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通常要比富人务实，因为穷人付不起虚荣的代价，也经不起穷折腾。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岛国。有限的资源培养了日本人一种特殊的民族品性——实用至上。
暖昧善变的二重性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是民族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无论刚也罢，柔也罢，都是为了维护日本人的共同利益，一切看似矛盾的性格两面性，一切刚柔并举的不择手段的灵活善变，其前提和基础就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
在1941年日本出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一书中，一批日本教授学者把日本精神归纳为六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现实性，注重行为的实现。这一点倒是没有夸张。
日本人的确是一个最现实的民族，日本人是最讲“实用”至上的民族。
穷人通常要比富人务实，因为穷人付不起虚荣的代价，也经不起穷折腾。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岛国。有限的资源培养了日本人一种特殊的民族品性——实用至上。
有个日本富人，因为去办一件要事，急匆匆地走着。恰巧，迎面来了个他认识的穷人。富人就问道：“喂，穷菩萨，你上哪儿去？”穷人听到后，瞅了他一眼，回答说：“噢，我现在正要上你家去。”说完也匆匆地走了。富人想：咳，真讨厌，穷鬼上门哪能受得了？于是，他办完事后，就赶紧回家。路上，又遇到了刚才那个穷人。富人想起先前的对话，这一回改口说：“喂，福菩萨，你由哪家出来？”穷人立即回答：“我刚刚从你家里出来。”
日本人性格的“暖昧”和二重性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是坚定的民族利益至上的信念。每当民族生死存亡等关乎日本人利益的重要时刻，日本人从来不暖昧，只要有利于日本人，怎么来都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行，有日本人曾经提出让日本女人都嫁给欧美人，以改良日本的人种，连这样变种的事情都在所不惜，真可谓不择手段。正因为日本人骨子里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才会有时开放，有时封闭；有时崇洋媚外，有时强调“大和魄”；有时脱亚，有时入亚；有时入欧，有时脱欧……为了日本人的利益，可以不在乎选择任何手段。
日本人过分强调实用主义——我们知道一个守财奴，势必会演变成一个掠夺者，就像葛朗台自己存了大把的金钱还不知足，还想将女儿仅有一个嫁妆装束盒都要抢走！日本人就是这样，自己有大量的家当不用，专门使用和破坏别国的资源。为了保护本国的森林，就进口中国的木材来做筷子，然后将用过的筷子制成木浆，制作纸张出口中国；为了保护本国的草原，禁止养山羊，因为山羊习性是吃草时连草根都咬掉，对草原破坏很大。但他们来到中国，在内蒙古草原，大肆免费为用户提供山羊，然后在那里大设毛纺织厂，最后他们可以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羊毛，因为大家都在养山羊，周围又没有毛纺织厂，只有便宜卖给日本人了。因此近年内蒙古草原破坏十分严重，牧民们越穷越养，越养越穷，此事曾被有识之士大力宣传，也曾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震惊。看看，日本人对本国资源的节俭，却对中国的资源大肆破坏，这就是日本的经济主义、实用主义。
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是最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日本就很难理解其精髓所在。他们强调的是实用，是如何利用，所以日本人喜欢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却看不懂《易经》，读不懂老庄。
野田义夫在1914年发表了《日本国民性研究》，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出日本人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现实性，日本人注重现世，讲求实际，例如在神佛面前祈求的是消灾长寿、子孙繁茂、家庭安全。但其短处是因为浅薄的实用主义、现金主义和现在主义，没有了追求理想、制定远大目标的余地。
有一位日本王公，获得了一把新刀。他想试一试刀锋如何，就跟总管家商量说：“喂，我想试一试新刀，深夜里蒙面上街杀人也不一定好，你有什么可供试刀的东西没有呢？”
管家思索片刻后，回答说；“启禀大人，只消买十个馒头来，叠在一起，如果能一刀劈到底，就和劈下三个重叠的人体一模一样。”“那好，你立刻去做准备吧。”“是。”很快，家臣在草席中央叠起十只大馒头。“大人，一切都准备好了。”王公的肩上斜挂着带子，撩起衣袖扣在带子上，然后站到馒头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叠起来的大馒头，把刀高高地举起，往下砍去。只听得他嗨的一声、馒头已被劈成两半。这一刀劈得真漂亮，刀口已碰到草席，王公沾沾自喜。“大人劈得好，这是一把很锋利的刀，那么，尸骸由我来处理吧！”说完，管家狼吞虎咽地把大馒头吃掉后，退了下去。
