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真理永存。
不论周佛海怎样狡猾多变，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毛人凤来到重庆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也就是周佛海待了半年的新的幽禁地二楼二○六号房间通知周佛海，要他收拾行李去南京接受审判。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周佛海故作镇静，“我有思想准备，毛先生！”
戴笠一死，周佛海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一年前，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戴笠的死讯时，感到失去了一位最能够为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得起话的真诚朋友，失去了唯一可靠的保护伞而失声痛哭。他对从上海前来照顾他生活的妻子杨淑慧说：“雨农死了，我也完了！”然后挥泪写了一首题为《羁渝感事》的七言诗。他在诗的前半首写道：
巫峡云垂雾气横，闭门独坐倍伤情。
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
他想到自己必死无疑，就装出一副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又在《怀公博思平二首》的第一首上阕写道：
水流花谢太匆匆，往事如烟梦亦空。
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
“是不是现在就去南京？毛先生！”周佛海表情平静，心胸里诚惶诚恐。
“别那么急，明天吧！”毛人凤说，“与你一道从上海来重庆的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四位也与你一道去南京，等会我去通知他们。噢！宝眷是否还住在这里？”
“在，在。”周佛海手往里面的卧室一指，“她还住在这里。内人是否可以与我同去南京，她然后回上海？”
“可以。”毛人凤点点头，“大家乘坐飞机去，我也同去。”
毛人凤刚走出门去，杨淑慧泪流满面地从卧室里走出来。她心中涌动着生离死别的悲怆，掏出手帕边抹眼泪边说：“这恐怕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了，佛海！”
“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周佛海也两眼噙着泪水，“上个月，我读了《文汇报》上海版上的那篇文章之后我想，即使戴先生不死，恐怕他也救不了我！”
这篇署名文章的题目是：《如果不处死大汉奸周佛海，我就为沦陷区同胞大哭一场》。文章说：“惩办汉奸，是大众的迫切要求。当局虽然也如此高喊，但实际上这工作却做得如此缓慢，实在令人失望。试问，对罪大恶极的周佛海，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发落，还把他保护在重庆白公馆，由其妻陪伴着过着优厚的生活？像他这样的人，难道罪证不确凿？别的不说，只要看看他发行的那一张张中储券给沦陷区人民带来的重重灾难，就可以定他一百个死罪！即使他在抗战胜利以前，这样那样的向重庆输过诚；即使日本投降后，他尽力维持过上海一带的治安，但也只能减去一百死罪中的一个。”“由于中储券的泛滥，沦陷区冻毙饿毙者累累。周佛海，你这魔鬼！几万万人要夜寝你的皮，日食你的肉，方可解心头恨！”“政府对周佛海，今日不提，明日不审，延宕再延宕，究竟安的什么心肠？如果政府认为他是好人而不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若如此，我只好为沦陷区的同胞痛哭一场！”
“舆论压力太大，蒋先生也很为难啊！”周佛海的泪水在眼眶里噙不住，扑簌簌掉下来。
“依我看，如果蒋先生真心袒护你，再大的舆论他也不怕。”杨淑慧说，“他反共，舆论那么大，包括孙夫人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元老，赞成共产党主张的知名人士都反对，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他害怕了么！他还不是仍然稳稳当当地当总裁，当委员长，当国家主席么！”
“我毕竟不是他的心腹啊！”周佛海还有点自知之明。杨淑慧说：“既然如此，那就把你跟随汪先生到南京之后，通过戴先生与蒋先生的秘密往来说出来，如果他在关键问题上装聋作哑的话。”“蒋先生写给我的那些信件，你不是都交给戴先生了吗？”周佛海感到茫然。“原件是交了，但我还留有一手。”杨淑慧说，“我都拍成照片，转移在上海表姐姬玉兰家里。”周佛海沉思一会说：“我想那也不一定起作用。即使还保留他的信件复制件，但信的落款都没有写上他的姓名，法院能给你去鉴定笔迹？”也许是蒋介石也留有一手，近几年他写给周佛海的信落款都只写上“知名不具”四个字。
“从蒋先生这样署名看，他不愧为政治老手。”周佛海很悲观，“我是做了一死百了的打算的。”他皱了一会眉头，“不说这些了。今天是我最后一个自由的日子，你允许我，也陪同我喝次酒。你从上海带来的茅台酒不是还有一瓶吗？”
“还有一瓶。”杨淑慧还在哭泣，“好，我陪你喝。但你的血压一直过高，你的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千万不能多喝。”
