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宋八大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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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请立皇子固根本

宋仁宗在位三十余年,其子鄂王、豫王早逝,故立太子之事久而未决。

至和三年(1056),天雨成灾,以致“水入国门,大臣奔走,渰(yǎn)浸(淹没)社稷,破坏都城”,欧阳修遂上《论水灾疏》。借谈水灾,劝谏仁宗“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缺失,防未萌(未发生)之患害”。而其所谈的首要问题就是立嗣之事:“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缺者也。陛下临御(当皇帝)三十余年,而储嗣未立,此久缺之典也。”对于立储之事,群臣多有建言,而仁宗久而未决,于是一些“知小忠而不识大体”的庸臣,便造出“常无储嗣而人主安,有储嗣则人主危”的谬论。就是说,没有接班人,皇帝的位子坐得稳;有了储嗣,他会抢班夺权,皇帝就危险了,这完全是反对立储的言论。针对这一谬论,欧阳修举历史事例加以明辨:汉文帝早立储副,“享国长久”,而后唐明宗不早定太子,后来秦王起兵夺权,使国家“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欧阳修用历史上正反面的经验教训,力劝仁宗认识此乃“国家大计”,尽快“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就是让仁宗先从宗室子弟中选一贤者,过继为儿子,不必先定为储副,一可慢慢考察其是否真贤,二可等待皇后再给他生皇子,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缓兵之计。对欧阳修此议,任宗仍未有回应。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借兖(yǎn)国公主出嫁之机,又向仁宗上《论选皇子疏》,以尽“为忠之心”。疏曰:“……人之常道,莫亲于父子之亲;人之常情,亦莫乐于父子之乐。虽在圣哲,异于凡伦(常人),其为天性,于理则一。陛下向虽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爱,上慰圣颜。今既出降(下嫁),渐疎左右,则陛下万机之暇,处深宫之中,谁可与语言?谁可承颜色?臣愚以谓宜此时出自圣意,于宗室之中,选材贤可喜者,录以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问安侍膳,亦足以慰悦圣情。”如果说《论水灾疏》侧重在晓之以理的话,那么此疏则重在动之以情。而此疏的核心,还是劝说仁宗采纳他的先立皇子的意见。仁宗仍犹豫未决。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与韩琦共同辅政。此时立太子之事仍未定下来。最后,谏官司马光和江州知州吕诲致信中书省,请立皇子。此时,仁宗心目中已经有了“可意”者。有一天,奏事者当众读司马光和吕诲二人的上疏。仁宗说:“朕有意久矣,顾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谁可者?”仁宗说自己早已留意此事了,只是没有选好人,问大臣们,宗室子弟中谁可以立为太子。韩琦对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无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议,当出自圣断。”意思是说,宗室子弟不与外人接触,我们不知谁贤,况此等大事,我们也不敢瞎说,应由皇上决断。于是仁宗就报了英宗赵曙的旧名,并说:“宫中尝养此人,今三十许岁矣,惟此人可耳。”就这样,君臣们在金殿上议定了此事。即将退朝,欧阳修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立即执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天我们领取圣旨)。”第二天,在崇政殿中,仁宗表示自己“决无疑矣”。众人又议论该给赵曙什么官职,当时赵曙正为其生父濮王守丧,众人商议给他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仁宗大喜,但赵曙力辞不就。嘉祐七年二月,赵曙免丧,但仍称疾不出。至七月,韩琦说:“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之愈退而愈进,示朝廷不可回之意。”众人称善。仁宗又问:“今当如何?”欧阳修进言曰:“宗室旧(原来)不顾职事(没有其具体官职),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诰敕(chì,诏令)付阁门,得以不受;今若以为皇子,诏书一出,而事定矣。”仁宗认为欧阳修说的对,于是就降诏,立赵曙为皇子。持续多年的立嗣之争,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后来仁宗晏驾,英宗(赵曙)即位,海内泰然,谓有磐石之固。宋王朝能够实现这一平稳过渡,没有因皇位之争发生动荡,欧阳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