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洲的痄腮长在左边，她画了圈睡在花枝的床上。初夏的蝉在水塘边的樟树上不停地叫着，听上去像一曲没完没了的催眠曲。水南婆婆端着一盆衣服去了塘边，家里只剩下看书的花枝和百无聊赖守着妹妹的非洲。非洲看着憨憨地睡觉的美洲，突然拿过笔悄悄地在脸上画了起来。她边画边笑，边笑边画，把美洲的一张小脸画成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老头子。花枝见床上的小老头吓了一跳：“你疯啦，这样画你妹妹醒不来的！”非洲笑问：“真的？你可不许骗我。”花枝赶紧抢过非洲手中的笔，丢到装着清水的脸盆里。笔在水中洇开一朵黑色的花朵。花枝捞起笔又塞到非洲手中：“你刚才怎么画的，现在还怎么把它画回来，用清水把脸上的墨收回来！”非洲接过笔吃惊地看看花枝，看看睡眠中的妹妹，怎么也不信花枝的话。“你可不许骗我，她怎么会醒不来呢？”她大声地呼唤着妹妹，可任她怎么叫，妹妹还是睡得死死的。非洲用手摇她，她也没有任何反应。
非洲这下真的慌了，她颤抖着手执笔收墨迹。可画时容易收时难，她抬头对花枝说：“拿湿毛巾擦拭行吗？”花枝说：“不行呀，笔有笔神，毛巾是擦不掉的！”非洲只好耐心地收墨，一下又一下，急得汗都出来了。过了一会儿，美洲开始发出哼哼的叫声，她挂着墨的脸现出痛苦的神情，可就是无法从睡梦中醒过来。可怜的非洲吓得哭了，花枝叫她先照看好妹妹，一个人跑了出去。水南婆婆回来的时候，妹妹还在哼哼地叫着，看上去像濒临死亡一般。
“快翻开孩子的衣服，看她身上有标志没有？”
美洲的肚子上有一只虫子，非洲扒开衣服把虫子亮出来。水南婆婆拿过笔沾上黑墨水，轻轻把那只虫子描了出来。那是一只漂亮的毛毛虫，小小的，在肚脐眼的下边卧着。水南婆婆口中念念有词，用榕树叶片沾上清水，不停地在美洲的脸上洒着。美洲渐渐地安静下来。一刻钟功夫，美洲大叫一声从梦中醒了过来。“啊啊！一个老人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水南婆婆搂住孩子，示意她们不要说话。“那是梦魇缠人呢，不用怕他哩。”她拉美洲起来洗了脸，吩咐孩子在痄腮病好前不要照镜子。姐妹俩离开后，花枝问刚才的事故，水南婆婆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像风一样游离飘荡，它回来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原来的相貌会出事的。你们千万不敢瞎胡闹呀！”
花枝想到死去的姐姐，问哪里可找到姐姐的灵魂。水南婆婆说，那要找到一个灵魂附身的人。从前的附身婆“大厝陈氏”故去多年，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不过一定会出现的！”水南婆婆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安的魂灵多了，总得找到一张说话的口。”水南婆婆给花枝说附身婆的故事，她说死者的阴魂附在谁身上，那人是不会知道的。附身婆上堂摆八卦，把往生者的去向、处境、愿望透露给生者，回答亲人的各种提问，批评亲人的不端行为，所说的话与生前丝毫不爽。花枝说：“姐姐的灵魂如果想说话，我真愿意当她的附身婆！”水南婆婆说：“傻孩子，这附身婆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得有那种因缘呀！”花枝说：“什么叫因缘？”水南婆婆说：“因缘就是缘分嘛！死人和活人沟通，得有那种缘分！”老人说着不由地哭了起来。“你姐在哪里，我也想知道呀。我常在夜晚看到她坐在床前——我分不清那是在梦中，还是在现世里。有时候，我会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不是你叫我，我还不知道哪个世界是真的！”
老人的这类怪话花枝见怪不怪，自从姐姐花朵死后，老人经常处在一种神思飘忽状态。老人神思飘忽的时候，会把花枝当作花朵呼唤，她就愿意当作花朵应答。“花朵呀？”“哎！”“你帮奶奶把萝卜干收起来。”“好咧，奶奶！”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时能够保持好几组对话。在这凄凉而喜悦的对话中，香姑娘花朵回家了。香姑娘花朵和奶奶快乐地笑起来。当老人终于怀疑把花枝弄错时，花枝说：“奶奶，你没有错呀，我就是花朵呀！”水南婆婆说：“那花枝呢？”花枝说：“她这会儿疯出去啦！”
水南婆婆愤愤地说：“哼，一会儿待她回来，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小蹄子！”