杨淑慧不准丈夫喝酒，也不准丈夫吸烟，因为他有支气管炎，但她又想方设法为丈夫买高级酒和高级香烟，大概这也是真正爱情的一种自觉又不自觉的表现吧！
“你喜欢吃什么菜下酒？我去买。”杨淑慧擦着眼泪问。
“就买红辣椒炒肚丝和麻辣仔鸡吧。”周佛海说，“我们湖南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一般敢于闯新路，这大概与喜欢吃辣的有关。我就吃了这个亏，但我不后悔，我还是喜欢吃辣的。至于闯新路，今生没有机会了。好！你去买菜吧，快去快回。”
酒，一杯杯，全是辛酸泪。当周佛海喝了两杯时，杨淑慧把酒杯夺过来，不准他喝了。他用惨败赌场那样的红眼睛望了妻子一眼，就拿起酒瓶直往喉咙里灌。妻子劝不住，也抢不着，很快，一斤茅台酒除了杨淑慧喝了不足一两之外，全部灌下肚去。
“痛快！”周佛海已酩酊大醉，“我最大的痛快，是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命运！你听我说，淑慧。我十九岁，在湖南沅陵老家读中学那年，袁世凯死了，政府派系倾轧，今天这个组织内阁，明天那个登场主政，我就立志将来当内阁总理。后来到了东京留学，正是巴黎和会前后，各国外交家大出风头，我羡慕极了，又立志将来做一名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两年以后，我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想做领导广大民众闹革命的列宁那样的领袖。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你看你，哭成这个样子。我在总结人生啦，你得好好听呀！”
杨淑慧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中渗出来。她听丈夫这么一说，让手脸分开，用泪眼望着他。
周佛海继续说：“因此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可是，我很快发觉共产党的那套主张很难在中国实现，又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就投到国民党来了，但只当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仍然当不了领袖。所以，就随汪先生离开重庆到了南京。”他说得淋漓尽致，“我想，汪先生身上那颗子弹头一直没有取出来，他活不了多久，一旦日本得胜，汪先生辞世，陈公博先生又不是我的对手，我青少年时代的愿望就会实现。”他大彻大悟，“明天，我将去南京接受审判，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命运。”
透明的酒液是一个精灵，它可以使酒醉者暴露出平时被理智控制而掩藏得很深的内心世界。所谓酒后失态，正是因酒的洗涤而恢复了的本性。也许一个从未酒醉过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心灵的彻底解放呢！
“哈哈！”周佛海狂笑一声，“尽管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也尽管我即将被政府处死，但我毕竟享受到了一般人享受不到的一切！在南京的几年虽然我排名第三，但实际上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你说是吗？淑慧！”
杨淑慧用撕心裂肺的痛哭回答丈夫。
“不要哭。”周佛海说，“我平日，确切一点说，在顺畅的时候不相信迷信，但我现在很相信。再过十八年，我又是一条好汉，我还要立志做领袖人物，来世我和你还是夫妻。”
杨淑慧哭得更伤心了，哭得浑身都在抖动。
“我知道你在哭什么！”周佛海说，“你在哭心中的怨恨，怨恨裕仁天皇是软骨虫，是怕死鬼！他一纸投降诏书，害得许许多多的人头落地！”他破口大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都是尔虞我诈的强盗！”酒使一贯温文尔雅的周佛海露出凶相，平日他之所以被人认为和蔼可亲，是因为他特别注意把这不利于自己生存的一面隐藏得严严实实。他拳击桌子说：“我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杀绝！可是，唉！现在，我却将死于别人的刀下！”又是酒使他放声痛哭了，哭得如丧考妣。
第二天上午，毛人凤领着八名武装法警，押解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去南京。到南京后，杨淑慧忧心如焚地回了上海，五名汉奸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温字监”。
周佛海一走进一一二号囚房，一股霉味直扑过来。他环视一周，只见墙壁上布满了黑色霉点，床铺和被褥都很陈旧，除了一只马桶，再没有别的家具。于是，他又黯然神伤了。他幽禁在白公馆，虽然住着一进三间房子，但毕竟远远不如他上海的豪华公馆，曾经赋诗一首留恋上海西流湾故居：
满园春色竞芳菲，浅草如茵柳似丝。
燕子不知人事易，双双犹向旧巢飞。
小楼半角挂斜阳，绿柳红花映碧窗。
四壁图书消永昼，一回追忆一神伤。
现在，这囚房又远远不如白公馆的房间，而且朝夕相伴的妻子也离开了自己，更加怀恋过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坐在床沿上又赋诗一首：
