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1984、1989年和1990年这三年全要素贡献率呈负值。尤其是1989年和1990年数值特别低，在-200以下。究其原因，1984年是由于劳动投入增长率反常。从统计数据上看，1984年浙江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为483.29万人，比1983年将近翻了一番。但随后1984年和接下去几年数据较为接近，增长也较合理。
所以，可能1984年与1983年相比，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导致数值大大增加。劳动力增长率的突然增高，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通过余值法得出来的全要素贡献率必然成负值。1989年和1990年的全要素贡献率畸低是由于这两年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骤然下降所导致的。1989-1991年正好是浙江工业三年的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降。
因此，这三年数值的存在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所以，我们把这三年的变异点去掉，用剩下的11年资本增长的贡献度、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度和全要素增长的贡献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做成以下线形图，可清晰地看出这些年各要素增长贡献度的走势。
可见，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一直在20%以下，1995年甚至是负贡献率。主要是由劳动的负增长所引起的。1995年，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为-3.08%，同1994年相比，工业制造业内部从业人员大大减少，从711.99万人降到了686.76万人。
除1996年稍有回升外，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制造业从业人员直线下降。主要原因是90年代中后期，浙江着眼于提高工业竞争力和实现产业升级，把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结合起来，重在发展优势产业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压缩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一方面使得纺织、食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着下降，另一方面促使传统产业向深加工发展，资金增密现象普遍，从而导致90年代中后期从业人员直线下降。
虽然，资本的产出弹性要低于劳动的产出弹性，但资本增长的贡献率要高于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除1992年贡献率为16.77%外，其他年份的贡献率基本上都在20%以上。表现在图中，是两头高，中间低。从走势看，1995年以前，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一致，但1995年以后，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走势截然相反，主要原因是资金投入加快，增密普遍，部分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1995年，非国有经济人均资本为1.17万元，1997年人均资本已增加到了1.80万元，两年时间增加了6000多元。
由于技术进步增长贡献率是通过余值法得到的，所以，当1990-1994年资本和劳动力增长贡献率走低时，正好是全要素增长贡献率走高之时。
这几年贡献率几乎都在50%以上。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索洛曾把余值称为“我们无知的度量”。一般包括物化于累积资本的技术进步、研究开发（R&；D）部门对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动，由经济体制转变带来的制度进步，如民营企业发展所造成的人力资本的释放（如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经商才能得以发挥等）等。这五年中，最突出的是制度结构方面的因素。1992年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短短数年间，个体私营工业总产值以不可思议的增长速度连超国有和集体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所有制结构。在90年代前，浙江个体私营工业与全国发展的起点大体相当，1985年的浙江省个体私营工业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7%，还低于全国1.9%的平均水平；但到1998年，个体私营工业总产值高达5110.8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5.1%，其比重比全国高出16.7个百分点。1998年与1990年相比，个体私营工业总产值净增5017亿元，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50.7%。
第三节对最近几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补充说明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上述所作的回归分析所用的样本年份为1983-1997年，共15个年份。但显然，继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带来第一次飞跃后，90年代中后期至今，浙江的民营经济又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及随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政治合法性，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政策和社会舆论环境。企业的规模不断变大，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也反映在浙江统计年鉴中指标的变化。1997年以后，出现在统计年鉴中的不再有独立核算企业指标，代替的是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指标的变化，反映了两个内容：一方面，非独立核算的企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数目越来越多。1998年，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为11722个，到2003年增加到了25030个，整整增加了2倍多。
从最近五年来看，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本总额及职工年均人数都逐年上升。每资本产出及人均资本也都逐年上升。另外，再来看看这些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第四节结论与启示
由以上对浙江民营经济增长要素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来看，我们可概括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增长贡献率来看，制度改进与技术进步是推动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资本积累的作用其次，而劳动投入贡献最少。从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1984-1997年这段时期来看，去掉几个变异点，广义技术进步的平均增长贡献率在50%以上，资本积累贡献率在40%以上，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不足10%。这一结果与我国要素禀赋的先天条件，以及人们对民营经济增长的直观印象较吻合。在转轨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之初，凭借其在市场竞争中体现的明晰的产权制度、灵活的经营方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优势，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再由于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大，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贡献往往不表现在投入数量的简单扩大上，而是劳动力结构调整以及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上，因而计量结果中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显示不高。从民营经济演进趋势看，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有所减弱，资本积累贡献率正在不断增强，而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基本维持不变，这在图11‐2的走势线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
