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菲勒博士建立了四维模式结构，即身体健康状况（各种生理功能活动有无限制，休息与睡眠是否正常，肢体是否残废或缺陷等）、心理健康状况（智力水平，各种正向和负向心理活动、情绪、紧张程度等）、社会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情况、家庭关系、爱情婚姻、职业、社会地位等）和精神健康状况（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
美国学者Day 从满意度的角度对美国生活中的14个领域进行了主观测量，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领域、个人健康、娱乐、精神生活、自我、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和消费、物质拥有、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现、当地政府的表现等。此外，还有Schwartz 基于价值范畴建立的主观指标体系，即控制感，包括成功、能力、雄心；情感的和谐，包括享受生命、愉悦感、有活力；智慧的和谐，包括好奇心、心胸宽广、有创造力；平等的保证，包括公平、社会正义、自由；协调，包括环境保护、美丽的世界、文化的同一；保守性倾向，包括社会秩序、自律、家庭保障；等级制度，包括财富、社会权利、权利机构。
在欧洲，生活质量被认为是客观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的集合。QOL 主观指标对特定方面的生活状况的评价和对整体福利状况的评价被纳入国家的生活质量指标系统之中。德国是在29世纪79年代中期建立SPES 指标系统的，并于1977年发布了第一份报告，该系统既可用主观指标测量福利感受，也可用以分析福利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其中涉及13个生活领域，有185个次级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占85.9%，主观指标占14.1%。虽然该体系主观指标所占比例不大，但证明作为长期具有客观指标倾向的欧洲也开始注重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生活，更多地尝试主观指标。
亚洲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各国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也集中在家庭、工作状况、社会生活、娱乐、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物质拥有、精神生活等方面。泰国学者Leelakulthanit（1990）在泰国的曼谷地区进行了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就有关生活质量的13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式的问卷访谈，包括家庭、工作状况、社会生活、娱乐、个人健康、健康保险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物质拥有、自我、精神生活、泰国生活、泰国政府、曼谷政府。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Kau 于1994年对新加坡国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以研究新加坡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领域包括家庭、个人健康、工作状况、生活环境、物质财富、自我发展、社会生活、大众传媒、休闲生活、学校生活、物品的购买与消费、健康服务设施、生活在新加坡等。从这些学者的努力可以看出，虽然才刚刚起步，但亚洲的生活质量研究随着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东亚的崛起，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主观指标方面。
（二）我国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于29世纪89年代。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不少科学和积极的观点，为后来者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林南、王玲等人（1987）在天津千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并验证了分层结构理论模式。他们认为生活质量应该有三个主题，即生活质量的结构、导因和效果。这三个主题之间有一定的层次关系，他们确定了22个具体指标为第一结构层面，再使用因素分析法把22个指标归类为5个主要因素（即主要生活面，包括工作的社会特征、工作的经济特征、家庭以外的关系、家庭、环境和业余生活）作为第二结构层面，最后形成3个生活层面（即工作、家庭、环境）作为第三结构层面。
林南、卢汉龙（1989）在上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中，提出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的“因果结构模式” 。从生活质量的认识（生活满意度）、情感（精神上的幸福感）、行为（反馈性公益行为）这三个层面的评估和外源性的社会环境条件作因果结构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结论。卢淑华、韦鲁英（1992）根据对北京、西安、扬州等城市的抽样调查资料，探讨生活质量模式。他们除了运用客观指标外，还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模式评价指标对客观的指标进行综合，形成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式，大大增强了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理解。
在另一篇论文中，卢淑华还从人们的“主观感受或评价”出发，构筑了一个以“婚姻满意度、家务满意度、吃的满意度、交友满意度、业余生活满意度和穿的满意度”为主要因素的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专门探讨了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的问题。该项研究得出了“在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以婚姻满意度最为重要”的结论。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对婚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以反映家庭经济支配权的“因用钱意见不和”。
除了上述几个比较典型的模型外，还有众多的学者和组织提出了自己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国内外学者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关于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特征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有待进一步探索与比较；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迁，十多年前的研究结果能否很好地解释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得而知。
三、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体系模型的构建
（一）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体系模型的初步提出在关于居民生活质量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再结合休闲生活方式的特征，提出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体系的初步模型。
（二）信息收集、数据测量及分析
本次调研从2007年3月2日至2007年3月29日，共持续半个多月时间，在杭州花圃、西溪湿地、苏堤、六公园、武林广场、企业和学校等处进行实地调研，采取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居民不理解的地方给予客观的不具有指向性的解释，提高了问卷的有效性和正确性。此外，也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取了部分调研问卷。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9份，回收387份，回收率达96.75%。其中有效问卷365份，有效率达到94.3%，完成的总体情况良好。
本研究问卷项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进行测量，问卷设计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问卷调查的核心内容，即居民对休闲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评价部分。左边部分要求被调查对象根据笔者列出的各项影响因素，主观上对其影响的程度做出判断并打分，该部分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five‐point Likertscale）进行测量：1＝很不重要，2＝不重要，3＝一般，4＝重要，5＝很重要。右边部分要求被调查对象针对杭州在每项指标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分，仍然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一般，4＝符合，5＝非常符合。第二部分为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结构、个人可自由支配月收入等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个人闲暇时的活动，以及阻碍进行休闲活动的因素和对休闲活动重要性的认识等问题。
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 13.9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偏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ANOVA），并采用结构方程专用分析软件AMOS 5.9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及分析工具。
通过因子分析对最初36个因素进行归类和删减，最终剩下29个因素。将因素28、31、29、39、27、25、32、24、23、26命名为“休闲客体”因子；将因素7、6、8、16、19、17、18、9、12命名为“休闲保障”因子；将因素35、34、36、33命名为“休闲主体”因子；将因素14、15、29命名为“休闲支撑”因子；将因素1、2、4命名为“休闲环境”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