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协助陈赓创建哈军工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坎坷的人生苦旅，浓缩着中国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梦幻与追求，奋斗与挫折，痛苦与欢乐。
一、留学德国的博士
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张述祖生于江苏南通县三姓街。父亲是稍识几个字的农民，忠厚老实，终年务农，冬闲时以织布为副业。乡间封建势力浓厚，族中长辈常受大户人家的欺负，张述祖幼时就立志读书，希望今后光大门楣。7岁时从叔祖读蒙塾，两年后，清末状元、着名近代实业家张謇先生在南通创办张氏小学校，9岁的张述祖才得以走进校门。
少年张述祖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只知埋头苦读，毅力颇强。刚入小学，名列全校倒数第三，三年后，竟名列全校第一。读到四年级，父病重不起，他是长子，被迫辍学，回家种田。不管何时何地，他身边必携带一本书，求学之心，不减分毫。
1916年，张氏高等小学成立，张述祖瞒着父母去投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母亲以家贫为由阻止他上学，张述祖答应每天晚上回家干活，这才劝说母亲放行。1918年夏毕业后，张述祖考取南通师范，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他读了不少新思潮的书，深受“读书救国”思想的影响。尽管国难家忧，却能始终如一地奋发苦读，终于在23岁时考取东南大学理科物理系。1927年夏，张述祖毕业，在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下，他听从思想进步的吴有训教授的劝说，联合一批同学到南通乡下办农民协会。
是年秋，东南大学更名中央大学，张述祖返校任物理系助教。两年后，张述祖报考江苏省的公费留欧生，他选择了科学发达的德国，特别希望学习军事科学以期对付他痛恨的日本人。谁也没有想到一介穷书生竟独占鳌头，张述祖数理基础之好，学问之精，一时在中央大学传为美谈。
1929年，张述祖来到柏林的时候，已是满地落叶的深秋时节。看到德国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科学技术，想想祖国的贫弱落后，张述祖一腔愁绪化为“科学救国”的抱负，他想学兵器技术和弹道学，或者学高电压技术，然而他过于天真，德国人怎么会允许他选择与军事有关的学科呢？几经碰壁，最后只能在柏林大学物理研究所落下脚，师从两位着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普朗克教授和纳恩斯特教授，他的研究课题是普朗克教授提出的“电压下不同浓度的电解质”。他辛苦学习和研究了三年，于1932年11月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由于两位导师都是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大才子俞大维等知名人物对张述祖刮目相看，主动联络他，邀请聚餐和一起参观工厂。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的要职，也不忘张述祖其人。
此时，日寇强占我东三省的消息传到德国，张述祖义愤填膺，他写信给江苏省政府，请求回国抗战，受到省府训斥，令其继续学习。深受刺激的张述祖反复思考，认为中国国力羸弱，科学落后是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军事科学不发达。物理学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应该改学军事科学，以便将来回国能大量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主意甫定，他便积极活动于柏林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之中，已获博士学位的张述祖总算有了一点社会地位，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馆愿意出面帮忙。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工程物理研究所，师从着名弹道学家克朗兹教授，研究弹道学。工作之余，张述祖曾为德国兵工厂解决若干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学子的才华令德国人刮目相看。在克朗兹的指导下，张述祖在内外弹道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久，他的研究论文《几个重要外弹道解法计算精度的研究比较》收入克朗兹1936年出版的专着《弹道学——补充本》之中。
认准“科学救国”的大目标，张述祖如饥似渴地钻研国防工业技术，他经常去旁听有关装甲、海军和空军的技术课程，一些专为德国军官开设而不准外国人旁听的课，如枪炮制造、弹药、坦克等，张述祖则不惜付出不菲的酬金请德国教员私下教授。1936年，他白天跑兵工厂实习，掌握国防工业的实际知识，晚上经常整理实习笔记到深夜。
