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春秋中后期著名政治家，名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又称公孙侨，郑简公时为卿，不久在子皮的荐举下执掌国政。郑国在东周初年郑庄公为君时，曾活跃于政治舞台数十年，其后由于地处晋楚两霸之间，在两霸的频繁争战中受到削弱，无法自立，内政和外交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子产自前543年至前522年执秉国政二十余年，他发挥自己高度的政治才能，全力谋求内政和外交上的善策，使狭小的郑国在列国保持了自身应有的政治地位，并为后世的施政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在争霸剧烈的大乱之世，郑国毕竟国小力微，对列国政局影响不大，历史小说的作者因而忽视了子产的政绩，对其着墨甚少。
本部分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至昭公二十年）提供的材料，对子产的政治活动作一简要分析。
从农事中悟政事
子产从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的政治行为都以其政治思想为依据，即用一定的思想去指导政治行为。当时有人问他如何从政，他回答说：政事和农事一样，要经常用心思考，既想这一件事如何开始，也想这件事如何结束，按照预定步骤去切实实行，行动不要超过已经思考过的范围，好比农夫耕作不要超越自己的田感叹说，“我听说，君子能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而小人目光短浅，只知眼前”，他以此来赞扬和评价子产的施政。据说子产在执政期间“鲜有败事”，政治失误很少，就是因为他在行动前有慎重的考虑，他善于用自己得出的精深思想去指导政治活动。在与诸侯的外交方面，子产的言辞也极其慎重。《论语·宪问篇》记载了孔子叙述子产准备外交辞令的过程，首先是裨谌起草，其次是世叔提意见，再次是子羽修饰，最后由子产润色定调。子产从全局上把握政治活动，谨慎地从事内政和外交，这是他所以施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坚持以法为纲不动摇
子产执政后，将制定的法律条文铸于金鼎上，称为“铸刑书”，将法律公布于众，让人们互相监督施行，并加强自我约束。当时各国均有刑罚随意的问题，弊端甚多，子产将法律公布于民，既避免了刑罚的随意性，又是对民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后来的法家所承袭。当时的晋国大夫叔向写信对子产说：“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了法律条文，就不惧怕君长了，决断是非专凭刑书，君长还怎样施政呢？”可见，子产铸刑鼎的措施还有助于消除君长统治的神秘性，削减了执政者随意刑罚的特权，是领导方式的一次大革新。
子产曾向他的接班人子大叔传授施政经验说：人心不可放纵，放纵了不可收拾，最终还是害了百姓。他举例说：“火性猛烈，人见了畏而避之，所以很少有烧死的人。水性懦弱，人就喜欢玩水，好多人因而溺死。”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以宽治民是很困难的。
据说子产死后，子大叔以宽治民，结果盗贼群起，子大叔很后悔，的法家思想的端倪。
子产的施政方针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又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作依据，因而他对这些政策法度充满信心，执行中态度坚决，不为各层人的反对所动摇。叔向在攻击他的铸刑书时说：法令如果繁多，国家就接近灭亡了。恐怕等你执政结束时，郑国就会完蛋！
子产回答说：我并不顾及子孙，只要能救世也就达到了目的。子产曾改革军赋制度，很多城里人都骂他为“虿尾”，虿为蝎类毒虫。
子产知道后表示说：“没关系！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了也值得。我知道，行善政不要中途改变法度，坚持下去才能成功。”坚决表示不改变新制。子产对新制坚持推行，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人们对新制由开始的反对转变到逐渐理解。子产从政初年，郑国人唱诵说：“藏起我的衣冠，围起我的田园，谁能带头行动，我愿随他杀死子产。”三年后，政绩斐然，人们又唱诵道：“子产为我教诲子弟，子产为我种植田地，子产万一死了，谁能将他代替？”子产施政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故不为眼前利益的得失和相应的评价所动摇，能够最终赢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择才而用，满足人的物欲
