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4%，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876亿元。按照经济学有关理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一致性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会扩大就业机会。但中国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却表现出了一种非一致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显着改善，这在9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描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就业弹性变化趋势。从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1979-1990年GDP就业弹性平均为0.2786，较1991-2004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GDP就业弹性的这种走势似乎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不断下降，进入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挤出就业为代价的。
中国是一个劳动人口十分丰富的国家，这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在现实中，如何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却一直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同期从需求情况看，如果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2006年可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加上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全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但与劳动力过剩形成对比的是，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却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问题。根据一些调查结果，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仅在2005年劳动力就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
其中，深圳的缺口约为40万人；东莞地区通过对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万人（蔡昉等，2005）。
对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中国，一方面存在着劳动力供给的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劳动力的明显短缺，这个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现象引人深思。那么，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就业的下降？制约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破解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本章试图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予以分析。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是文献综述；第二节是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就业效应内在机理的分析；第三节通过引入计量分析模型，运用中国1995-2004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第四节基于2001-2003年工业行业数据，通过估计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要素替代弹性，进一步为理论分析部分提供经验支持；第五节是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曾给予论述。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有两个，一个来自于分工，另一个就是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增加。反过来，国民财富的增加，会使得社会需求总量增加和需求消费品种增加，这将导致生产性劳动力人数的进一步增加，也就是会促使就业和分工深化，而分工的深化拓展了劳动者的就业领域，从而有助于全社会就业率的提高。西方市场经济国家20世纪以前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业问题并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导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创，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的关系，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对如何解决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凯恩斯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通过继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致力于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问题进行研究。如针对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财政预算平衡的政策思想仍占统治地位、经济增长较慢、失业率较高的现实，托宾和奥肯在60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试图使人们注意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就业增长保持一致。为了进一步论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充分就业政策的重要性，奥肯还提出了“奥肯定律”。该定律认为，GDP增长比潜在的GDP增长每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1个百分点。同时根据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着一致性，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加，即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外生增长和技术进步，在长期中没有失业问题存在的余地。
对于技术进步，有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大规模机器的使用会排挤劳动力，从而使就业率下降。这种观点不一定成立。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劳动力投入会逐渐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增长。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着称的美国，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GDP就业弹性大多数年份都在亚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因此，不管是从理论逻辑还是从经验实证，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产生变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必然要进行调整，与此相适应的是就业结构也随之变动，这可能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因为，由于原有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知识技能结构的更新能力等“刚性”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向新的工作岗位转移；同时，结构调整会带来很多现有岗位的消失。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只要产业结构的调整遵循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尽管在短期内会使失业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也带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就业派生需求超过岗位消失总量。
因此，总体看来，产业结构调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不显着，长期内是正相关的。
与经典理论所描述的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之间并没有出现一致的同步关系，而是呈现劳动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相背离的趋异现象。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其中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盛世斌等（1999）的研究认为，国有经济部门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获得资金，这一方面使其大量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另一方面却使非国有经济得不到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我国要素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的扭曲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军（2003）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大量投入和积累，而资本的大量投入和积累使得企业在技术选择上显示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禀赋的自然结构，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劳动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排挤，从而使得GDP就业弹性出现下降趋势。国家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过度投资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贷款政策的倾斜，使绝大多数贷款为国有部门所获得，银行当局不愿提高利率，因为利率的上升会威胁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周其仁，1997）。Kuijs和Wang（2005）的研究也认为，中国城市就业的增长之所以如此缓慢，并且在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速度出现停滞现象，这与中国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直接相关的。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又内生于传统金融体制、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制以及基于产值的地方税收等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扭曲要素价格，以资本替代劳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地方政府的集体选择。
除此之外，逐步攀高的工资成本也减少了就业的增长，资本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还导致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也是影响中国GDP就业弹性下降的重要因素（袁志刚，2002；姚战琪、夏杰长，2005）；政府无法在农民工工资契约实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也导致了农民工在工资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农民工的异地转移产生阻碍作用（杨瑞龙，2004）。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虽然上述研究都认为在要素市场不完全或政府干预条件下，扭曲的要素价格是导致就业弱效应的关键，并且上述研究也都得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结论，但总的来看尚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对要素市场扭曲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理的系统分析；二是在要素市场扭曲和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本章的研究试图在以下方面作出改进：一是对要素市场扭曲与就业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二是运用计量分析模型和较新的统计资料，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就业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经验支持。
第二节要素市场扭曲与劳动就业：内在机理
本节首先对转型时期导致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体制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通过构建两个分析模型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与就业之间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一、经济体制特征
1978年后，中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过程基本上是按照以下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部门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李实，1997）。我们又可以把前一种改革称为存量改革，把后一种改革称为增量改革。存量改革的主要目标对象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过市场化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相比，国有企业的一大特征是从过去许多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度很高的垄断行业或自然垄断行业，如石油化工、钢铁及供水、电力、煤气业等。这些国有经济部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得到一定的硬化，但由于它们在政治上比非国有企业（比如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更有谈判能力，同时企业还肩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因此，虽然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上来说是相对缺乏效率的，但政府部门还是会通过压低资金价格的方式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在用工制度上，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国有企业不能像非国有企业那样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劳动力使用配置，国有企业一方面是资本替代劳动，另一方面是企业中的冗员现象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