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延安很快成行。记得飞机先飞北京，住一夜再由北京飞延安。同机的除延安的美国代表外，记得还有画家尹瘦石和其他一些人。到延安第一天即见到毛泽东主席，寒暄后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内找十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个人，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我能记得的有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我先说了重庆的情况，由于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局面好，大家劲头很高。接着便转到我要陈述的本意。我说，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听的人没有公开持反对态度的。我在民盟的各位同人，更是如此，有不少人一直是多年来盼望着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三十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尤其是中国的现状，最不能同欧美相比的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旧的，几千年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这一落后局面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固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顶用。因此中国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你上我下，轮流执政，各搞各的，那样政局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不可能办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的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又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什么建设也没有搞。我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后来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军需、武器。对国民党近二十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而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地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但谈到现状，我说到国民党、国民政府，却没有点到蒋介石，这一点记得清楚。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垮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的的确确，我那时是做梦也未曾想到，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内战；特别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也从此站了起来。这次我在延安呆了十天，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匆匆返回重庆了。
问：1946年这一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正面临着战与和的紧要关头，作为国共两大党之外的第三方面的主要政党民盟，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做了许多工作。梁先生其时正在民盟秘书长的任上，梁先生对这一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有何记忆？
答：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我作为民盟秘书长，受民盟总部的委托，偕民盟总部秘书处主任周新民（后任副秘书长）一同前往昆明调查此案，我们克服许多障碍，深入调查，最后写出了调查报告。
李、闻血案是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连续发生的。在这之前，从2月开始，就发生了重庆校场口事件、西安血案、南京下关惨案等等，国民党特务机关为所欲为，做尽了坏事，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公愤。民盟总部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致函致电抗议，而民盟自己派人专门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李、闻血案是唯一的一次。
我和周新民于8月6日到达昆明，22日离开，本来要求国民党政府共同调查、审讯，遭到拒绝，只好单独进行。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处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我们顾不得这些，能躲则躲，躲不了则听便。由于这种恐怖气氛，许多人不敢同我们见面。只是由于李、闻血案激起民愤，纸包不住火，昆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几乎任何一个昆明人都可以根据几个月来的事实及体验告诉这凶案的原委。因此我们一到昆明，就有不少人秘密地、自动地写信供给材料。这些人除民盟同志外，还有广大青年，甚至是警备部门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领事馆，他们根据美国的宪法精神，是不赞同这种暗杀手段的，且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美方是调停人，同时与民盟有关领导人交往密切，因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曾派专人到昆明调查、清理，其卷宗底本存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美方向我们提供了这些调查材料。这样我们对此案的调查便掌握了足以证明国民党政府承办此案破绽百出、欺骗舆论的人证物证。暴徒的传单、标语、布告之类，都是当时即可公之于众的物证；但人证的名字，在当时则不敢端出，因恐有生命危险。不过查有实据，心中有数，我们说话、督促、提抗议，便有力量了。
从昆明返回上海后，我在报告李、闻血案调查经过时，即用了“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的现状。报告的日期是1946年8月26日。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那时个人的认识，只能说到那种程度。当时我说，所谓“吞吞吐吐”，有下列诸端足资证明：一、两件暗杀，只拿出一件，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杀闻凶手先说是中共，继又推地方，东推西诿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不得不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这两个军官暗杀闻一多的理由只说是出于一时气愤，两个凶犯在公堂上大大演说一番，说闻一多是“卖国贼”，他们二人气愤不过，故予杀之，与他人无关，是则“吞”去了暗杀原因及暗杀主谋者；三、8月15日的所谓公审，只许指定的中央社的两位记者参加，这是“吐”，而拒绝《大公报》记者、《中央日报》社长及其他任何一个记者旁听，这又是“吞”；四、审判记录在15日“公审”后当众宣判，凶手亦画押认可，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15日并未宣判，至今也没有宣判，同时，我向顾（祝同）总司令要一份口供，他拒绝了，我问他还要审否，他回答不出，这是“吞”。至于政府为什么不给一份口供给我，是不是怕我手上有了这份口供，而逐点指出漏洞？现在我不敢指出有什么漏洞，却怕他们进行修改。我在这里可对此案作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部队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再也不好说是自己人“一时气愤”而干的了。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一定有另外两个替死鬼，这一点敢百分之百的肯定，因为他们已经在如此布置，里边的人已经透露了这个消息。
以上关于李、闻血案现状“吞吞吐吐”之语是我当时说的话，是有着人证物证的，只是没有展开说。国民党政府欺骗舆论，欲盖弥彰，差不多人所共知了。举个小例子，可当笑话来说。主要凶犯姓汤，在“公审”时背诵特务机关提供的供词，在诬蔑李公朴、闻一多等与苏联有勾结时，居然冒出了“闻一多夫”“罗隆斯基”等苏联式的中国人名，当场听者哗然。因为这个漏洞，吓得国民党政府从此不敢再公审了。
问：梁先生曾谈到在理论上认识之差异导致自己某些行动之错误。据笔者所知，梁先生在这个时期以第三方面民盟总部秘书长的身份，参预国共两党和谈，反对内战，实现和平，是竭尽全力的。那么所称错误究何所指？这一错误的具体情况如何？您当时和今天如何认识？梁先生能否作一较详细的回顾，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答：好的，先说这桩错误的事实经过。
民盟是三党三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党派组织，包括了不少当时社会上各界的上层知识分子，秘书长是在民盟总部操办盟务实际领导工作的职务，我是在左舜生（青年党）、张东荪担任民盟秘书长之后接任的。朋友们瞧得起我，特别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诸先生，更多次促我，责勉于愚，更为民盟的任务着想，我才勉强接受，并相约以三个月为限。就任的具体日期记不准确，只记得我是在1946年5月8日自重庆抵南京上海，直至11月6日离去，时约半年，这是有记载可查的。
我这个人做一件事，从来讲究认真二字。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政治上的党派是非之争更是一个门外汉，而自身又是拿定一个主意，即性格不易改变，如何做得这一上下左右，方方面面都要顾及的秘书长呢？更何况时至1946年的下半年，有权势、有实力的蒋介石国民党早已把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扔在一边，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而共产党方面当然要还击，战火已经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方面的民盟，这时本已束手无策。但内心却无不为抗战胜利之初，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出现的和平局面被破坏而痛心不已，再说我个人又历来反对并认为武力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更加强了我为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奋斗到底的决心，大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甚至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
正在盼望和平而又濒于绝望之时，南京方面又放出了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是早有认识，并做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愿有一线转机，“死马也要当活马治”，还想真的把它治活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