子产对用人有独特的见解与做法。郑国子皮准备提任尹何为采邑长官，尹何年龄轻，又没有从政经验，子产表示反对。子皮说：“这人老实，不会背叛，而且他在职位上还可以练习长进。”子产劝阻说：“你爱一个人，就给他授以政事，这就像一个人不会用刀子，你就让他去切割东西，必然会伤害了他。你若有漂亮的布帛，不会让人拿去练习裁剪技艺，大邑高官，比布帛值钱得多，你是担心翻车受压，哪有心思考虑擒获呢？”他由此论证了“学而后入政”的思想。子产的上述说法忽视了从实干中学习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正确，但他主张慎重用人，要用能者，反对向所爱者轻易授政，具有深刻的道理。子皮在他机智的说服下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承认了自己认识上的错误。
郑国当时有许多人才，他们的才能各不相同：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子大叔仪表堂堂又有文才；子羽对诸侯的事务及各国大夫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善于辞令；裨谌善于筹谋，在郊野空旷的环境中谋而屡中，子产于是对他们择长而用。每逢郑国与诸侯交往时，他就向子羽了解对方的情况；接着与裨谌一起乘车到郊外，让其筹谋划策；然后将筹划结果告诉冯简子，让其决断；最后授命子大叔，让其出面应对宾客，办理有关事宜。子产实际上是把这几个人物联系起来，组织成了一个外事活动团体，并使这个团体在最佳构成状态中发挥作用。
子产在从政中坚持“无欲实难”的利益观，注意给部下以适当的欲望满足。他在执政之始，因为有许多工作需伯石去作，就给伯石送了一座城邑，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解释说：“要想让人没有私欲是极难的；满足了人们的欲望，才能借重他们做事，并有可能取得成功。”子产“无欲实难”的利益观，隐含了对人性的某种理解，根据这种理解，他以物质利益奖励部下，以求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这种物质奖励的思想和方针为后来的法家所发扬光大。
子产以他的思想和才干赢得了子皮的佩服，子皮遂让子产代替自己执政，子产推辞说：“我国地土狭小，又邻近大国，有权势的大族很多，这是很难治理的。”子皮回答说：“我率领群臣听命于你，谁敢不服从你呢？”子产执政后，特别强调郑国典籍《郑书》上的这样一句话：“欲安国家，先结大族。”他将此语看成是郑国政治产的这一方针促进了特殊情况下国家的稳定。
子皮看到子产虑事深远，从政谨慎，就对他说：“过去我曾说过：‘你治理郑国，我管理我家，我的家会确保无事。’现在看来这话非常不足，从今以后，我的家事也全听你的安排。”子产回答说：“各人的考虑不同，就像各人的面貌相异一样，我怎么敢断言您的面孔就同于我的面孔呢？我不敢干预你的家事，但我私下觉得有不对的地方，一定会告诉你的。”子产既表达了对子皮感情及个人特点的尊重，又显示了他对子皮的忠诚，因而他的从政得到了子皮的全力支持。子产推行新制、坚持原则，曾伤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一次，他制止了丰卷出外打猎，丰卷退朝后，准备攻打子产，子产准备逃奔，这时子皮出面挽留保护了他，驱逐了丰卷，子产收回了丰卷的封地。三年后，子产将丰卷从晋国召回，又还给他土地及几年中的土地收入。子产始终贯彻他的既定方针，积极团结同僚，这既是他稳定国家的措施，又是他巩固自身地位的手段。
广开言路，开个口子引水流
郑国的乡间学校，称为乡校，当地人形成一种习惯，经常聚集在乡校中议论朝政，评价朝臣的施政得失，有人建议捣毁乡校，以绝人谤，子产反问那人：“为什么要毁掉呢？”他借此发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吾行之；其所恶者，则吾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认为民众的评价就像老师一样，能指出执政者的正误得失，这种监督作用对施政有极大的好处，执政者可以把它当作良药来医治自己施政中的毛病。
