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切都是顺带说说。
我年纪轻轻就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此书有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各式各样的人都想与我结识。
我初次被引进伦敦文学界时，害羞且热切；如今在这些回忆中游走，不无凄凉之感。我很久没有光顾伦敦了，倘若小说中对其独特的风貌描写为真，那么它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中心发生了变化。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40岁被视为杰出人士，如今超过25岁就被视为笑话了。我觉得过去我们都有点儿不敢显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害怕被人嘲笑，所以都约束自己不给人以自大傲慢的感觉。我觉得在当时放荡不羁的文艺界并没有多少贞洁可言，却记得那时的文艺界人士好像并不像现在这些文化人有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觉得在自己的某些荒唐行为上盖上一幕优雅而沉默的窗帘，并不是虚伪。我们说话时注重含蓄，不总是口无遮拦。那时的女性尚未获得她们应有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去一些好客的文人家里做客，总要乘公共汽车走很长的路。因为害羞，我总在街上不停徘徊，直到最后鼓起勇气按动门铃；然后，我怀着满腹忧虑，被领入一间挤满了人的闷塞的屋子。我被引荐给这位名人、那位名人，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明白他们在盼着我说几句妙语，可直到茶话会结束，我仍想不出什么风趣言语来。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不停地为客人们端茶倒水，将切得形状不整的黄油面包递到客人手上。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我，这样我就能很随意地观察这些名人，听他们说妙趣横生的话了。
我记得我见过不少身材高大挺直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头，目光如炬，衣服穿得好像盔甲。我还见过许多像老鼠一样身材矮且瘦的老处女，她们言语温柔，目光狡猾。我总被她们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这种做法逗乐；还有，我也总是敬佩地注视着她们在觉得无人注意的前提下在椅子上擦手指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这么干对家具肯定不怎么好，不过我觉得轮到女主人到她的朋友家里做客时，她肯定也会在她们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些穿得很时尚，她们说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写了部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倘若有好体形，就应当尽情显露，小脚穿上漂亮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东西”。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样不免轻浮，他们穿的是“艺术纺织品”，戴的是富有原始社会风情的首饰。男士们的着装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别人看出他们是作家。他们总希望别人将他们看作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总希望人家将他们视为某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们瞧上去似乎总有些疲惫。我之前从不认识什么作家，发现他们很怪，总觉得他们不够真实。
我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妙趣横生。他们中的一个人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吃惊地听着他们说的那些尖酸刻薄的玩笑话。与他人相比，艺术家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他不但可以讽刺他朋友们的容貌和性格，还可以讽刺他们的作品。我为不能像他们那样反应敏捷、说话滔滔不绝而深感惭愧。在那个时代，谈话仍被视为一种需要下功夫培养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回答比锅下烧荆棘的爆声[15]更受珍视。当时警句还不是愚人用来冒充聪慧的工具，高雅之士随便说几句便可让谈话变得妙趣横生。遗憾的是，如今这些妙语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我觉得，最惬意的莫过于将谈话转入我们从事的这门艺术的另一面——交易中的细节来了。谈完一本新书的优点，自然想知道这本书卖了多少本，作者得到了多少预付稿酬，他可能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多少钱。然后，我们就要谈这个或那个出版商，拿这个人的慷慨与那个人的吝啬比较一番。我们还会讨论是把作品交给提供优厚稿酬的人好些，还是交给一个善于挖掘作品最大价值、竭力“推”书的人好些。有些出版商不擅长做推广，有些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有些出版商紧跟潮流，有些却很老派。再后来，我们还会谈论代理人以及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机会；谈论编辑以及他们喜欢的那些作品，千字付多少稿费，是立即付清呢，还是用别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切很浪漫，它给了我一种身为某个神秘的兄弟会成员的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