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尔斯·史崔兰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没必要再多费笔墨了。给画家树碑立传的终究是作品。我的确比多数人对他更为熟悉。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时常和他见面。倘若不是战争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我是不会将自己的回忆写下来的。众所周知，他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里，我也遇见了一些认识他的人。我发现我刚好可以为人们讲讲他悲惨一生中那段仍然最不为人知的日子。倘若果真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史崔兰是个伟人，那么在他生前与他相识的那些人的叙述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倘若有人和艾尔·格列柯的关系，像我同史崔兰的那样亲密，那么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还有什么不肯付出的呢？
但我并不想在此类借口中为自己寻找慰藉。我忘了是谁曾提议，为了灵魂着想，一个人每天都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人很聪明，我也始终在遵循这条清规戒律，因为我每天都要起床、上床。但我的性格中有苦行主义的倾向，并且我每周都要让自己的肉体承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我一期都没落过。想到那么多的书被创作出来，作者看着这些书出版，有着那么强烈的渴望，并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这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锻炼。一本书从这么多的书中脱颖而出的机会有多大？即便成功了，那成功亦是稍纵即逝。天知道作者为了给某位偶然读到此书的读者几小时的消遣或者祛除其旅途中的无聊付出了多少心血，尝尽了多少辛酸，又承受了多少折磨。如果我能根据书评做判断，那么很多书都写得非常好、非常认真，作者在创作中付出很多心力，有的甚至是终生辛苦劳作的结果。我从此事中获得的教训是，作者应从写作的乐趣和卸下思想负担的轻松中获取酬劳，对其他一切不予理睬，不去关心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品的成败。
如今，战争来了，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向我们早年不了解的神灵求助，已经看得出我们的后辈将向哪个方向去。年轻一代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变得又吵又闹，已经不再敲门了。他们硬闯进来，夺了我们的座位。空气中满是他们的喧闹声。有些老一代的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行为，竭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完。他们和那些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但发出的声音听上去竟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好像某些可怜的浪女，试图用眉笔、脂粉、尖叫和玩乐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些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那克制的微笑中流露出一丝宽容的讥讽。他们记起自己当年也曾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踩在脚下，也是这样喊着叫着，面露鄙色；他们预见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朝一日也会让位于人。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嘛！想当年，尼尼微[11]声名齐天之时，新《福音书》已经老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觉得它们很有新意，但其实连他们说这些话的腔调跟一百年前的先人相比，丝毫也没有区别。钟摆荡过来，荡过去，这一过程永远重复。
有时，一个人从其享有盛名的时代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此时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幅景象。比如，如今还有谁会想起乔治·克雷布[12]？他曾是他那个年代里的著名诗人，当时世人一致认定他是个天才，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他的诗风承自亚历山大·蒲柏[13]那一派，擅长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诗人们唱起新的歌谣。克雷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觉得他肯定读过那些曾引起世界轰动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而且我猜他肯定认为这些东西是一堆垃圾。当然了，大多数的新诗的确是垃圾。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几首诗，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过气已久，但他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也偶尔读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热情的济慈或者灵气更足的雪莱，并且已经发表了世人愿意铭记的诗作，这我还说不好。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辞藻——他们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所以再谈什么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很可笑了——他们那得体的文风让我惊叹。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词汇（从他们所用的词汇来看，他们在摇篮期就用手指触碰过罗杰特的《同义词典》[14]），但对我来说却空洞了些。我觉得，他们知道得太多，体会却过于肤浅；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个亲热劲儿，和他们猛扑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有点儿缺少活力，他们的梦想也有点儿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老了，不中用了。我仍将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不过，倘若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那么我就是个特大号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