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引言
许多经济学家均认为，与其他省份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首先，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浙江较早地对经济的产权形式问题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因而民营经济很早就在浙江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从要素投入来看，不同于江苏与广东等其他发达省份，浙江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内源的。这就是说，在增长的过程中，浙江省的资本来源绝大部分不是外部注入的，而主要是依赖自身的内部积累，且这种积累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民间融资完成的。显然，就经济增长的意义而言，这种路径的特殊性有着多重含义，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不同增长路径背后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存在着差异性，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浙江省的这种增长路径的特殊性也将导致其增长决定因素具有区别于其他省份之处，其外在表现就是各种增长决定因素对产出的贡献率具有自己的特征。具体来说，由于在产权形式不明晰与企业的外部融资弱约束机制下，大量的资本积累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李京文等，1993；沈利生和朱运法，1999），因此，我们期望对产权相对明晰和存在大量民间融资行为的浙江省来说，反映广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由于教育被认为是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希望能通过对TFP的分解来对浙江省的情况进行实证。不过，为达到这些目的，作为研究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先来搞清关于TFP的研究脉络。
第二节TFP的核算及其剖分：增长理论视角的分析
尽管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形式各异，但在逻辑上它们基本都内在地统一于对TFP（索洛余值）的决定因素的解释。从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对TFP的分解可以分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两个层次。
一、新古典增长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特征在于假定技术是外生的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TFP值是广义的，其经济含义是，用索洛余值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等于经济的增长率减去资本的产出弹性与资本的增长率之积以及劳动的产出弹性与劳动的增长率之积的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式（12‐2）的推导并不依赖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中性形式的具体假定，在哈罗德中性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获得式（12‐2）的结果。由此可知，式（12‐2）是TFP的一个一般性表达式，它基本不依赖于对生产函数的特殊假定。但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框架下，这些分解仅被局限于如下的范围内：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且资本产出即为资本的私人所得。不过，许多的研究事实表明（PaulM.Romer，1990；Gene M.Grossman，Helpman和Elhanan，1991；N.Gregory Mankiw，Romer，David和N.Weil David，1992），资本的边际产出既不具有递减的趋势且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也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低，这意味着在增长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必须重新考虑资本的范围与资本积累的一些非市场性特征，这也就是新增长模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
二、新增长模型
新增长模型为我们对TFP进行更深入剖分提供了便利。这是因为，如果资本的范围被变更，那么显然被变更的不同于式（12‐1）中所假定的部分对产出的贡献就可以被从式（12‐2）中的TFP中分离出来。考虑到后面的实证，下面我们只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对此进行阐述。
在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后，式（12‐1）变为如下形式：
Yt=AtF（Kt，Lt，Ht）（12‐3）
这里，Ht为人力资本投入，它取决于储蓄中用于人力资本培训的比重。
容易看出，只要我们坚持将一些由均质的实物资本与非熟练劳动力所内生决定的、构成TFP的一些因素从式（12‐2）中进一步分解出来，增长的核算公式就可以在新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无限进行下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生化的分解对计量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如果构成式（12‐2）中的TFP的一些因素真的是由资本与劳动投入所内生决定的，那么在计量过程中将其省略掉会使所得结果产生严重的偏误，而且这种偏误将不会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大而渐近地消失。
限于条件，在本章中我们将只从基本的新古典模型与新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出发对TFP进行分解。具体来说，我们将对接下来的研究内容作如下安排：第三节对所用模型技术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四节估算浙江省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并将其与全国数据进行比较；第五节从人力资本模型出发对浙江省的TFP内部构成进行剖分；第六节是结论与启示。
第三节模型与数据的一些相关说明
综合上面的分析，要对TFP进行实际测算，技术上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找出影响TFP的因素，并要求这些因素必须是可测度的；二是求出TFP的不同分解层次的参数，这些参数反映的是各相关因素对TFP影响的乘数。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变量的选择及其核算与估计方法的选定问题。下面我们对其一一加以说明。
一、变量选择与核算
这里我们只对式（12‐2）~（12‐4）共同包含的变量进行说明，它们是产出、资本和劳动，其他变量将在实证过程中进行具体解释。不过，由于产出我们将用GDP来表示，而这在历年统计年鉴中很容易得到，因此需要加以解释的实际上只有资本和劳动。首先来看一下资本，它在三个变量中是核算难度最大的。实际上，由于中国没有进行过相对全面的资产普查，因此对资本存量只能进行相应的估算，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在此，我们选择张军等（2004）在永续盘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估算方法作为我们估算相关对象的资本存量的方法选择。具体来说，在统一选定9.6%的折旧率的条件下，对于全国和浙江省的资本存量缺失数据，将通过如下公式求得：所求年份资本存量=上一年资本存量×折旧率+该年投资额×价格平减指数，其中价格平减指数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刻画。对于浙江省1978年的初始资本存量数据，我们选用的是张军等（2004）的139亿元的数据。
