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的欧洲中心主义总是呈现出唯我独尊的面孔。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炮舰东来，异质文明必欲压迫、贬低、边缘化乃至取代本土文明，暴露了殖民文化的本质属性。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东方帝国猝不及防，进退失据。当有人开门揖盗，服膺种种殖民文化，是亿万人民，在乡野在民间，筑成了华夏民族最坚实的文化防线。
在这场看似力量不对等的较量中，本土文明强韧的防御纵深超乎想象。看似无组织的民间抵抗，大致呈现出如下几种状况。
一种，是对异质文明的本能抵制；
一种，是对人为破坏的软磨硬抗；
一种，是抓住机会，如改革开放到来之际的复苏与自我修复；
一种，是兼有不得已、兼有理性吸纳，在与现代外来文明的互动中有所扬弃、有所汲取。
古来礼仪存活民间，以婚礼最为隆重，以丧礼最为庄严。受到的冲击破坏虽重，但此两者保全程度较高。
仁者二人
张：一般说来，乡下农家，老屋翻新修葺，是为着安居，起造新房，多半是为儿子娶妻。
传统的父系社会，看去家族林立，其实是“表”；一家迎亲娶妇，一家送女出嫁，两个家族联姻，无疑是“里”。或者还可以这样认知：许许多多的父系家族传延，是社会构成的“经”；每个家族的女子出嫁，参与到别的家族组成新的家庭，是社会构成的“纬”。
中国的传统仁道，究竟如何解说？一说，仁者人也。仁道就是人道，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一说，仁者二人也。左边的立人，是阳爻；右边的二字，是阴爻。阴阳交合，夫妻关系，历来被看成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
结婚，在法律界定的意义上只是两个单身男女之间的事，而联姻，关乎两个家族乃至两个部族。所以，在传统的乡野社会，对儿女婚姻看得极重。娶妇迎亲，礼仪规矩也就相对繁复严谨。
儿女长大，到了婚娶年龄，把闺女嫁出去、给儿子娶回媳妇来，成了爹妈乃至祖父母辈的大事。闺女过了二十，没人上门来提亲，急得当妈的要跳井；儿子二十五六，婚事没着落，愁得当爹的要发疯。至于闺女出嫁之后，寻常难得见面，儿子娶回媳妇，即刻就要闹分家，“没儿的哭瞎眼，有儿的气破肚”，那是另一码事。
鲁：我们一茬的同学，比张老师你小将近二十岁，如今竟然也纷纷到了操心儿女婚姻的年纪，有的甚至已经当上了爷爷姥爷。也是，我二十五岁结婚，在我们河曲同学中间已经算是晚婚。咱们《黄河》副主编黄风跟我同岁，他初中毕业十四岁考上师范学校，十七岁师范毕业，十八岁结婚，十九岁生子，前三年就当上了公公，现在安安稳稳坐在那里单等着当爷爷。
转眼之间，青春已经成为一个背影，许多事情像鬓边一点一点生出的白发，也一点一点明白了。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到今天儿女日渐长成，才真正体会到父母亲当年的不易。我们命定地接过了家族种姓繁衍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循环往复，生生不已。
乡村男孩子，到十七八岁刚刚高中毕业，自己好高骛远的，家里已经开始替你考虑婚姻大事。现在想来，自己的婚姻过程，与我们在学堂里书面理解的婚姻形态大相径庭。什么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样的理念仿佛与己无关。自身进入婚姻程序之后，所谓爱情，突然变成一个非常考验想象力的事物。
在家庭操办安排之下，村里的男娶女嫁，仿佛水到渠成。那一对小人儿的主观意愿，好像无足轻重，被淹没整合进那种程序之中。
不独我家，我们那一茬同学，二十出头的时候家家开始盖新房，也就是父母给儿子准备婚房。在准备婚房之前的若干年，做母亲的更是早就已经在为未来的小家庭准备结婚用的铺盖日杂用品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大学，某一天，母亲会展示一匹被面，某一天，又会展示一条床单，然后，羊毛地毯，铜壶铜盆，每一次都要将我叫到跟前征询意见，叫你看，好，还是不好，让你说，满意，还是不满意。被这一问，闹得血涌遮面，嗫嗫嚅嚅，不知道该说什么。
婚姻大事，在乡下农家，确实不单单是个人的大事，更是家族的大事。家长那种操心费神，远远胜过婚姻当事人。
打问人家
