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一起床，就感到头晕晕乎乎的。昨天临睡前，接到儿子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后，就一直无法入睡。儿子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因为学校准备组织他们到广州、深圳去参观考察，儿子学的是市场营销，很想到南方去感受、体验一下。但儿子很懂事，知道家里困难，交不起一千元的差旅费用，只是在电话里向妈妈倾诉一番。儿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儿子心里想什么，做妈的一听就明白了。她让儿子先报名，钱的事自己再想办法。儿子听了十分高兴，体贴地对妈妈说，如果筹钱困难就算了，反正班上还有好几人没打算去呢。
放下电话后，秀英就为如何筹集这一千元动开了脑筋。唉，家里的钱都缴了入股金。她所在的单位改制，每个人都根据工龄的长短，折成了人民币。她辛辛苦苦工作了二十多年，就值二万五千元，就值一百个二百五。
她面临着两种选择，拿了这二万五，尔后与单位永远的拜拜，成为无人管的社会人。可是离开单位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她不是没想过，她想拿着这钱去租一个门面，做点小生意。可一打听，做生意也不是很有保障的，她有几个熟人，做了几年生意，刚开始时还可以，可后来还是把老本都赔了。听到这事，她便打断了拿钱租门面的念头。她想把钱存在银行里，自己做点贩小菜的生意。于是连起了几个大早，亲自摸摸做小菜生意的底，跑了几天感觉到已经摸到了一点门路，就在她打定做小菜生意的主意时，亲眼目睹小菜生意者抢占地盘，大打出手，一人被一把杀猪刀当场捅死的惊险镜头。回家后，她吓得十几天不敢往菜场方向走。甚至晚上一闭上眼睛，就出现了菜场杀人的惨象。为此她吃了上百元的安神药，才摆脱噩梦的纠缠。因此，做小菜生意的雄伟计划也就泡汤了。
断了自谋生路的念头，只剩下投资入股这条路了。可投资入股，风险也是极大。首先还要再投入一万元，只有投钱入股才能有资格参入竞聘上岗；其次钱投入了能否上岗也是未知数，如果不能上岗，投入的一万元和工龄的二万五千元，都打了水飘飘，再也拿不回，而且还得自己缴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的养老保险。
一个人想破脑壳，仍举棋不定。老公在海南打工，早两年他单位破产，领了一万五千元，从此就变成了冒爷娘的孤儿，只有靠打工养活家小了。她一咬牙拨了老公的长途电话，想让老公帮忙拿拿主意。老公根据自己的体验，还是劝她入股。虽然花了几块钱的长途话费，毕竟得到了主见。
把老公买断工龄剩下的六千元钱取出，还把母亲留下的二千元养老费借来，老公又用快汇寄来一千元，再找了两三人借，凑满一万，这才双手颤抖地将钱缴到财务。缴完钱后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她原来虽在机关上班，可只是一个烧水、扫地、打杂的。自己一无所长，仅仅只有初中文化，新的公司用人十分挑剔，自己能竞聘得上么。如果竞聘不上，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想拼搏一下，便挖空心思争取上岗，甚至不惜厚着脸皮给领导送礼，谁知她送出去的礼，很快被办公室退回，反倒闹得众所周知，出了个大洋相，心又开始悬了起来。
好在烦恼并没折磨多久，不几天机关竞聘开始，公司机关人员减少了五分之三，可她却十分幸运地留下了。她的留下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色、她的能干、她工作的重要。恰恰相反，她是因为她的平庸、她的卑微、她工作的下贱，致使无人竞争她的岗位而留下。不过她认为，自己在岗位竞聘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记得那天参加竞聘，面对五六位考评官，她居然没有腿软，还能够流利地回答考评官的提问。