关于劳动投入，对浙江省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数据缺失所造成的劳动量计算上的困难。这是因为，由于存在着外来务工人员，显然我们不能直接用“全社会人口中的劳动力总量”来代表经济中的劳动力投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城镇从业人员中已包括外来工，因此我们用“城镇以上单位全部职工年末从业人员数”+“农村实有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中的外出合同工与临时工”来对劳动力投入总量进行核算。各种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和浙江省的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79-2003年。
二、估计方法的选定
如何对所关注的参数进行估计，首先涉及的是估计方法选择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对我国而言，生产函数法由于存在着资本存量测度的问题而在实际运用中将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而指数法由于只涉及最终产出和中间投入而变得简易可行。不过，我们认为，指数法至少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虽然从表面上看指数法不涉及资本存量问题，但实际上最终产出不会仅由中间投入决定，资本存量同样对最终产出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将资本存量省略是不恰当的。二是指数法是非理论导向的，因而它难以将我们所关注的各种经济因素从广义技术进步率中分解出来。例如，如果所关注的仅是劳动对TFP的贡献，则由指数法很难得到我们所要的结果。实际上，指数法仅是AK生产函数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其在影响因素的分解中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鉴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们在具体分析中将采用生产函数计量测定法。
与参数估计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从技术上来说，一些批评者大多担心缺省重要变量可能对估计量的有效性带来影响，而缺省变量正是在TFP逐步剖分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不过实际上，只要误差项与选定的解释变量是弱相依的，即随着时间增大，随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逐渐减少，则所得的估计量就将是一致的。应当说，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大，资本与劳动等投入要素与随机误差项所包含的诸如资本结构、人力资本和市场结构等因素的相关性是逐渐减弱的。
第四节TFP的核算与比较
一、模型设定
在本节的分析当中，我们将首先不对构成TFP的因素进行复杂的分解，即我们假设影响产出增长的可观测到的因素仅有资本和劳动，因而对TFP所能作出的分解的程度仅限于式（12‐2）所决定的形式。在具体生产函数形式的选择上，我们将选择通常的C‐D形式。不过，对数据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表明，无论是产出还是资本，其增长率基本是一个常数，这表明它们均具有指数形式的时间趋势特征。
二、实证结果及含义
1995以后也经历了剧烈的下降。具体说，从1979-2003年，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每年平均下降0.87个指数单位，且这种变化在时间上是不均衡的：1979-1995年时段每年平均下降0.31个指数单位，1995-2003年时段每年平均下降近2个指数单位，后者是前者的近7倍。全国的情况与此有些差异：1979-2003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值的变化总起来看是正的，即每年平均约上升0.76个单位。不过，与浙江省相比，全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显得更加不平衡。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时间段划分，1979-1995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加约2.05个单位；而在1995-2003年时段内，全要素生产率则每年要下降约1.98个单位。可见，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为正主要是由于前一时段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结果。
再来看一下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贡献率的变化情况。全国与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所呈现出的特点大致如下：一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浙江还是全国，其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均呈波浪式下降的趋势，但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变化趋势相似，在不同时段下降的波动程度是不同的。具体说，在1979-2003、1979-1995、1995-2003年三个时段内，浙江与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贡献的年均变化水平分别为-3.60、-2.79、-5.22和-0.63、1.44、-5.36，前者的波动要大于后者。
二是在样本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要大于全国的情况，但在不同的时段情况差异也相当大。根据计算结果，1979-2003年，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平均贡献率为26.20，而全国的这一数值仅为约3.57，浙江省远高于全国水平。不过，这一差异主要是在1979-1995年这一时段内形成的。在这一段时间内，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平均贡献度达到了49.86%，而全国的水平则为11.41%。相比较而言，在1995-2003年时段的情况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其主要表现是，尽管全国与浙江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都出现了下降，但浙江下降幅度要大一些，二者分别为年均下降15.45和24.09个百分点。
对于全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征经济动因，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对相关的已有解释作了详细的总结，因此我们这里只关注浙江省的情况。
总结前面的分析，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产出的贡献率平均要高于全国的情况；二是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高于全国主要是体现在90年代以前，此后二者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同特征。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所总结出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因素入手寻求解释。根据他们的总结，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因素，由于规模效率的决定因素较复杂，因此下面我们只来分析前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