张：乡下青年男女的婚姻状况，我看可以用得上“婚姻生态”这样的概念。婚姻当事人的自主能动性仿佛被全部遮蔽，这又实在不好用“父母包办”的贬义成语一言以蔽之。换个思维角度，父母不管儿女的婚事，放开马儿跑，给予你充分的民主自由，行不行？恐怕这中间有个度的把握问题。盖房、出资操办婚礼，包括延请媒人说合，总得家长尽责；两个年轻人见面，你们对眼不对眼，是否互相欣赏，当然是年轻人来自作主张。
莫说在我父辈之前，就我有了记忆的建国之后，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大力倡导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乡下婚姻直到如今多数还是父母出面张罗者居多。
两家结亲，成为儿女亲家，不仅牵扯到儿子闺女往后几十年的家庭和睦，并且一定会影响到两个家族的和谐往来。于是，无论男方女方，开始给儿女提叙婚姻，必然有个“打问人家”的重要任务。
打问人家，首先是显在的身份确认。比方，这家平素也是主要靠种田生计，但兼做乐户吹鼓手，兼做屠户，良善本分农家就会有考虑。当年，提起乐户，那简直比提起地富反坏还要受歧视。乐户人家的子女婚姻怎么办？在我们盂县，那就是北乡神泉村的乐户，与南乡水车湾的乐户，两个乐户家族往来攀亲。咱们谁也不必嫌弃谁。有实在穷苦的农家，给儿子说亲无法挑拣人家了，找个乐户家的闺女也罢。这家还要自我解嘲一回：哈哈，这人家、那人家，咱小子又不是和乐户过日子，不过是从人家果木上掐一朵花儿罢了！但假若神泉村的乐户胆敢把闺女这样嫁出去，水车湾的乐户会成群搭伙前来兴师问罪：你闺女嫁了外人，莫非你小子往后决心要打光棍不成？
——六十年时代变迁，婚丧娶嫁上门给人吹打赚钱的，早已不是传统乐户。那叫娱乐班，那是一门来钱的手艺。往年的歧视渐渐换作暗暗的羡慕，如同城里人对歌星的追捧。
鲁：过去乡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的社会交际半径有限，给孩子提亲，包括打问人家，媒婆媒汉成了乡村中少不得的角色。
媒婆媒汉也种地，喜好给人保媒拉纤，渐渐顶上了媒人的名头。媒人要吃这碗饭，平常就多操心。哪村谁谁家女子待字，哪村谁谁家小子当龄，心里早就有一本账。媒婆媒汉，人们概念里名声不好，说这些人巧舌如簧，哄骗钱财，戏剧舞台上被脸谱化之后，更成了青年男女婚姻不幸的始作俑者。民歌里有怨声唱道：
黑脸的婆婆黄脸的汉，
枪崩鬼媒人门上站。
媒人被诅咒成“枪崩鬼”，咒到这般田地，也够可恶。其实，生活日常中，说媒其实是一项有功德的事情，所谓“成全一对对，好活一辈辈”。保媒拉纤，成人之美，不独需要眼色活络，更要宅心仁厚，对两家人负责、对两个当事人负责，不是一般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有一位邻家大爷，毛毡匠，一生拢共说过两次媒，被老伴咒了一辈子。一次，保媒成功后，负责过黄河那面到内蒙古送财礼。半路上瞌睡，靠墙打了一盹，醒来发现带的一只羊被狼叼去一条后腿。不得已，绕道陕北古城配了两条羊后腿，再急火火往内蒙古这厢赶，紧赶慢赶已经是第二天。违了吉日已是其次，女方家挑了礼：你们口里的财礼羊就是两截子，加起来是五条腿？天底下还有五条腿的羊？这不是往活人眼里杵拳头吗？大爷是有口难辩，遭一通臭骂后脸灰灰走人。一次，保媒倒是很成功，人家敬的谢媒酒也喝过了。但圆房第二天男方就找上门来，说娶回的媳妇偏是个石女！找他后账。大爷又是有口难辩。你说他咋辩？他气咻咻回说：我用那闺女来？我知道她是个石女？
媒人频繁上门，说明这家人的人气旺，家风家道上佳。所谓“好女百家求，好儿不发愁”，也反映出家风影响之下，多半会出好子弟。
张：打问人家，除了外在的身份确认，更多的是偏重对家风门风的考察。舆论评价那家人勤俭、良善、老实、本分，那就是好人家，好门风。一家人，一个家族，能够赢得这样的评价，非常不容易，简直就是一个无价宝。家风门风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儿女婚姻，这在乡间对人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是怎样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量？
我在小说里写过宝山靠山几位堂兄弟的婚事，那说的基本上就是实情。大哥宝山，小小受苦，脊背上扛着一只驮锅子，自幼缺钙，肩膀上是一只尺数长的扁骷髅脑袋。就连锁爷都担心：哈呀，这般塑像怕是要打了光棍哩！宝山是家族的长孙，锁爷这番话语，让奶奶痛心疾首的，竟然为此病倒了。