日本人的实用主义还表现在日本人喜欢用经济实用来衡量一切，它从来不讲仁义道德，对中国恩将仇报；对美国，二战后初期媚颜奴膝，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迫不及待的趾高气昂起来。他们极度地追求经济的发展，但不是像德国人那样依靠严谨的思维，而是不惜牺牲一切、不择任何手段，勤奋，只是起码的。但由于缺乏文化底蕴的熏陶和支撑，富裕之后的日本人，常常感到深深的失落，他们以沉迷声色场所，以折磨女性为乐。他们到国外炫耀自己的金钱、民族的团结，借以满足民族的虚荣。事到如今他们还沉迷在军国主义的迷梦中，幻想大日本帝国的荣华，于是他们身体力行地支持军国主义——因为他们找不到人生更好的梦想，他们从小就是在这种教育、这种氛围中长大的。
拿来主义背后的实用主义
历史上，日本人非常重视拿来主义。日本人先学习汉族文化，之后又学习西方文化。但是无论是学习什么文化，学习什么内容，日本人在拿来主义的背后，都坚持着实用主义。
日本人对别国文化的学习，往往带有民族特点和鲜明的目的性。他们往往忽略了别的文明理论体系中对全人类最有益处的精髓部分，而只汲取与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相契合的文化和价值观。
日本人对中国儒家的学习就是个绝好的例子。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曾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
而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日本人对中国儒家思想并未照章全收，而是选择了其中适合日本人思想气质的部分，并在很多地方作了改动，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家的日本儒教。日本儒教为了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忠”被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其“忠”的含义也与中国不同。日本儒教的“忠”是说要完全献身于主人，即为了效忠主人可以牺牲自己，是下对上无条件地忠诚。由此可见，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团意识、忠诚心理、重智意识、勤俭观念等特征是日本古代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既具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又有日本独有的思想文化气质。
历史上，中日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从中国最初输入的是先进文化，后来向中国输出的却是野蛮武力。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后，实用至上的日本人看到中国老师不行了，转而向西方学习，本领还没学完，就急不可耐地膨胀独霸大东亚的野心，第一步就要把中国老师吃掉。
显而易见，根植在日本民族思想中最根本的价值准则就是实用主义。日本是个资源贫瘠的岛国。由于生存不易，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意识相当强，这使实用主义在日本民众的脑中根深蒂固。
日本人实用主义的外在表现为利益至上和日本传统的团结合作精神——因为只有团结合作才能使民族在这种贫瘠中生存下去。
另一方面，资源的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卑感深植在这个民族中，在表面上则表现为遇事容易走极端，情绪化的民族性格。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定感造就了一种弥漫在日本文化传统中的悲观。这种危机感发展到极端，就开始柔极而刚，对外侵略。
在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城乡的狂轰烂炸，“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进行细菌战和使用化学武器、奴化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上，伤痕累累的神州大地不乏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侵略之野蛮、凶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之重，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超过日本。一衣带水的昔日“学生”，缘何这样以魔性来对待“老师”？
日本人实用至上，永不知足，毫无顾忌地扩张自身利益，利益始终为其导航。得不到实惠的事它不会去做，哪怕是在世界一片指责声中，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所以寄希望他们诚心实意地忏悔战争是一种奢望！
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和此后事态的不断升级，日本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背后依然是实用主义！
对于这样一个狼性近邻，中国人只有不断地发展强大自己，才能用实力赢得日本的尊敬，才能用武力震摄保住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