勤奋刻苦的中国博士引起德国金发女郎的爱慕，邻居一位教授的千金向他暗送秋波。张述祖却故作愚钝，他的心里早有一位深爱的漂亮姑娘，她就是毕业于江苏医学院，在国内苦苦等着自己的陈德华。
中国着名的进步记者邹韬奋是张述祖的好友，1934年，邹韬奋被迫离开中国，在欧洲游历考察，在德国期间就住在张述祖的宿舍里，两人同吃同住，常促膝长谈至夜深。
张述祖不仅资助邹韬奋的旅欧经费，而且抽出时间，陪同他参观乌斯太音报业公司和一些工厂。在《韬奋全集》中，邹韬奋详细记述了在张述祖陪同下的参观经过。
张述祖深受邹韬奋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把祖国的危亡挂在心上。他参与组织中国留德学生的“抗日救国会”，任委员。
20多年后，已是哈军工科教部部长的张述祖，仍深深怀念着老友邹韬奋。一次，他领着小女儿张希秦去军工院里的书店买书，发现新版《邹韬奋文集》，喜形于色，马上阅读起来。女儿奇怪地问：“什么书让爸爸这么高兴？”张述祖怀着敬意告诉女儿：“这是邹韬奋伯伯的书，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记者。”邹韬奋的小儿子邹竞蒙是哈军工第四期学员，张述祖曾去探望，问寒问暖，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
再说留德期间的张述祖，与自费留德的曾石虞结为莫逆之交，当曾石虞经济拮据时，张述祖必慷慨相助。曾石虞后来成为着名的化学家，而命运又安排这两位老朋友共同走进哈军工。
二、报国无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述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况且纳粹党的倒行逆施早已让他厌恶至极。他中断了研究课题，打点行装，先去英国参观飞机发动机厂，随后绕道法国、意大利，由威尼斯乘船漂洋过海抵达香港，再换船去广州。当邮轮徐徐驶入宽阔的珠江口时，张述祖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拂滚烫的胸膛，心中充满游子归来的激情。
张述祖北上武汉之时，正值南京陷落，到处是逃避战火的难民潮，沿海各大学纷纷撤往大西南，师生们滞留在长江边。听说留德博士张述祖已到武汉，交通大学等几所名校争相聘任，因为中央大学是母校，又资助了最后两年的学费，张述祖决定去中央大学机械特别班担任航空发动机教授。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张述祖随学校迁往重庆，望着远去的龟蛇二山和沿江逃亡难民的悲惨呼号，张述祖和师生们无不以泪洗面。
在重庆期间，南京兵工专门学校已改名为兵工大学，张述祖被聘为该校的教授。
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量多开一些课程，呕心沥血地培养国防技术人才，以求为战胜日寇，振兴中国国防尽力。如今，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谢光选院士、化学家郭燮贤院士和弹道专家、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浦发教授、鲍廷钰教授等兵工专家，均出自张述祖的门下。
1939年秋天，苦恋了十余年的张述祖和陈德华，终于在山城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为具有扎实的兵器专业基础的专家，张述祖的理想是办一个弹道研究所，以发挥留德所学之长。回国后，他知道兵工署已经建立一个设备很好的弹道研究所，而且俞大维的意见是请张述祖担任所长。但是，张述祖没有背景，一个与国民党上层关系灵光的留德同学当了弹道研究所的所长。俞大维对张述祖被拒于弹道研究所之外而深感惋惜，他器重张述祖的才学，特地邀请张述祖担任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一职。那时抗日战火正炽，俞大维全力指挥内迁的兵工厂恢复生产，供应前线武器弹药，实在无暇他顾，他劝张述祖安心在兵工大学培养兵工人才，张述祖深感报国无门，他对老友曾石虞说：“我大概是空有抱负了，不能一展所学去研究中国的枪炮。不过我可以把我在德国学到的东西，日复一日地传授给学生们，我想或许能由青年一代去振兴我中华之军备。”每谈及政府腐败，国事日非，张述祖和在大学任教的朋友们都唏嘘不已。
1940年，兵工署成立兵工新发明评奖委员会，设办公室，俞大维聘请张述祖兼任秘书。张述祖一边教书，一边兼顾兵工署的工作，他不屑走关系，清高处世，在国民党官僚们的眼里，他是一个刻板的书呆子。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都忙着去当接收大员。1946年兵工署由重庆迁往南京，张述祖仍留在重庆，为兵工大学、重庆大学执教。1947年，蒋介石要办新制中央军校，自兼校长。美国军事顾问认为，普通科学教育很重要，要物色一位既了解普通科学又长于军事技术的学者任普通科学教育处长。经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推荐，国防部长陈诚签署了张述祖任普通科学教育处长的委任状，命令张述祖三天内到南京汤山向黄维教育长报到。四个宪兵像押解囚犯似的，把张述祖一家人带进一艘开往南京的登陆艇。上岸后，竟无人来接，一家人只好露宿街头，当了难民。两天后陈德华找到亲戚帮忙，才在中央大学附中找到栖身之所。
