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看出，与资本要素不同的是，劳动要素在四种所有制经济中虽然也都存在着价格扭曲，但在考察期内其扭曲程度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收敛的趋势。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现实直觉基本是一致的，因为相对来说，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要高于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在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之后，市场机制在劳动要素价格的形成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在考察期内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或劳动力成本）总体上是大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反映在扭曲系数上是都小于1，这说明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用工制度改革，进行了冗员的下岗分流，但企业仍肩负着较为沉重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1998），劳动力冗员的压力仍然存在。对于其他三种非国有经济来说，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平均水平的扭曲程度相对较低，为1.6；而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扭曲程度则较高，分别为3.59和2.81，从绝对值来看，这两种经济部门中劳动的边际产出仍远高于劳动力的价格。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中劳动的边际产出至今远高于劳动力价格的事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未来的时间内，这两类经济仍将是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因为按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如果假设企业的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则要素的边际报酬随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当要素的边际报酬大于要素价格时，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该要素直至要素的价格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为止。二是这种较大的偏离可能是导致我国近年来劳资纠纷和“民工荒”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问题在后面部分我们还会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资本和劳动两要素来说，资本的扭曲程度要比劳动力要素更严重。而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除了2003年外资经济的数值出现异常外，在考察期内，私营、集体、外资这三种非国有经济形式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整体上远低于国有经济部门。这说明相对于国有经济部门而言，非国有经济部门有着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
第四节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运用第三节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对当前的有些宏观经济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一、国有企业的资本深化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只要技术选择不过分以资本来替代劳动，则仍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反，当过度投资导致资本深化的趋势加快，就有可能造成资本出现边际效率递减并使得经济开始走向衰退。许多研究都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出现了资本深化和过度投资的现象（张军，2002）。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民营经济在投融资领域仍受到许多约束，其投资水平显得相对落后。根据文中数据，我们的测算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事实上，在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国有经济部门凭借体制优势可以获得低廉的资本进行投资。过度的投资在提高资本密集度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本的回报出现递减。而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制度的歧视下，总体上面临着投资不足的局面。因此，所有制约束是资本市场出现二元分割的关键，它造成了资本要素在部门间的低效率配置。
二、“民工荒”问题
对于近年来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学术界对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根据我们的研究，民工荒问题其实也与要素市场扭曲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劳动边际产出仍远大于劳动者报酬。众所周知，在资本市场存在约束条件下，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崛起的非国有部门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无法自动地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这些企业只能被动地锁定在一些以“低、小、散”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随着劳动力供给弹性出现下降即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这些非国有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利用制度缺失，通过压低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方式来换取利润空间。当劳动力供给弹性开始下降时，如果企业继续维持劳动力无限供给时的定价水平，就会产生一个L1L2的供给缺口。因此，在外部制度的约束条件下，企业、政府与劳动力之间博弈的均衡解就是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不足”。
第五节结论与启示
基于2001-2003年全国工业行业数据，本章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对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来看要高于劳动力要素；国有经济部门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由于资本要素过多地配置在了国有经济部门，这导致了其产出效率远低于非国有经济部门。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国有经济部门中劳动力冗员现象仍然存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仍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但这需要相关的制度作保障，其中如何实现“第三方权力最优化”从而有效保证劳动契约的正常履行，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还可以对当前的一些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在要素市场扭曲情况下，国有经济部门凭借体制优势可以获得低廉的资本进行投资。过度的投资在提高资本密集度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本的回报出现递减。而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制度的歧视下，总体上面临着投资不足的局面。依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崛起的非国有部门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无法自动地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这些企业只能被动地锁定在一些以“低、小、散”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随着劳动力供给弹性出现下降即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这些非国有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利用制度缺失，通过压低或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方式来换取利润空间。
在所有制约束条件下，我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价格在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状况，这导致了要素资源的低效率配置。
因此，打破所有制约束，促进要素市场改革，是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蔡昉，王美艳，陈兰.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经济研究，2004（4）.
［2]蔡昉，王美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的调查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5（2）.
［3]樊纲.民营金融有助提升配置效率.上海经济报，2002‐09‐21.
［4]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2000（2）.
［7]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盛仕斌，徐海.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1999（5）.
［9]史晋川.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浙江经济，2005（7）.
［10]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三版.周洪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11]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6）.
［12]杨瑞龙.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对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契约论解释.经济研究，2004（5）.
［13]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