在地震来临之前，水瑛是村庄走得最远的女人。关于这次冒险的旅行，没有在村里人的记忆里留下多少痕迹。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水瑛从遥远的地方归来，两个月零十天的出行，她的脸长出一层新皮。她背着大包小包，带回红枣、糖果、饼干等村庄常见的东西，也带回火腿肠、核桃、葡萄干等村庄从未见过的东西。孩子们吃着她带回来的东西，兴奋得吱吱叫着。她们从母亲身上闻到一股陌生的气味，一种异地的食物和沿途的风尘混在一起的气味。她们吸着鼻子寻找记忆中的熟悉的气味，可那种气味似乎变得非常虚无缥缈。美洲将火腿肠一口咬下去，被妈妈打了一下嘴巴。
亚洲冷冷地站在一旁，她在等待妈妈的目光。可妈妈始终埋着头不看她，妈妈从包里取出一样又一样东西，仿佛那是一只取之不尽的魔包。最后水瑛掏出一只布袋子，她摇着布袋子问：“你们知道这里面装着什么？”不等孩子们猜测，水瑛把东西全倒出来，只听“哗啦”一声，无数的玻璃弹珠在地上跳动起来，撒落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孩子们拿着玻璃珠子到太阳下，珠子的光使她们的眼迷幻起来，隐约可见里面闪耀着无数的细线。她们把这种透明的珠子分送给所有的孩子。孩子们玩着珠子着迷，在地上挖洞，趴在上面玩一种弹珠游戏，弹着珠子进行入洞比赛。当村里人对水瑛的外出表示好奇和关心，水瑛回答他们每个人的询问只有一句话——
“你说外面呀，像孩子们玩的玻璃弹珠一样！”
当村里人问到在外的男人，水瑛笑着说道——
“你说他呀，像玻璃弹珠映照出来的人影一样！”
水瑛对外出详情只字不提，它像一个哑谜一样吸引村里人的猜测。她们从水瑛衣袂下飘浮的香气，猜测到她可能经历的一切。从水瑛平静若素的神态，怀疑她隐藏着某种事实。一些日子过去，这种猜测被另外的事物所代替，因为二郎老是往家里寄钱，小学校动工的那天，队长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捐款。队长在校门内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串名字，二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水瑛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荣耀或满足，她反而常生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坠入一种孤单无依的情结里。“阿婆呀，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水南婆婆看着她，拉着她的手说：“水瑛，心里有话说出来好了，想哭，哭好了。”水瑛当真流了眼泪，她说：“全村的人都问过了，你为什么不问呢？”水南婆婆说：“你想说自然会说，不想说就不说，哪用得着我问呢？”水瑛哭得更厉害了，她向水南婆婆哭诉外出的非凡经历。
水瑛有严重的晕车症和水土不服综合征。她坐上车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人好像在空中飘，肚子像海洋翻滚，吐得一塌糊涂。在火车上，她一连吐出三条绿色的蛔虫，吓得两个城里的孩子当场尖叫起来。三条蛔虫往座位底下的地板爬，闹得一节车厢都骚动起来。那样子像车厢里爬着三条蛇。孩子的母亲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们叫来穿制服的列车员，打扫了地板上的呕吐物，可是蛔虫不见了。她们要求列车员抓到那些虫子，否则她们只有换到别的车厢去。“我们不跟吐绿虫的人坐在一起，孩子这会儿吓得脑门都热起来！”好心的列车员不停地劝慰她们，他们趴在地板上找虫子，发动全车厢的人一起找寻，可哪里还有虫子的影子呢？
那时候水瑛像死人一般，伏在窗前昏昏欲睡，她的鞋被踢到坐椅下，身上散发出一股腌酸菜的气味。可无论人们如何寻找，还是没有找到蛔虫的足迹。这事到了火车进站的时候，喧嚷为一场车厢风波。车上的人和列车员发生了争执，列车员在百般寻找不见的情况下，对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从同情乡下女人出发，对两位母亲进行了批评，教育她们不该欺负晕车的人。然而亲眼目睹蛔虫的女人哪肯罢休，她们联合起来骂水瑛和列车员。水瑛在一片吵闹声中醒过来的。水瑛跺着光脚大叫：“你们不要吵了，再吵我把肠子吐出来给你们看！”水瑛对着两个孩子咧了咧嘴，吐了吐长长的舌头，吓得两个孩子当场又哭了。
三只蛔虫藏在鞋洞里，从而躲过了一场全民大扫荡。
