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奢谈为人民服务等于放屁；一个人不思回报桑梓，高喊热爱祖国同样等于造谣。千百年来，什么人才不是从广大的乡间走出来的？即便是近代的都会上海天津，市民上溯几代，谁个敢说自家的祖上不是来自乡村？读书种子，科举考试得中，为官为宦，从来都是家族桑梓的荣耀。高官巨贾，回乡买义田、办义学，修桥补路、造福一方，无不以还报乡里视为光宗耀祖的大善义举。
鲁：我记得你参与赵瑜策划导演的大型纪实片《内陆九三》，你写的一集专讲你父亲退休之后回村里盖房种树的情节。按说，老人家少小离家十几岁就来到太原，一直过着城市平民生活，他不应该有那么深的乡土观念。但是老人退休之后，却对生活了四五十年的城市没有多少留恋，毅然回到大山深处的红崖底，而且将几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在那些荒山荒沟里面。他老人家的这种行为，也许没有什么伟大理念支撑，就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外化。富贵还乡、回报桑梓，人过留名、光宗耀祖，他服膺的大概就是这些传统观念。多少这样的还乡游子的朴素情怀，反哺了养育自身的故土，乡土文明得以持续一定与此有关。
张：谢谢你还能记得那一集电视片。
在我的几个孩子的心目中，他们的爷爷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说起爷爷的一生经历，称之为“传奇时代”。我的父亲，他是我们红崖底老张家的功臣，建国前为了家族的兴盛、建国后为了老弟兄们脱贫，耗尽了一生的血汗。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农耕文明滋生出的人杰。晚年回乡，在他是义无反顾。外人或曰那是放着享福清闲找罪受，我看他是得其所哉。老大还乡，乡音无改，那样的文化认同，老人家身处其中优哉游哉。
当然，说到底，他一辈子经历运动无算，受尽坎坷，但骨子里发家致富、光耀家族的心一直不死不灭，老而弥坚。说起老人承包几百亩土地种树，我得多少啰唆几句。政策号召退耕还林，老农民吃够了政策朝令夕改的苦头，谁都不乐意承包荒地自己投入来植树。我爹一个在村里没有户口的人，这才有机会承包下来几百亩土地。我们父子将近二十年投入几十万，树木长成，政策下来，又要退林还耕。强令你伐掉树苗，改种庄稼。所谓成物不毁，生长茁壮的树苗砍掉，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你不愿砍树可以，几百亩林地一律按庄稼地缴纳赋税。一亩地，公粮地亩集体提留，种种税收下来得几十块钱。有那么十多年，所有土地光是税务每年要缴纳上万元。不说护林除草打药灭虫雇工等等投入，处处都要花销。
为了不死的梦想，父子俩咬紧牙关，如牛负重，到底把几万棵木材树培育成林了。光投入，不产出，任何一种经营有这样道理吗？没有道理，但事实偏偏就成了这个样子。树木长成材，又不许砍伐！几十万块钱，老父亲的无数心血，没有任何回报。
如今，农民种地不交税，种一亩地还有一亩地的国家补贴。那么，我爹所种的土地，不是一直按庄稼地纳税的吗？如今可否享受一点补贴？主管部门的人说：你拿政策来！政策是我拿得的吗？村里甚至有这样的议论：投入几十万，那是你家有钱，收不回来，那叫活该！至于地里长着的树木嘛，等着“运动”也来了，一律归公没收！
有人担心，“文革”可能重演。要我说，土改那样的诛灭地主富农的暴烈的运动，也都可能重演。“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说法何时在理论上得以澄清过？一切归公，这样的理念又何时受到过丝毫质疑呢？
鲁：说到从1945年就在解放区开始后来推进到全国的土地改革，我做了几年工夫的调查研究，我多少有点发言权。那不是简单的“平均地权”，那同时是一场以击碎乡村固有秩序为代价的土地改革运动。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我们收回农民手中私有的土地，实行集体化，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制度，而此前的土改则是苏俄初期“消灭富农”运动的中国翻版。
