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政策。美国有着迄今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泡泡（将一个工厂的多个排放点、一个公司下属多个工厂或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工厂群看作一个整体或泡泡）政策、补偿政策、净得政策和排污量存储政策四类政策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体系。①泡泡政策。在小于允许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泡泡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内部各个污染源的排放水平和削减水平。在泡泡内实行总量控制可以避免控制费用高的污染源的过度削减，减少污染控制的总费用，从而充分发挥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②补偿政策。在非达标地区，新、扩、改建项目必须取得相应的排污削减量以“抵消”或补偿其排放。排污削减量可以在本厂、本公司内部或在泡泡内部通过压缩原有设施排放量来获得，也可以通过许可证交易市场或储存排放削减信用的银行购买。③净得政策。净得政策是在厂区内排污净增加量并无显着增加的前提下，允许进行改建或扩建的污染源免予承担满足新污染源审查要求的负担。该政策允许污染源厂区内无论任何地方得到的排放减少信用都可以用来抵消扩建或改建部分所预计的排污增加量。④排污量存储政策。将产生的削减量以信用证的形式进行确认并存储起来留作将来使用或用于交易。该政策实质上是从法律上承认工厂企业的剩余排污权，有利于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也有利于工业部门发展新的生产工艺和低费用治理技术，并从交易中获得经济效益。
生态补偿制度。基本做法是政府从国库中给生产者支付一定的现金，以换取目标区域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以更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以土地保护为例，1956年美国政府推行土壤银行计划，鼓励农场主短期或长期退耕一部分土地，存入土壤银行；银行付给一定的利息，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1961年为减少饲料谷物的库存和产量，制订紧急饲料谷物计划，鼓励农场主停耕20%的耕地，即可以从政府取得停耕的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助；1965年进一步细化了退耕休耕的生活补贴；1985年实施“保护性储备计划”。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生态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行过一系列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旨在将高能耗、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低耗和低排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丹麦生态工业园模式〕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生态工业园。
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企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所有企业通过彼此利用“废物”而获益。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园区已成为一个包括发电厂、炼油厂、生物技术制品厂、塑料板厂、硫酸厂、水泥厂、种植业、养殖业和园艺业及卡伦堡镇供热系统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各企业之间通过利用彼此的余热、净化后的废水废气及硫、硫化钙等副产品作为原材料等，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美国循环消费模式〕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形式，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在美国，每周末，报纸和网站就刊登大量的庭院甩卖分类广告，说明庭院甩卖的地点及主要出售哪类物品等，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将对自己无用但对别人还有用的商品转让给他人，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旧货拍卖网站电子港湾（ebay）问世，并成为美国网民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在这个网站上什么都可以买卖，成交的物品极大部分是二手货。目前网民在这一网站上的月交易额已高达3亿美元。除此之外，政府为鼓励循环消费也开办了免费供企业和居民进行旧货交易的网站。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开办了加州迈克斯物资交换网站。美国循环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遍布全国的节俭商店，即旧货店。由慈善机构所办的节俭商店（旧货店）遍布全国，这些旧货店接受捐物和低价出售旧货，所得收入主要用于社会救济。
〔德国双元回收系统（DSD）模式〕德国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是循环经济运行的典型模式。1990年9月，德国95家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建立了双元回收系统，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目前共有1.6万家企业加入了DSD系统。德国自1991年开始对包装物进行分类，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有此标志的商品，表示它的包装可回收，也就是要求消费者把它放入盛包装物的分类垃圾箱，然后由回收企业进行处理。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其他一切均按市场机制运行。该系统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德国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不仅带来了资源的高效利用，产生了积极的生态效应，且为社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日本立法推进模式〕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法制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可分成三个层面：基础层面是一部基本法，即《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的两部法律：《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5部专项法：《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以上法规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了具体规定，尤其是《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法制上确定了其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原则。在法律体系的推动下，日本致力于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三大资源再生系统子系统，即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和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这三大子系统实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
〔法国行业协会推进模式〕法国市镇级机构几十年来一直有就地解决自产垃圾的传统，同时又注重加强地区、部门与行业间的协作。而对不同种类的垃圾处理，其相关行业的协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02年12月29日，法国政府将废旧轮胎列入国有强制回收项目，责令法国境内的轮胎生产与销售商自2003年起，每年投放市场多少吨新轮胎，次年必须回收吨数相等的旧轮胎，回收费用全部由生产和销售商承担。2004年3月，法国旧轮胎回收与环保协会发动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等14家生产销售商成立联营公司承包其废旧轮胎回收任务，再与100多家环保企业签约，组织协调旧轮胎的收回、分类、翻新、分解和再生材料生产，以规模化经营降低成本，实现旧轮胎回收一条龙服务。