忠善来化解，绝不可企图借助行政威力来禁防，因为思想问题用行政力量干预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子产进一步表示说：“消除怨谤就像治理江流一样，堵塞水流通路必然造成大决口，最终伤人必多，没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使水流通畅，这样会防止大水泛滥。”子产把人们的怨谤情绪当作一种客观存在来看待，认为必须为这种消极情绪提供一种宣泄通道，以维持人们的心理平衡，保证其行为上的安分；否则，若禁止消极情绪的宣泄，必然积小成大，这种情绪有可能发展为行为上的对抗，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
子产的这种想法，包含了对某种心理活动规律的理解，表现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
朴素的唯物观：天人相分
春秋时期，天命神权观念在思想界严重存在，人们惯于用自然现象神秘地比附社会人事，子产正式提出了天道与人道相分的观点，把无神论思想推进了一大步。据说在一个五月的黄昏时分，火星出现，接着刮起了大风，宋、卫、陈、郑几国同日发生火灾，于是裨灶建议拿出郑国的宝物来祭神，以避免火灾再次发生。他还警告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但子产拒绝祭神，于是和子大叔发生了一场争论，子大叔说：“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回答他：“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他认为天道神意是渺茫难及的，人们无法知道，而社会人事却迫在目前，与天道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坚持不搞祭神，郑国也未再发生火灾。过了一年，郑国发生了大水，传言有两条龙在城外水潭里相斗，于是又有人要求祭龙以消除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他用天人相分的观点反对祭龙的活动。晋平公生了重病，占卜的人说这是两个神灵在作祟，适逢子产出使晋国，他对晋大臣说：占卜人所说的那两个神灵按说是分管水旱疫灾和雪霜风雨的，怎么能管到人的身体呢？贵国君主的病，可能是由作息无度和过分纵欲引起的。他为此作了详尽的分析论证，晋平公听说后，非常佩服地说：“子产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子产机智地反驳了筮师之言，从生理规律上解释病因，坚持了天人相分的思想。
子产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在认识上区分了开来，引导人们重视和研究社会现象，为他的施政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然而，子产并没有完全否认神灵的存在。他关于“天道远，人道迩”的命题，仅仅认为天道神意渺远难及，并未完全否认神灵。他在为晋平公分析病因时，承认了神灵对某些自然现象的主宰。可以说，子产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要人们注重社会人事，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人们惑于鬼神，更多地属于一种施政手段。
外交礼节与出色的辞令
郑国处于晋楚之间，为两强征战所必争，在一定时期内，郑国既要稳定地倾向于一个大国，又要注意避免自身独立地位的丧失，因而外交上的难度很大。子产执政时，郑国在总体上比较倾向于晋国，子产妥善地把握着与晋交往的距离，与晋国执政者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独立国的地位和利益。
子产非常珍视郑国的独立地位。晋国大臣韩起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韩起出使郑国时请郑定公将商人手里的位，是得罪不起的，劝他将玉环交给韩起，子产回答说：“大国的人都想在小国获得他的所求，如果不据礼加以拒绝，他们会有满足吗？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我国变成了大国的边城小邑，丧失了独立国的地位。”但后来韩起自己向商人购买这只玉环，成交后，商人说：“这事一定要让我国的执政者知道。”韩起向子产讲明了情况，请他答应，子产说：“过去我们的开国先君郑桓公与商人订誓约说：国家不强买商人的宝物。您来我国通好，却让我们强买商人玉环，这是教我们违背盟誓，这恐怕不合适吧！我想，为玉环而失掉诸侯，您是不会干的。若大国没有法度地索要，就等于把郑国当成边区属邑看待，这是我们也不愿意的。为这事我感到非常为难，所以向您布告心腹。”听到这话，韩起愉快地打消了求取玉环的念头。郑国的一个大夫之家发生了内部纠纷，子产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感到很不满意，但他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纠纷中失利的一方与晋国有亲戚关系，后来晋国派人来插手此事，要求重新处理，子产对晋人说：“处理结果是他们家中自己的决定，我们郑国的君主都无法干预，其他人怎么能插手呢？俗话说，为人不可介入家庭纠纷。如果我国群臣的家事都受晋国干预，我国就变为晋国的小县了，还有什么国家可言呢？”晋使回去后，子产专门派人去晋国说明理由。
