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专著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04JZD005）的最终成果。作为本项目的首席专家，我想借此着重说明两个问题：这个攻关项目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课题组是怎么探讨这个攻关项目的？
一、宗教冲突的严峻性
冷战过后，尤其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宗教冲突”不仅已成为国际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眼儿，而且还是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果我们放眼于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全面而具体地予以研究的话，那便可以发现“直接的或单纯的宗教冲突”，即因信仰上的差异或矛盾而引发的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规模大多较小，影响范围也大多有限，尚未发展到左右全球局势的程度；而近些年来，国内外新闻界和理论界之所以十分关注所谓的“宗教冲突”，主要是因为，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几乎都有不可忽视的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什么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会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呢？
早在“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当时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钱其琛副总理就指出，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了，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冷战后的宗教问题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1）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2）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3）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4）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5）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宗教问题。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促使国内外专家学者回首冷战前后国际局势的剧变过程，重新思考宗教背景或宗教因素对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广泛影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陆忠伟指出，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无不包括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因而，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了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
以上分析判断表明，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不但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而且此种影响是以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并非直接或单独通过“宗教事件”或“宗教问题”反映出来的。因此，假如像亨廷顿那样用“文明冲突论”来通盘解释冷战后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并把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一并归结为“宗教冲突”，恐怕难免导致“貌似深刻的思路而实则武断的逻辑”。这就不能不令我们从方法论上反思：目前流行的“宗教冲突”概念及其理论是否过于简单化，即是否流于泛泛而论了？
“冲突问题”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所重视的课题。广为参考这些学科的丰富成果，特别是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国际政治学的“国际冲突理论”，无疑有助于克服泛泛而论“宗教冲突”的简单化倾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切实地回应前述重大问题——为什么宗教因素或宗教背景会对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显然无法照搬照抄其他学科现有的“冲突概念及其理论”，而理应抓住这个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关键词”——“宗教因素及其影响”，力求在宗教学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宗教现象的复杂特性、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
二、宗教对话的必要性
“宗教对话”是当今国际宗教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一个前沿领域。关于宗教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当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多元论的倡导者希克（John Hick，1922-）
发人深省地指出：直到最近，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种宗教几乎都是在不了解其他宗教的情况下发展的。当然，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宗教扩张运动，使不同的宗教相遇。例如，公元前后佛教的扩张，7～8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19世纪基督教的扩张等。但在上述扩张运动中，不同的信仰者相遇的结果，大多是“冲突”而不是“对话”，这显然不能使各宗教相互认识或相互理解。只是这一百多年来，就各个宗教所展开的学术研究，才为如实地理解“他人的信仰”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天普大学天主教思想和宗教对话教授、“全球伦理”的发起人之一斯威德勒（Leonard Swidler，1929-）也抱着同样的学术批判精神，描述了“近况”：直到最近，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尤其是在基督教那里，还很少有人想到，应该通过与其他宗教的对话来寻求智慧或真理。一个半世纪前，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还在痛斥所谓的“信仰无差异论”（indifferentism）。直到1964年，也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期间，罗马天主教会的观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发表通谕强调：对话是时代的呼唤，是人类社会的多元化与成熟性的要求。
斯威德勒的以上描述侧重于基督教的、特别是天主教的立场观点。相比之下，当代著名的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宗教学家麦奎利（John Macquarrie，1919-）的提法则显得更全面也更中肯一些。下面是1995年1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讲演时的开场白，当时宗教对话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当代世界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是各大宗教传统之间正在对话，这对话不仅正变得更加普遍广泛，而且正变得更加严肃认真。在以往，这些宗教各走各的路，彼此甚少接触，即便有所接触，也是以辛酸和对立为特点的。然而，在我们这个通讯便捷和交通迅速的正在缩小的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日益靠拢之际，在各种宗教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得到相互的友谊和理解。事实上，这可以大大有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