老太太病倒，我父亲接到书信，知道老妈犯的是心病。立马回乡给宝山张罗说媳妇。根据咱的情况，我爹定下一个专找“贫家丑女”的方针。当然，女方要彩礼多少、衣装几身，也照例包在张家老六身上。大哥自然是说成媳妇，随后顺利完婚。奶奶的病，自然也不翼而飞。家族里人人夸赞老六的本领，称许老六舍得为侄儿出血，老六不敢居功，有一句话讲得诚恳：上十里，下八里，说起红崖底老张家，说起我爹占意老汉，都说那可是好人家！这个名声值多少？这岂是多少钱能买得来的？
父亲去世之后，我特别给堂兄弟们和侄儿男女提到这个话题。我爹老六名头响亮，张石山号称著名作家，算个什么？咱们老张家，足足一百年来，老辈兄弟七人，不说贫寒，脾气都能冲倒驴，都成了家；我们一辈十来座山，山头愣脑，统统不曾打了光棍，凭什么？咱们始终是在爷爷奶奶继承葆育的家族名声的庇荫之下。这才是我们家族的传家瑰宝。
“骨血倒流”与婚嫁禁忌
鲁：我曾经留心注意过老一茬人的婚姻状况。过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乡村又闭塞，但那时候人们的婚姻半径较之后来要大得多。莫说同姓，便是同村结亲的情况也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禁止同族同宗甚至同姓结亲，这是乡村社会严格尊奉的婚姻禁忌之一。同宗同族同姓结婚，我们那儿称作“骨血倒灌”，被视为乱伦。在《婚姻法》颁布之前几千年，华夏民族已经对近亲结婚的害处有所认识，而且上升到道德礼法层面。对生育繁衍的认识，怕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审视内容之一。
张：顺民，你说的“婚姻半径”，是借用的概念，还是自创的名堂？按你说的分析，这一名堂包含的应该不止是地理尺度上的半径，包括了血缘亲疏方面的半径。
我们沟里张家庄，千百年来是个张姓一家村，红崖底张家从沟里迁出来，也是红崖底村的大姓。青年男女交往，多半限定在同姓之间，即便婚姻法规定同姓出了五服可以结婚，张家古来留下的族规也绝对不能允许。我在有关《论语》的新著里，特别写了一章《同姓不婚的天才禁忌》。华夏民族血脉旺盛，绵延不绝，与这样的禁忌关系甚大。欧洲许多王族、贵族，直到中世纪还为了所谓的血统高贵，严格奉行族内或姻亲王族通婚，结果弱智、精神病层出不穷。
古书戏剧平话上，姑表结亲的例子不少。但要细说是有讲究的。比方，我的姑姑出嫁了，他有了儿子，我的堂姊妹可以接着嫁过去。属于血脉顺着外流。反过来，姑姑的闺女嫁回老张家，不被准许，因为这叫“骨血倒流”。
另外，我们这条山沟里的老张家，还有自己独特的禁忌：在全县范围，苏张两家不结亲。原来最早，苏张姑舅两家，只有张家一个男丁，两家协议，让他两头娶妻生子。此人便成了苏张两家共同的立祖。他在张家取名张汝枢，在苏家取名苏汝璋。从此两家不能结亲。这个禁忌，千年以来始终被两家后代严格遵守。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前后有二三十年，我们盂县娶回来的四川女人特别多。全县共有居民九万户，九万家庭主妇，四川妇女就有四万多。人贩子抽头赚钱贩来也罢，亲戚拉扯勾叫来也罢，姑娘们都十分乐意。她们不用像在四川背上孩子插什么双季稻，责任田里这点农活不够人家一个女人干的。天气不热，吃食不错，盂县家人性也皮实，女人们真个是乐不思蜀。
这下子婚姻半径足够大了，但起码带来了一个打听人家、了解底细的困难。我的一个堂侄，黑黑矮矮的，找了个四川姑娘，白净端庄，女方很愿意。婚后生下男孩子，却是先天遗传的肌肉进行性萎缩。百计治疗，没有痊愈的可能。有经验的大夫不问男方，单问女方。因为这种疾病遗传的特点是女性遗传，而且遗传给男孩子是显性、女孩子是隐性。那孩子聪明伶俐，自个认字画画的，四五岁上就不能自理了。活了十多岁，呼吸、心跳的肌肉都萎缩了。说来真是惨然。
鲁：延请媒人正式提亲之前，双方家长都会在心在意打听对方的“人家”。人家，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个含义丰赡的文化概念。这家人为人如何，乡评好坏，父母是否双全，祖辈是否正气，都是“人家”范畴里的内容。我们那儿，最最要紧，人们心知肚明特别要打听对方家族“酸不酸，臭不臭”——就是一定要弄明白这家人是否有狐臭。狐臭即胡臭，含义相当明白。元灭金、金灭辽，清又灭了大明朝，民族灭亡的记忆化在民俗中间隐而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