“你为什么竞聘这个岗位？”“我喜欢，而且我干这个事七八年，已经很熟悉，也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你的工作比较累，杂事比较多，你有想法么？”“无怨无悔！”“你对薪水有什么要求？”“领导给多少就是多少。”“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你没有十分固定的时间，甚至晚上、休息日也得来，你能做到么？”“随喊随到！”她以干脆利落的语气，回答了考评官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其实她当时根本就不能思考，只是凭着那股对工作的渴望而产生的勇气支撑着她，她有意让自己脑子的弦绷得紧紧的，不敢让大脑松懈下来，她知道只要稍一放松，她的腿就会发抖，就会使她无法继续站立在那里。更不可能从容地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她觉得自己硬着头皮闯的策略十分成功，她清楚地记得，她回答完后准备出来时，考官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赞许的目光。
走出考评室，这才发现自己的内衣全湿透了，这才感到腿发软手发颤，这才觉得头上的汗水豆大一粒冒了出来。她想到烧水室休息一下，洗把脸、喝口水，可下楼梯时却不知道迈腿，差一点摔了下去。只得扶着扶手，慢慢坐在楼梯上。
打字员晓芸见她这副模样，连忙倒了一杯热茶递过来，以为她考砸了，劝慰道：“不要紧，没通过，在家里休息几个月，下次再来。”她咕咚咕咚将那杯茶喝了，心情这才平静下来。用衣袖擦了擦嘴，兴奋地对晓芸说：“我应该通过了。”晓芸诧异地问：“通过了你怎么这个样子？”她说：“我这是吓的，你不知道那么多双眼睛，望着我一个人，多可怕呀。可我当时根本就不晓得怕，出了门才感觉到后怕。”
她虽然上岗了，可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好久，新公司推行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首先是工资不能及时到位，而且工资低得可怜。原以为人减少了，每个人的工作量增大了，收入也会相应的有所提高。可事实却不然，她的工资定的是六百元，比原来高了六十元，可新公司实行全员入市，要求每个员工都要推销公司的电子产品，而且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要与推销产品挂上钩来。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又往哪里去销售呢，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每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了事，因此每个月只有四百二十元，扣除养老、医保、失保等五金，每月到手只有350元；其次是上班的压力太大，新公司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要掌握电脑，至少都要学会打字。她读小学时根本没学拼音，年龄大了学五笔总记不住，为此她学过规范输入法、新方码输入法、一码输入法等等，总想找到一条好记好用的捷径，可惜却是不能如愿。她也曾下苦功死背硬记，可是背熟了却不会用，用起来背熟的又全忘了。别人告诉她，打字没有巧，只有多打多练才能熟能成巧。于是她偷偷地向晓芸借了打字室的钥匙，利用休息日狠狠地练着，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仍是徒劳无功。一篇五百字的报道，她竟然打了整整一天才完成，而且还有几十个错字，她只得伏在电脑边哭了，她学打字的信心从此消失殆尽。然而她更为忧心的是在新公司上班，没有稳定感、安全感。新公司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季进行一次绩效考核，谁排在最后谁将会被淘汰，而且平时工作不能出错，一旦出现无心之错，随时都有可能被解聘被端了饭碗。因此大多数上班的人员，成天都处在紧紧张张提心吊胆之中。而她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又偏大，每天更是诚惶诚恐。虽几个月没发工资，自己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降到一百元以下，也不敢吭一声。