前述几位国际著名学者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基本角度强调了宗教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要数当代著名的天主教神哲学家、《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汉斯·昆（又译孔汉思，Hans Küng，1928-）所做的概括最为简明扼要、振聋发聩。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位堪称“当代宗教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神哲学家便在多种重大场合不厌其烦地宣讲如下观点：
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没有宗教研究，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
这三句话，可谓“论证宗教对话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三段式”。就学理而言，最后一个判断显然是“基础性的”，即旨在表明：宗教研究乃是宗教对话的前提，或换种说法，只有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现象有所了解并有所反思，宗教对话才是可言的。前面提到，这个判断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由希克明确提出来了。而前两句话所表述的两个判断，即宗教对话之于宗教和平，进而宗教和平之于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和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则主要是汉斯·昆多年来集思广益、提炼升华之所获。
按照上列三段式的推断，宗教对话显然太重要了，不但事关宗教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且关乎民族、国家乃至文明之间有无和平可言。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说那时此话一出，恐怕还有很多人特别是非宗教界人士怀疑，这是否把宗教研究和宗教对话的重要性“无限上纲”了，那么，不过20年，随着冷战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日渐突出，民族性、国家间和文明间等形式的矛盾与冲突的不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这种关于宗教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看法，则已然成为全球政要、宗教领袖，尤其是宗教学专家的共识了。由此可见，本攻关项目的两部分密切关联的内容——“宗教冲突研究”与“宗教对话研究”确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立意，课题组经过近五年时间的艰辛努力，完成了这部《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这部专著由三编构成，分为二十二章，其探讨思路和研究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编“当代宗教冲突研究”，不但致力于较为全面地考察分析当代宗教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更注重探究冷战后的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所包含的宗教因素，即宗教因素对于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在本编的研究中，我们努力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虽然本编8位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不同，像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东地区研究、印巴地区研究、宗教现状与政策研究等，但大家都互为参照宗教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启发，并通过集体讨论、相互学习等途径，针对不同的专题或问题，尽力把“现状考察”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说，像这样集中不同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学者来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本编的复杂内容，在国内理论界尚属首次尝试，在国际学术界也尚未见到类似的成果。
通过第一编前七章的具体考察分析，我们从“表现形式”和“冲突原因”双重意义上强调指出了“当代宗教冲突的错综复杂性”，并力图就此种复杂性加以理论深思，其“问题意识”和“探索思路”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广为参考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以论证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其次，通过评析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冲突原因”的主要解释倾向，以察觉现有研究的不足或欠缺；再其次，经过梳理宗教学的基础理论成果，以寻求探讨前述重大现实问题的学术启发；最后，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四个复杂特征，即“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提出一种有新意的宗教学方法论观念，使我们能更全面也更深入地认识宗教因素对于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或重大冲突的影响。这部分理论探索工作详见作为本编总结的第八章“宗教冲突的理论深思”，是否合理妥当尚待专家和读者给予评价。
第二编“当代宗教对话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1）力求较为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宗教对话的形成背景与理论难题，此为第九章的内容；（2）大致梳理了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现状，这是第十章的内容；（3）基于前两部分研究工作，力求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国际宗教学界现行的五种主要的宗教对话观念，即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宗教多元论、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以通过批判它们各自在宗教哲学方法论上的得失利弊，从总体上来反思宗教对话的特性与矛盾、难题与张力、历程与目标，以及观念与出路等。最后一部分工作构成了本编的主干内容，即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和本编结语。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新的进展主要有这样几方面：（1）根据新近材料，加强了对宗教排他论的分析评论；（2）经过理论比较，概括出了一种新的对话观念——宗教实践论，这种理论概括尚未见于国内外专业文献；（3）更为全面地把现有的宗教对话观念划分为五种类型，这在国际宗教学界尚属首次尝试。正是通过如上研究工作，我们把研讨话题引向了下一编的内容。
第三编“中国宗教的和谐传统与现代价值”，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1）着眼中国文化传统，力求较为全面地回顾考察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传统与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相冲突、相融合的历史过程，着重阐释诸宗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和谐特征，这部分内容见于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2）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力求较为准确地勾勒当今中国宗教现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政策法规方面的经验教训，此为第二十一章；（3）关注国际学术对话，力求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中国宗教文化经验”，这是本编最后一章的内容，也是全书的归宿。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际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回溯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经再三考虑，我们选择的学术思路是，重点总结并评论我国老一代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用前辈学者的成果来印证本编前些章节的基本论点，而是为了通过总结他们倾其毕生心血而获得的学术成果来“接着他们说”。就此而言，本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这部分研究工作只是刚刚起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恳望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