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协调问题
〔日本〕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大国一跃而成为现在的环境保护先进大国，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起的公害治理运动功不可没。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创新发展，日本已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绿色技术，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日本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终端技术、再生技术和内部处理技术。
终端技术的特点是对产业废弃物进行处理，尽可能减少公害发生；再生技术是资源的再利用，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达到节省能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内部处理技术强调在有效利用资料的同时对产品的开发，首先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日本的终端治理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至少比欧美领先10-20年，其中包括：工厂排烟脱硫、脱硝装置、汽车尾气的净化装置等，治理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的达标率达98%-99%。
重视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意识
发达国家把对公众的环境宣传教育作为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公民具有高度环境责任感和节约能源观。
〔德国〕德国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延伸到小学、中学、大学，形成了完整的环保教育体系。通过出版有关环保节能方面的书籍和报纸，举办各种讲座和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进行环保知识普及教育等方式，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和环境责任。
〔日本〕日本文部省编辑出版的供教师使用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篇；初、高中篇；事例篇）中明确指出，日本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关心环境问题，综合地认识和理解人与人及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提高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等，形成对环境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和积极的态度，同时从保护环境的立场出发，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围绕这一目标，日本学校的生态教育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亲近自然教育，让学生对自然具有初步的感知能力。教育对象是小学低年级学生，通过让学生接触自然和亲身感受自然，使学生在体验自然的过程中了解保护自然的道理，形成对生态环境的具体认识并培养他们解决生态问题的初步能力。第二阶段是了解自然教育，加深学生对生态环境的理解。教育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通过让学生直接面对与环境相关的事物和现象，使之形成对环境的具体认识，同时指导学生养成把握事物和现象间因果关系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是保护自然教育，培养学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意识，教育对象是高中生，通过让学生综合思考和判断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合理的选择，并培养他们主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态度。
生态文明与国家竞争优势
生态文明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生态的问题，已经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制高点，日益摆上各个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同时，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危机背后，也是危中有机，谁能下出生态文明的先手棋，谁能掌握生态文明规则的制定权，谁就能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动权。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其上任之后首次中国之行。国内很多媒体用了《奥巴马剑指中国新能源市场》的标题，凸显了新能源和低碳背景下中美两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交锋状态。新能源是美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而就在奥巴马访华之前，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来华打前站时就透露，新能源将是奥巴马总统来华商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中美在新能源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美国企业打开中国的新能源市场铺平道路。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是未来真正的国家竞争力，生态的背后则充满国际利益的争夺，生态问题在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态政治。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生态经济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之中，凸显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恰恰在这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方面，生态文明的贵阳实践就更具有国家战略的分量，就更具有打造大国重器的未来意义。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感到，包括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内的一系列生态示范，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确立了生态文明话语权。不仅如此，贵阳所进行的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为在“部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下和在西方中心论的强权政治垄断下已失衡的文明世界，开启新的实践，树立新的榜样。其意义不亚于中国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之伟大和深远。生态文明作为中国梦的有机建构以及“美丽中国”所代表人类未来的、不同于西方的梦想，对于人类文明向着生态文明、均衡有序化、持续健康地发展，建设“美丽地球”，将起到重要作用。
建设生态文明夯实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问题与能源问题直接相联，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而作为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安全，生态安全又具有整体性与区域性交织、软杀伤与硬摧毁兼备、短期性与长期性并存的鲜明特征。从2014年4月15日起，中国对生态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天，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明确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由此正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体现，对于提升生态安全重要性认识、破解生态安全威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