于是，具体到个性化的乡村记忆里，那场“翻身”运动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我上小学的时候，时兴忆苦思甜，叫来苦大仇深的老农民忆苦，说着说着就变了味。比方说，一位男性，诉说当年地主招揽长工，净麦子面蒸下几大笼馒头，谁吃得多要谁，说是不能吃哪里能下得了大苦？地主就不像农业社，他就不要懒汉二流子嘛！一位女性，诉说日子苦楚，正坐月子需要营养，婆婆从公社食堂舀回一盆菜汤来。“那个六零年呀……”哭得噎声噎气，打不起调。
“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
张：我奶奶，十六岁出嫁来到红崖底老张家，一辈子节俭度日，从来也不指望谁来白给自家一个钢镚儿。她有虎彪彪的七个儿子，指望的是儿子们个个勤劳，光景能够一天好似一天。几位伯叔，都是好受苦，但任你是三头六臂，反正农业社里干一天挣一个劳动日，年底分红两毛来钱。口粮呢，一年二百四，一天平均不到七两粮。老人至死都在疑问：是谁兴下的农业社这办法？这就不叫人过日子呀！
奶奶死于1964年，那年，农业合作化搞了将近十年。
顺民，你见过七十岁的老人大放悲声痛哭吗？“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伟大胜利接着伟大胜利，农村老百姓过得更加不是人的日子。粮食不够吃，只好掺糠，吃了过去牲口都不吃的粗糠，拉不下来，得用手往下抠粪便啊！据说，大伯长得像我没见过的爷爷，是个长脸。晚年的大伯脸子瘦成一个刀条，听说斗倒了刘少奇，大伯在我家正房炕上突然禁不住大放悲声。大伯说：六零年不是刘主席让老农民开小块地，大爷我活不出来呀！开一点荒芜的小块地，补贴一点粮食，不至于饿死，被说成是资本主义。
大伯死于1973年，那年，农业合作化搞了将近二十年。
我父亲死于公元2002年。此前，1982年，老爷子退休之后回老家，即刻请客送礼的，到底批下来一块地基，就在村边五道庙跟前。一般人不敢在那儿盖房，这地基才分给我爹。有了地基，老人雷厉风行，当年就碹起来四眼窑洞。下定决心盖房碹窑，老爷子的心思我知道。
一个，他要在村里留下一点产业。留给他的儿子，留给他的孙子。至于儿子孙子是否需要，那是另一码事。
一个，他死后要埋回老家去。他坚决拒绝火化。我的一个姨父，和我爹当年一块做地下工作的，建国后当过区长一级干部。他在老家没有房产，死后送回老家，没有地界停灵，就在五道庙跟前摆放了几天。天热，尸体腐臭，蛆虫爬了满街，落得万人所骂。我爹决意盖房，他要死得有尊严，躺在自己建造的并且在法理上属于自我私有的房子里，体体面面停灵出殡。
父亲下世也十年了。合作化，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十年。
鲁：耕者有其田，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说来真是农民的不死之梦。
我父亲的继父，当年是一个村子贫农团的成员。脾气不大好，木讷不善辞令，但总体上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会种地，零星贩葱贩蒜做些小生意。1947年土改运动过后，他兴高采烈捧回晋绥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同时得意地带回自家的成分：贫农。我奶奶听了之后简直勃然大怒：跟上人家筛锣呐喊的，心说你争回甚的荣耀来了，你丢人败兴的巴结成个贫农！咱家的日子比不上财主，还比不上谁谁谁那些讨吃要饭偷鸡摸狗的？咱家咋就跟他一样是贫农？我爷爷不善辞令，公家说贫农光荣，老婆说贫农丢人，这么深奥的问题他哪里说得清楚。这件事，成为我奶奶一辈子拿捏他的一个把柄，动不动拿出来说事。
从1947年到1954年，不过七年。爷爷好生下苦，拼命发家致富，除了土改所得二十多亩土地之外，后来名下还有了二十多亩上好的水浇地和几眼井。父亲告诉我说，到1954年，家里已经雇下一个长工，那二十多亩好地，是分批从别人那里购置的。一户是个司药的，一户是游走晋绥两岸的小买卖人，属于不会种地，但也给分了土地，荒了好几年。另外一户，是个不成事的主儿，吃喝嫖赌，把土改分得的果实一个冬天吃光耗尽，然后开始卖地。就这样，我爷爷成了一户拥有四十多亩土地的小富农，那时候叫做新富农。按当初的政策，爷爷作为发家致富的劳动英雄还被村政权表彰过一回。
1954年，我们河曲合作化。那运动谁能抗得住？分下的土地归公，没说的；自己置下的几十亩好地也归了公，我爷爷想不通。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名下的一挂车和一头牛，三天两头到饲养院看他的牛。1958年，公社化，牲畜瘦得脊梁可当刀来使唤。爷爷主动做了饲养员，一做就是二十年。到生产队终于走到尽头，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