为了儿子准备找找老总，能不能先将工资借给她，如果如愿，儿子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参观考察了。走到老总办公室门前，她又犹豫了，那次因工资定得低，想请老总能多少给加一点，便鼓起勇气找到老总谈了自己的想法，她的话还未讲完，老总说：“如果你嫌工资低，可以不干，现在是双向选择，不会勉强谁来干。”听了老总的话，她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这次找他，会不会使老总产生看法；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因此丢了自己的饭碗？想到这里她悄悄地走开了。还是找老公想想办法吧，于是拨通了老公的电话，可是响了半天没人接，莫非老公出去了。等了半小时，她又拨了一次，有人接了，却是一个老头的声音。她说：“麻烦你喊一下陈逸民。”“陈逸民不在这里了，因公司裁员，离开公司半个多月了。”她一惊，话筒从颤抖的手中溜下来，老公到哪里去了呢，她的心揪得更紧。
这晚她一闭上眼就是做恶梦，一会是儿子哭着要去深圳，一会又是老公被人当盲流抓到收容所。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一直到快天亮时才迷糊了一会儿。可刚一睡着，就被叮铃铃的闹铃声惊醒，她猛一起床，就感到头昏。只好又躺倒床上，感觉好了一点。想到早上七点半还有一个会，要去烧开水。只得强撑着起来，用冷水洗了一个脸，这才感到清醒一点。便急匆匆地赶到办公楼，谁知水管没水，好在头天晚上接了一壶水，先将那壶水烧起，提着桶子走到马路对面去提水。平常提一桶水觉得十分轻松，可今天却感到这桶水好重好重。在路上歇了几气，才将水提回，水已经开了。灌满暖水瓶，一看表七点二十八分，急将水瓶送到三楼会议室，将茶泡好，开会的已经陆陆续续到齐了。
走到工作室，坐着歇了一下。又上楼开始打扫领导办公室的卫生。新公司有一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两个副董事长、三个正副监事长、五个副总经理再加上三总师，一共十五个办公室的卫生都得归她打扫，而且还得在他们未进办公室之前干完。好在头天晚上，已将各个房子的地拖干净了，早上只要抹抹桌子就可以了。每天别人下班后，她就去拖地，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才回家。虽然一天工作的时间很长，可她不在乎，反正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在办公室和在家里，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呆在这里还能省些电呢，还能忘却一些寂寞呢，每天一回家，孤零零的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尤其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忍不住地去想老公、去想儿子、去想一家人如何生存下去。可是她头想疼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唉，一个女人，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又如何装得下这么多的事，又如何承受得了如此沉重的负荷。因此她只有去逃避，只有在忙忙碌碌中，才能使自己得到解脱。她把卫生打扫完，发现老总房里的饮水机上的水不多了，想扛一桶上去给换了，可是三十多斤一桶的矿泉水，扛在肩上沉甸甸的，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差点摔在地上，她知道这个样子根本爬不上楼梯，只好放下来，想等体力恢复一下再说。
谁知一坐下，竟然昏昏睡着了。她到外面的彩票投注站，看了看昨晚开奖的号码，居然与她昨天买的号码一模一样。她有点不相信，掏出彩票一个一个号码的再对照一番，的确无误。哈哈中奖了，五百万的大奖，她可高兴了，有了这五百万，儿子考察的事就不再成为难题；老公也不需要再抛妻弃子离家打工了；自己也不需要每天这么辛辛苦苦地上班了。她真开心真想大呼一声：“我发财啦。”
“起来，起来。”她被晓芸推醒，原来是南柯一梦。晓芸递过来两根油条：“没吃早饭吧，怎么坐在这里就睡着了。”她想推辞，可晓芸已把油条放在她手里。晓芸知道她舍不得吃早餐，经常带早餐给她。一见油条她还真感到饿了，倒了一杯热开水，把油条吃了。感觉精神好多了，这时听见五楼有人叫她送开水，她便提了四瓶水送了上去。来回跑了几趟，感觉到体力有所恢复，正准备将那桶水送到老总那里，却见老总坐车出去了。她心中一宽，反正老总不在，也不急着送上去了。