当时小国是要向它所投靠的大国进贡的，贡赋增加了小国的负担，对它们的经济利益伤害很大。子产在一次会盟中就郑国的贡赋等级与晋国极力相争，他对晋国执事说：“按过去天子的贡赋制度，贡赋多少依爵位高低而定，郑国是伯、男之爵，却让纳公、侯之爵的贡，恐怕我们是给不起的。诸侯订盟说要保全小国，现在大国每月索贡，贡数无度，那将会灭亡小国，我们小国的存亡，将决定于今天会盟的结果。”
子产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国只好答应他的要求。
制，在交往中不失礼仪，例如韩起一到郑国，子产就警戒大家说：“对这样一个在朝廷有地位的人，宴会时的招待要特别谨慎。”子产将外交立场与迎宾形式区别开来，热烈的交往气氛和热情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融化利益分歧引起的隔膜。他对交往对象以礼相待，使对方感到进入一个礼仪之邦，感到自己正与一个深明礼仪的君子打交道，强化了对方的礼仪意识，既使其达到了受尊重的满足，化解了心理上可能出现的怨情，又使其时刻用礼仪的要求检点自己，不至于发生无礼举动。因为有这一原因，子产虽然无情地拒绝了韩起求环之请，但韩起还是高兴地离去。
第二，子产在交往中善于辞令，他的辞令一是客气婉转，不伤对方感情，二是能用一些历史法典作依据，加强说服力；三是他能抓住要害，亮出心腹，使对方感受到交往的忠诚。郑国有一次讨伐陈国得胜，子产去向晋国进献俘获，晋国问他为什么要侵略陈国，子产回答：“先王遗命说，有罪之国必须惩罚，所以我们伐陈。而且古时天子占地千里，诸侯古地百里，逐级递减。现在大国占地达五六百里，如果没有侵略他国，他们的国土怎么会如此之大？”晋国无言以对，接受了献俘，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郑对陈的讨伐，承担了使郑不受陈国报复的某种义务。郑国有次发生大火时，子产认为“小国忘守则危”，他怕大国乘机生事，遂令军队进入战备状态。事后，晋国边防官员责问说：“郑国发生灾祸，我们的君主和朝臣都忧虑不安，而你们突然加强戒备，究竟是要对付谁呢？”子产回答说：“正如您所说的，我国的灾祸使贵国君臣感到忧虑。火发时我们怕有人乘机搞阴谋活动，使我国祸上加祸，加深贵国君臣的忧虑，才这样做了。假如我国当时不幸而亡，贵君虽然会为之忧伤，也来不及了。”晋国于是深为谅解。子产对韩起求环之事及晋人插手郑大夫家族纠纷之事的婉辞，与晋国为减贡赋求，也是因为他能明察全局，看清晋国内部的重重矛盾，利用了他们无力报复的时机。争贡之事后，一位郑臣责怪子产说：“晋国若来讨伐，可不是闹着玩的！”子产对他说：“晋国现在公室卑弱，卿大夫各自为政，分歧和苟安使他们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讨伐别人呢？”正是正确地看清了这种形势，子产才敢于与晋国相抗争。
有一次他随郑简公带着贡物去晋，晋君因为其他事务而未安排接见，子产就使人毁坏了馆舍的墙壁，把车马直赶进去。晋国派人前来责问，子产进行了一番彬彬有礼的回答，晋国感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对郑国来客加礼相待。子产对人讲：“国家不敢起而相争，必然会受到欺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才愿意抓住时机，与大国相抗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利益。
子产是春秋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执掌小国之政，周旋于大国之间，治政有方，卑亢得宜，使郑国在大国争霸之世保持了自己应有的生机和地位。子产的许多从政原则和行为为后代的施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的许多独特思想促进了后来思想的活跃；他的法制精神及一系列行为措施草创了历史上的法家学派；
他外交上的机敏精神为后来的纵横家所继承；他不毁乡校的初步民主意识对古今从政者有深刻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