那堪伏枕听鹃声，寂寞春宵怨恨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他把水笔插回西装左胸口袋里，喟然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说：“唉！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的审判终于开始。时间是十二月二日上午。因新闻记者和旁听者太多，法庭临时改设在建筑雄伟的南京建业路西段的朝天宫内。审判厅上方高挂“明镜高悬”横匾，两旁大柱上有副对联：
听讼期无讼
明刑复恤刑
这对联取意孔子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一语。
周佛海由法警押到法庭，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抬头看了这横匾和对联，眉头紧皱，心里连叫：“完了完了，判死刑无疑了！”
八点四十分，立法委员、首都高等法院院长兼审判长赵琛，宣读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起诉书，列举周佛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发行中储券控制沦陷区经济，为日本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粮食，向日军输送大批随军慰安妇而残害女同胞等等罪行，指控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党国”，判处他的死刑。
周佛海不服。他首先承认自己干了些不利祖国的坏事，接着狡辩道：“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底，我随汪先生离开重庆去河内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由于美英两国对日本一味抚绥，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和谈，以挽救祖国危亡。但是，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发现日本并无和谈停战诚意，便暗中通谋了重庆，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而利于抗战的事。我与中枢取得联络的数年之中，一切工作都是奉中央之命而行。这一点，中央领袖是清楚的。”
他说到这里，有个忘乎所以的中年人从记者席上站起身来，说：“我是《文汇报》上海版记者左承先。周先生能否说详细些？”
赵琛一听，糟了！他赶忙制止说：“既然左先生还没有忘记自己是新闻记者，在这种场所你就只有听的权利。”
一些原想附和左承先的记者，只好把嘴闭住。
“既然如此，恕我不详说了。”周佛海的脑袋很得意地晃了晃，“不过，我说的全是事实。如果不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俄出兵我国东北地区，提早结束战争，我将会对中央有更多的表现。”
退庭后，当周佛海被押回监狱时，十多个新闻记者围过去请他在笔记本上题字。他沉思一会，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写上：
十年以后真知我。周佛海。
竭力抹去其汉奸头目的罪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忍辱负重的忠臣。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下午，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被汪精卫的特工总部逮捕，又被释放回重庆，现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吴开先，怀着一种特殊感情来监狱看望周佛海。
周佛海喜出望外，握着吴开先的手，激动地说：“我已是死囚，想不到吴先生还来看望我！”“我应该来，理所当然应该来。”吴开先与周佛海面对面坐在典狱长易明斋搬来的木椅上，各捧着易明斋送来的一杯热茶。他接着说：作为老朋友，我“今天来，有话奉劝周先生。”
“见教，见教！”周佛海仍然满脸激动。
“你在法庭上，不应该直接触及蒋主席。”吴开先说：“抗战胜利后，蒋主席是作为一代民族英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你那么一说，实在有损他的形象。将心比心，他会感到舒坦吗！”
“失慎，失慎！”周佛海觉得吴开先言之有理，“我坦率地对吴先生说，因为我已经做作了死的打算，没有顾及这些了，实在是失慎！”
“死刑是首都高等法院判的。”吴开先明知此事是蒋介石的旨意，却说得与蒋介石无关。他说：“到时，也许蒋主席还会为你说话呢！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由尊夫人直接谒见蒋主席，求他开恩。”
“贱内还能见到蒋主席？谈何容易啊！”周佛海感到是一场梦。
“我一定为之争取。”吴开先说，“让我与陈祖焘先生磋商磋商。”
“太感谢了，吴先生！”周佛海的眼圈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