听财务的人说，已打了两个月的工资到存折上，她心中一宽，暗暗算了算，两月工资七百元，留下五十元做生活费，可寄去六百五十元。还差三百五十元，她琢磨如何凑足一千元，上次办公室卖报纸有二百元存在她这里，她准备找主任先借用一下，下个月再还。那辆旧单车隔壁的小王一直要买，做五十元卖给他。只剩一百元了，她想了一阵，却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办法，只得找晓芸再借一百元，可是入股时借的四百元还没还呢，如何好开口，但不找她又找谁呢。她在打字室门前走了几趟，终于还是说了。晓芸一听，二话没说，从坤包拿出二百元递给她：“多带一百元做零用钱吧。”她从心底对晓芸表示感谢。
儿子问题解决了，她又担心起老公了，女人总是操不完的心，不知老公现在情况怎么样。她想老公一定是还没找好单位，所以没有告诉自己。一旦找到单位，肯定会打来电话的。一想到电话，抬腕看了看表，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她得回家去，看老公是不是会打电话来。向主任请了个假，匆匆赶回家里。她家住在五楼，在她上到三楼时，听见了电话铃声，好像是家里的。她疾步跑上去，掏出钥匙，可半天也没插进锁眼，打开门电话已不响了。她站在电话旁，等了一阵，电话铃再没响起。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公打来的，这时真后悔没有办来电显示，不然就会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了。
她不敢出去，害怕老公打电话来时没人接，打开火准备下碗面，才发现面条已经不够一餐吃的，便将原来剩下的一点面粉，用水调了一下和面条一起煮了一大锅，放了一点盐，就着一碗剁辣椒饱饱地吃了一餐。一个月五十元，每天吃饭的费用必须控制在一元五角以内，也只能吃些面条了。坐在电话旁等了一个中午，电话再也没响过。
下午她只能照常去上班，心中忐忑不安，可又无可奈何。来到办公楼，主任见到她说：“上午你刚走，有你一个电话，我让她打你家，你接到了吗？”她一听连忙跑到办公室的电话旁，翻开了来电显示。终于翻到了，不是老公的，是母亲的。她打电话问母亲，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母亲回答说没有，只是你很久没回家，想问问你的情况。她感到眼睛有点湿润，鼻子有点发酸，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七十多了，还在为自己操心。自从单位改制后，自己就没有回家，也没给家里打个电话。唉，成天围着竞聘上岗、儿子、老公这些烦人的事转，把老娘都忘在九霄云外了。
打完电话，听到三楼有人喊送开水，急忙下去提了两瓶水送上去，是财务部，里面坐了一屋子人谈得十分热闹，站在旁边听了一阵，才明白她们正在谈论这次绩效考核的事。绩效考核是按业绩与适应性两个大类进行考核，一共一百分。里面分得很细，每一条都有打分的标准。按照标准她自己也曾偷偷地评了一下，情况很不乐观，因为她文化低，年龄大，学东西慢，因此在自身能力和业务素质的提高上，根本拿不到分，听她们议论这次考核评为优秀的可以增百分之十的工资，不合格的则会减百分之十的工资，最后一名则会被淘汰。她对增工资不抱奢望，能够不减工资就谢天谢地了。
正思索时，听到主任在四楼高声叫道：“李秀英给老总房里送桶水。”她一听暗忖：“糟糕，怎么将换水的事忘了。”急忙下楼，扛起那桶矿泉水疾步往楼上赶。
老总坐在那里正看着什么，她进去将空桶换下，见老总的茶杯水不多了，便将茶杯添满，正准备端到老总桌上，就在这时她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名单的最后，她的心一惊茶杯放得有些重，溢出了一点茶水，溢出的水迅速的朝老总坐的方向流，更可恶的是茶水从一滴墨汁经过，又无巧不巧地滴在了老总的领带上，刹时老总那条浅色的白点花纹上，沾上了浓浓的一滴污迹。她一急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块抹布，去擦那滴污迹。这一擦更糟，竟使那滴污迹变得更大。老总一见怒声喝道：“你怎么搞的？”她胆怯地嗫嚅道：“对不起，取下来我帮你洗洗。”“这是皮尔·卡丹的名牌，一千八百八十八元一条，你能洗得了么。”说到这里，老总厌恶地一挥手：“你走，别呆在这里。”