张述祖匆匆去汤山向黄维报到，黄维傲慢地接过委任状，劈头问道：“你是谁委任的？”他把委任状甩到地上，一顿辱骂，把张述祖赶出办公室。
不甘受辱的张述祖只得携家来到上海，凭自己在教育界的名望，他受聘在交通大学教授工程物理学，同时又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课。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连吃败仗，兵工署又找上门来，兵工大学也发来教授聘书，让张述祖承担兵工大学的教学领导职务。
当初张述祖对国民党政府尚存的一点幻想，早已经荡然无存。他除了教书，就是到曾石虞等老友家聊聊天。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大上海，张述祖尽量帮助生活困难的老朋友们在兵工大学找点兼课的差事，以贴补家用。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百万雄师过大江。5月初，大上海处于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国民党军政要员已作鸟兽散。
多年与进步人士和进步学生的交往，使张述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现在，共产党要得天下了，何去何从，张述祖在思考，在静观。但是，有一点他早已想好了，就是坚决不去台湾，也不希望兵工学校的学生们去。他宣布学校停课，教员们各自回家，等有复课消息再告诉大家。后来，国民党兵工署多次电催他乘船去台湾，硬顶是不行的，他设法敷衍兵工署，并让军方把一大木箱普通书籍先托运到台湾，以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5月中旬，解放军已经突破了蒋军上海外围防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天晚上，上海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找到张述祖的家，希望张述祖能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张述祖夫妇俩心情十分激动，回想十多年来所遭到的种种磨难和屈辱，他们绝不会再跟国民党走，共产党礼贤下士，特地登门挽留，这是张述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为了预防万一，张述祖决定先躲到朋友家中，迎候浦江的黎明。
三、海门路会议
5月27日清晨，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张述祖从朋友家回到提篮桥海门路的家中，他把沿途看到的解放军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情景告诉陈德华。这是张述祖第一次亲眼看到解放军，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这一天下午，有几个身穿土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找到门上，让张述祖全家不胜惊诧。
为首的两位是干部，年龄稍大的有三十多岁，右臂的袖管空空，垂于身体一侧。
“我叫祝榆生，”那独臂干部一口川音，语气亲切，他自我介绍道，“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干部，今天特地来拜访张教授。”他又指指年龄稍轻一点的干部说：“这位是许哨子参谋，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
陈德华忙着上茶，招呼几位不速之客。
大家寒暄一会儿，祝榆生说明来意：“张教授，我们非常高兴认识您，知道您不怕国民党的压力，拒绝去台湾，这种光明磊落、追求进步的精神可敬可佩。现在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上海军管会非常希望社会上各方面的人才都能出来工作，支持我们恢复经济建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张述祖听罢，感慨良深，他说：“敝人一介书生，在旧社会，空怀报国之志，到头来四处碰壁，只能靠教书糊口。国民党是腐败透顶了，我对它的幻想早已破灭，我从心里盼望新中国的诞生，愿为新中国效力。只是，我一个教书匠，不知干点什么才好？”
祝榆生坦诚地说：“我们知道张教授在兵工界德高望重，希望您能把留在上海的兵工界的专家们组织起来，让大家为新中国出力。”
“这绝无问题，”张述祖爽快地答应道：“我在兵工学校的朋友和学生不少，大家都闲在家里，我去找他们谈谈，如果可能，也盼军管会支持我们复校。”
“目前先把人找到，稳定人心最重要，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商量。”祝榆生和张述祖又交谈了大约1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指着许哨子说：“今后由许哨子同志作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