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改革产生了富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部门。这类经济部门可以认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经济主体，它们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新产生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类新兴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主要渠道。
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这部分非国有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的局面。并且，从改革初期到90年代以前，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基本上属于刘易斯模型中的无限供给状态。在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水平时，劳动力的价格完全由企业决定，即企业根据行业工资状况来决定工人的工资，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劳动条件和工人的待遇也往往很差。然而，劳动力无限供给只是理论模型中的假定，而且它也并不会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其供给弹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增加劳动力需求，就得相应提高工资。但在企业占强势地位的条件下，企业并不会自动地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这需要相应的一套外部制度作保障。但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许多规章制度的建设具有明显的“事后”特征，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强化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强势地位，而工人却处于弱势地位，其工资也总是被压低。所以此时工人工资往往并不能真实反映其自身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能有效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
总之，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许多地区仍没有真正走出过去赶超型、优先发展重工业化的藩篱，而是偏好于沿用一种“后”重工业化发展模式，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业项目的内在冲动。而在资源禀赋约束情况下，扭曲要素价格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便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理性选择。扭曲分割的要素市场导致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二元悖论。
二、基本分析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要素市场扭曲的条件下，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获取要素资源的能力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部门间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各不相同。为了能对不同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根据第一部分的讨论我们提出了一些假设条件：（1）农村转移劳动力基本上没有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所以，当他们从农村流出后，主要是进入按照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资源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由于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的原因，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城市中的国有企业部门。（2）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已不是古典模型中的无限供给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就不能完全自行决定工人的工资待遇。为研究便利起见，我们把所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国有企业。该部门的下岗分流人员主要由非国有经济部门吸纳；由于软约束的存在，其要素使用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小；从生产领域来看，该部门可以认为基本上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垄断产业之中。另一类是非国有部门。这类部门的要素使用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其生产则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领域。
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就业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
假设国有经济部门最初的工资水平为W1，就业总量为L1。在经过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产权、用工制度等改革，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力冗员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考虑到社会稳定等政治因素，国有企业并不能解雇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使得国有企业中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总体上仍高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能力。同时由于制度障碍（如户籍制度）的原因，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价格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却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城市国有企业部门。所以，计划经济时代导致的企业中的隐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再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而且从就业的绝对数量来看也出现了下降趋势。这部分变化可以用劳动力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来表示，这种变动使得就业数量减少了，即从OL1减少到OL2。
对于非国有经济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城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使得劳动力供给几乎接近于无限供给状态。经过30年的发展，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企业如果要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要相应地提高劳动力报酬。在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时，这一过程可以自动完成。但在现实中，由于制度约束企业倾向于以不变的劳动力价格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于劳动力的供给，从而使得劳动力就业量低于均衡水平。可知，均衡的就业水平为L1，但实际的就业数量为L3，就业缺口为L3L1。
2.资本市场扭曲的就业效应分析
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资本市场分割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消除。而且有的研究还表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资本市场的分割状况在90年代还进一步恶化（World Bank，2005）。在所有制约束条件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面临着分割的资本市场。R0表示的是市场的均衡利率，MPK表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如果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则会有K2的资金分配到国有企业之中。而在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却可以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的R1获得超额资金量K1。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压低利率实行赶超战略不同的是，当前的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在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逐渐从竞争性生产领域集中到了带有垄断性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技术的路径选择使得国有企业倾向于以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就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从D1变动到D2，结果可以看出，二者的结果是使就业数量从OL2减少到OL3。
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在市场利率的水平上可以获得K4的资本量。但由于受到信贷歧视，它们却不得不以高于市场均衡的利率R2获得资金K3。资金市场的分割使得非国有经济部门中资金少配置K3K4的数量。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一个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经济来说，只要技术的选择不过分地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上偏离，则经济的增长可以保持更长的持续性。由于非国有企业基本上集中于竞争性领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多的资本配置可以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如果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则这种资本的优化配置可以使非国有企业更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非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力就业将从OL1增加到OL2。
第三节要素市场扭曲的就业效应：实证分析
影响中国不同时期就业量的因素有很多种，既有技术因素，也有体制转型所造成的特有原因，另外还有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共性特点。本节重点对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通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制度安排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劳动力就业。因此，我们本节的实证分析，其实是对这一假说验证并对二者的关系给予定量的考察。
为检验上述假说，关键是要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进行度量。
通过借鉴林毅夫（2004），在以下部分我们使用了要素的比较密集度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度量。这是因为在竞争条件下，要素的相对价格是要素相对丰裕度的内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就会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生产；而当要素市场出现扭曲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会偏离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资源的配置与使用。
二、数据来源说明
为了刻画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的影响，本章使用的数据是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1995-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分析结果
我们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面板数据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并且为了进行比较，我们还给出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回归的结果显示，不仅固定效应模型中ln（ψ）的系数显着为负，而且随机效应和OLS模型估计的结果也都显着为负。这一重要结果为我们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产生了负的影响作用。
技术进步因素techit与就业弹性eeit虽也都呈负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着。OLS模型中接近于10%的统计水平说明，技术进步因素可能与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或时间效应有关。
非国有经济变量nsoeit与就业弹性eeit之间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这说明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提高就业水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