“你走，别呆在这里。”这句话就如一记闷棍，使得她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眼泪忍不住吧嗒吧嗒地流了下来。走出门被风一吹，头脑清醒过来，听到办公室传来关门声，她意识到已经下班了，她可不能让人看到自己失态的样子，忙擦干泪回到自己的烧水房里。坐了一气，再也没心思去打扫卫生，便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关上门用被子蒙上，悄悄地哭了一气。这才起身把中午剩下的面糊糊吃了，想想今天闯下的祸，至今心有余悸。她真不明白，一条领带就那么一点点布，就要一千八百八十八元，几乎是自己半年的工资，天啦，自己累死累活、不吃不喝就只值一条领带。一种莫名的悲哀从心底袭来，即便这种十分廉价而又十分辛苦的工作，自己也要失去了。她想到那个令人恐怖的末位淘汰制；那个把她列在末尾的考核成绩名单；那个令人扰心而将自己置入死地的污迹。
“你走，别呆在这里。”脑海中翻腾着这句话，她想：自己将如何生活下去，她有满肚的话，却不知向谁倾诉，老公远在千里至今下落不明，自己根本无法与他联系。即便联系得上自己也不能告诉他，他在外面打工很不容易，可不能让他再为家里的事操心。母亲七十好几，自己无法孝敬她老人家，又怎能让她还来为自己的事担惊受怕。儿子呢更不能告诉他，儿子的心思挺重，又十分懂事，一旦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可能再也不会安心读书了，儿子不到一年就要毕业了，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节外生枝。自己就是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要让儿子安安心心地读完书，顺顺利利地毕了业。自己只能将苦水一口咽下，打落牙齿和泪吞。她有一种将心中的郁闷，一吐为快的冲动。于是想到好朋友晓芸，拨通了晓芸家的电话，只要晓芸在家，她就去一趟，将心里的话说出来，可惜没有人接电话。等了一个小时，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她只好放弃。
“你走，别呆在这里。”一个人坐在屋里，心里总是被这句话纠缠。她觉得自己实在是亏，工龄钱搭进去还不算，还得赔入整整一万元，不仅把所有的存款贴光，还背了一身债。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蚀把米，仅仅做了三个月的事，自己是那么的努力，把全部的心身投入到工作上，仍然被赶走了被淘汰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时不入股，当时买断工龄，有了那三万五，至少还能对付几年，至少可以供儿子读完大学，至少不用为儿子去深圳的费用去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可现在一切都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走，别呆在这里。”她耳朵又回响了老总的声音。她再一次琢磨老总这句话的含义。老总让自己走，到底是要自己离开他的房间，还是离开他的公司呢。想了一阵，她觉得后者的成分比较大。只是自己下岗后怎么办，要供儿子读书还要还债，虽说上班时工资很低，但毕竟每月还有收入，自己每天还有事做，心里还有一个稳定的支柱。而一旦下岗了，工作失去了；微薄的收入没有了；精神支柱倒塌了；这个家也会变得一塌糊涂了。她想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小凳子，买两把鞋刷子，到街上参入刷皮鞋大军的行列。她想到自己提着凳子，满脸污迹的跟在别人后面，躲避城管人员的检查，逃避市场管理人员的收费，厚着脸皮蹲在路口处、酒店前，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发出哀求般的询问：“刷鞋么？”就像乞丐一样伸着手“打发打发”的情景，她就感到脸红、心跳、简直是无脸见人。
她觉得头好沉好沉，已经是心力交瘁。她想洗个澡清醒清醒，便烧了一壶水，倒在盆里，脱光衣服给身上擦肥皂，然后再用水淋下，突然她发现被清水冲下的肥皂水，呈现出一种黄黄的像茶叶水一般的颜色。她想起了溢出的茶水，想起了领带上的污迹，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的潜意识又听到一种声音：“你走，别呆在这里。”这句话仿佛是一种魔咒，她朦朦胧胧地十分顺从地甚至顾不上擦干身上的水渍，急急忙忙地打开门，连门也不关，匆匆地走了出去，把自己白白的裸体融入浓浓的夜色里。
王老实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尽管平生第一次说了谎，但他却感到浑身轻松，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