内战。新兴的中产阶级政治精英为了进行政治动员，必须形成明确的意识形态化纲领，鉴于黎巴嫩教派分立的历史和现实，以教派作为意识形态化纲领的基础最为简便可行，号召力也最大。以教派利益为基础的明确的政治纲领成为新兴政治精英势力的思想基础，他们以教派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因此达成跨教派的妥协难度加大。这使得教派之间的矛盾更趋向于激化而非缓解。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黎巴嫩最终被教派政治所分裂，各教派只有通过血腥的长期内战，才能重新找到教派利益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