水瑛的水土不服症表现为神秘的便秘症。最初的许多日子，水瑛怀疑这是旅行途中发生太多事故导致身体上了虚火，她的胃烧得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好像失踪的羊，连个脚蹄印也没有留下来。“我难道是一只牛虻吗，是一只没有屁股只进不出的牛虻吗？”水瑛强迫自己屙东西，她怎么也不会相信食物会在身体里消失了。可一连多少天了，她都没有屙东西。到了后来，水瑛不敢再记住时间了，因为她发现越是记日子，心里越焦急，越是屙不出屎来。当她忘记了便秘症，才能让那种久违的排泄感回到记忆里。
便秘症上升为一种心理上的焦灼感，它所带来的苦楚是难言的。水瑛一天要蹲三次厕所，每一次所花的时间足够煮熟一锅干饭。用餐之后，水瑛总想上厕所呼唤她的排泄感，可站着的时候还有点意思，蹲下之后便子虚乌有。水瑛抚摩着吃得饱饱的肚子，心里充满一股莫名的恐惧。“我成了饭桶了！一把火在桶底下烧呀！”水瑛咒骂那把鬼火把什么都烧干了，把她的身体烧得不听话了。她在丈夫身旁待了一些日子，可她发现与她丈夫的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久违的渴望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当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恼人的症状，她对男人说：“我想回去，孩子们等着我过年呢。”
回到家后，恼人的症状竟然不治自愈。水瑛喝上家乡的水，身体里便鼓荡着一股活力。水瑛为此而困惑不解，她把这种奇怪的病症归到水土上，她把夫妻间不协调归到年纪上。她在诉说的过程中，请教水南婆婆一个问题：女人多大年纪才算老了？水南婆婆说，女人的身体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她有点像一把铜铸的锁，对上号再生锈也会开，对不上号再锃亮也开不了。水南婆婆的话其实只说了一半，她没有说出对不上号的真正原因。她只对水瑛说，身体是受心灵控制的，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觉察到一些微妙的连心灵都没有觉察的变化。比如我这脚上的膝关节，还有这个脑门，它们像天气预报一样，对下雨刮风有惊人的准确的反应……
老人捶着膝盖，凹陷的眼睛闪耀着一丝光。
这种光照射到水瑛内心深处最虚弱的部分。水瑛想，到底是什么破坏了她与男人之间一度拥有的和谐？异地的水土真的不养她吗？可她又想回来，即使再适应异地的生活环境，她也不可能长久留在那里。水瑛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心里总觉得郁闷不堪，这种郁闷像风一样不时拂过她的心头，给她带来无尽的忧虑。偏偏她又是一个心性极强的女人，她在村里人和孩子面前，还是一副从前的样子。她甚至表现出无比幸福和满足。她只有在水南婆婆家，才能吐露出一点真相，心里得到某种倾诉和发泄。
水瑛哭过一场轻松多了，她慢慢地走回家。她看着太阳下的村庄，发现她的家正在发生变化，村庄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像日头飘移，日头下的人虽然感觉不到，可转眼间一天便过去了。村庄原有的安静、闲适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骚动不安。村里人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像突然发现隐疾一样，陷入某种痛苦和惶然之中。男人们开始离开田地，纷纷出外打工去了。女人们学会彼此比照，把不满和牢骚发在男人身上。队长发现强劳力越变越少，他们跟着二郎去远方打工。队长无法阻止他们外出，只好向他们征收务工管理费。队长用收取的钱又盖了几间房子，以此壮大集体经济。队长再给阿信一间房子，使他能与母亲分开住。光棍阿信虽然有了一间房子，可他还是没能娶到老婆。他相亲多次，人家不是嫌他跛脚，就是说他住在队部。他站在绝望的边缘上，开始干涉狗的生活，他与村里的孩子用扁担扛狗。那狗屁股连着屁股，在他家的菜地里表演双头兽。大憨的大儿子向月与父亲吵架之后，晚上竟然跑到田地里点火，把一片快收成的甘蔗烧光了，人也突然失踪了。寡妇阿兰第一个发现蔗田失火。那时候夜已深了，她尖着声音把整个村庄都叫醒了。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人们木然地站在田头，看甘蔗在烈火中被烧成焦黑，田地上一片狼藉，一种甜滋滋的焦味弥漫在村庄达三个月之久。大憨在儿子失踪之后，把准备为他结婚的钱赔偿了公家的损失，玉珠为此把一盆水泼到身上，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作孽啊！我这是前世作了大孽啊，今生才报应生不如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