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害河，经常决口泛滥，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危害。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澶州商胡（今河南省濮阳市东北）决口，黄河改道向北流去，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后与御河汇合入海。当时年荒民困，国家财力吃紧，未能及时堵住决口。到皇祐三年（1051），黄河又于馆陶（今山东省馆陶县）决口。皇祐四年才算勉强堵上了决口，但河水仍然流势不畅。黄河水患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当时朝臣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有人主张让黄河继续北流，有人则主张堵塞商胡决口，恢复黄河故道，让黄河水东流。
至和二年（1055），时任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的欧阳修上《论修河第一状》，发表自己的意见，坚决反对“回大河于故道”。他首先批评了当年黄河决口于胡商时，“执政之臣，不慎计虑，遽谋修塞”，结果是“虚费民财，为国敛怨”。朝廷应以此“举事轻脱”为鉴。然而，“今者又闻复有修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当此天灾岁旱之时，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认为这一举措是十分错误的，并列举了五大理由详加论证。此疏最后，又十分恳切地写道：“方今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拆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此奏上去不久，欧阳修又写下了《论修河第二状》。当时关于修河问题，又有两种意见：贾昌朝欲复故道，而河渠司的李仲昌则主张开六塔河。欧阳修“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谋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谬”。他认为：“今为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至于开六塔河减大河水势，使复横垅故道，欧阳修认为其“虚妄可知”。欧阳修具体分析了黄河淤积决口的原因和规律：“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处决，此其常势也。然避高就下，水质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是难复。”欧阳修又具体分析了京东、横垅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其验甚明。”而开六塔河，“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并断言：“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水之实。”欧阳修两次上奏，意见未被采纳。
至和三年，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垅故道”。欧阳修认为这是国家大事，“中外之臣皆知不便（不可行），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他不但分析了大臣们不言的原因，而且又进一步分析了“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三种祸患）而为害无涯。”他又以自己出使契丹往返河北听到的情况劝说仁宗：河北懂水利的人都认为开六塔河不可为，即使是河北受黄河水患的人们，也都希望朝廷应加强堤防的治理。最后，他建议朝廷，“速罢六塔之役”，并撤换李仲昌，选派得力大臣和河北地方官一同加强堤防，“併力修治”。他的建议仍未被采纳。
欧阳修前后三次上奏章反对回河，言辞激切，但朝廷最终还是采用了河渠司李仲昌的主张，加紧堵塞商胡决口，开六塔河，以期使黄河复归故道东行。嘉祐六年（1061），黄河又于商胡处决口，数州被害，多年劳民伤财的回河之举彻底失败。人们不得不佩服欧阳修有先见之明。
欧阳修虽非水利专家，但他从国家大局考虑，又较为了解黄河为害的具体情况，其所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卓见和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