第二，近期浙江民营经济呈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趋势。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西方学者倾向于用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研究。一般认为，当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小于50%时，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的数量取得，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增长为主；反之，当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大于50%，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型增长为主。可见，1990-1994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超过了50%，由此可判定这五年浙江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以集约式增长为主的。然而接下去几年，浙江民营经济一直以粗放型增长为主，且主要以高强度的资金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加。从近几年的数据看，1998年以来，资本劳动比逐年上升，民营经济仍主要依赖资本驱动（规模庞大的基建投资和持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增量增长为主，资本密度值很高。这一部分是由于浙江产业结构提升，民营经济转向资本劳动比例更高的重化工业领域所致，但也不排除民营企业因获取超额利润的内在冲动而盲目扩张、过度投资，从而扭曲了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合理配置，这在当前宏观调控形势下尤其要引起重视。
第三，浙江民营经济原有的制度优势正逐渐淡化，未来增长必须寻求新的体制优势。从以上计量结果来看，体现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作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在1992年达到了最高峰，但接下来开始逐年下降，显示了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的体制优势正逐渐淡化，推动民营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后劲缺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内生渐进式制度创新的变革道路，各级政府在制度变迁中采取了一些默许乃至支持的做法，如较少对群众自主的创业行为设定各种禁区，较少明令禁止，较少大面积打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支持，形成了中央和基层群众之间的一个缓冲，有利于推进制度变迁，形成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优势。但如今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大环境在不断改善，浙江原有的制度创新优势已经消失。在新一轮发展中，浙江要想拥有新的制度优势，必须通过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并努力争取技术优势，才能使浙江民营经济在新一轮发展中再次获得技术与制度上的推动力。
从上述分析总结中可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前期主要凭借体制改革引致的人力资本释放和民营企业家精神发挥，民营企业通过明晰产权、有效激励，促使生产与管理效率水平提高；后期是依靠增大技术改造投入、引进机器设备，促使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而实现增长。从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要素来看，来源于研究开发（R&；D）部门创造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技术及人力资本的自我建设（如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实践学习等）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旦受宏观形势影响，在以往民营经济高速增长赖以维持的高资本积累有所放缓，且原有体制优势又不断淡化的趋势下，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必然受挫。因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快技术创新，加强人力资本的自我建设，转变原先资本驱动型的粗放增长方式，着力加强两方面的建设：
一方面，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体制创新和产业组织创新战略，重构民营经济的体制、机制、市场和经营优势。首先必须进行体制机制转换，开展以企业制度、治理结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管理革命”。
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应逐步通过引入社会资金、管理入股、技术入股、相互持股、上市等方式开放股权，加快实现由封闭型的股权结构向开放型股权结构转变，吸引外部人才和投资者。其次，必须进行产业组织创新。要引导和推动民营经济围绕核心企业或龙头企业进行企业整合和产业组织创新。鼓励大企业通过控股、参股、品牌整合、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与中小企业实行价值链分工协作体系上的规模经济；引导民营企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现代营销转变，鼓励和支持上规模民营企业进行品牌投资和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获取经营上的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在制度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把改善人才、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供给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着力加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各种专业管理人员的培训，科技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培养和聚集。加快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安排。进一步落实技术入股和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有关政策。民营企业要把处理好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者、职业经理人）与货币资本（出资人）的关系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完善企业内部技术产权的实现形式。要积极扶持区域性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要根据我省民营中小企业多、技术研发能力弱等特点，下工夫发展自主、自律的科技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人才培养、技术交易和技术推广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共性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努力创造一种支持创业和创新的文化氛围，形成鼓励创新的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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