老人家从1947年分得土地，再到1954年失去土地，到1980年初再分到责任田，其间经过了三十多年。几起几落，几变几更，到最后他都闹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爷爷把土地证和地契一直藏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他临去世之前，将土地证全部交给了我二叔。我二叔藏了好多年，知道没有用才取出来让我看。我二叔说，老人临死给他交代这些事情，说了一句话：白纸黑字，红章大印，能不算数？
张：1947年的土改运动，剥夺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包括对地富肉体消灭，同时也就消灭了自古维系乡里礼仪规矩的一个士绅阶级。到1954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掉所有农民的土地，这是消灭了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中坚：自耕农。
1953年，我爹在老家盖起新房新院之后，合作化前夕，又给老张家办了几件大事。
一件，在院子里打了个水窖，也就是旱井。红崖底自古缺水，吃水依赖老天下雨，存在旱井里。旱井的水不会腐坏，全凭深度。我家的旱井有四丈多深，井口小，肚子大，底子上能摆开八仙桌。
一件，请来匠人打了一挂新车。
一件，买了一头拉车驾辕的一岁口雄牛。
新车犍牛，车辆牛犋，后鞧、搭腰、脑环、皮具，换了全套新装备。新买的雄牛，那要好生调理，让它熟悉口令，能驾辕、能拉犁，叫做调牛。四伯刚刚调好牲口，开始合作化。有很长一段时光，不惟四伯，我们小兄弟几个也经常去饲养院看我家的牛驴。会专门喂自家的牛驴一块干粮，打柴砍草会不由自主挑一捆好草，无偿送到饲养院给自家的牲口吃点偏饭。
后来，春耕过后，牲畜在山里野牧，放牛的不经心，我家的牛遭了雷击，被惊赶着跌下悬崖摔死了。它瞪大双眼，嘴里还叼着一口嫩草。
奶奶落了泪。四伯双手捂着脸，蹲在屋檐下，泪滴扑噜扑噜打湿了膝盖头。社里给各户分牛肉，奶奶发令：你们谁也不能去分肉！咱家的人咽不下去。
广播喇叭里，有歌子欢乐高唱：
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
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得牢又牢。
农民失去了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一国人自古而然的梦想，愈加远离我们而去。
鲁：责任田并不是真正的还田于民，即便如此，农民到底依凭这点个人耕作的土地吃饱了肚子，感激政策自不待言，对那点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精心呵护，充满情感。
1982年，黄河汛期来临。甘肃上游洪水来势凶猛，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到乡村，外部信息来源只有收音机和广播，中央广播电台天天播送洪峰消息。但甘肃离我们那地方有多远？在地图上用尺子量都有二尺长，谁都不在意。四五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洪峰来临，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水漫进田里，庄稼被一点一点淹没。庄稼正在灌浆期，长得正旺。有一位邻居，上地里给庄稼追肥，到地边后水就来了，他端着盛满化肥的脸盆呆呆站在岸边，看大水一点一点吞没庄稼。忽然，他趟进能淹到大腿那样深的水里，把化肥认认真真撒进去，末了，蹲在岸上才哭起来。
张：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是多么血腥的异族杀戮。被史家吹捧的康乾盛世，也正是钳制异见诛杀读书士子的最黑暗的文字狱时代。但清朝皇帝，异族统治，没有摧毁中华道统。康熙乾隆，焚香沐浴，开始拜读伟大的经典四书五经。只要道统不灭，无论紫禁城的宝座上坐的是什么东西，中国就永远还是中国。中国，从来不是由人的肤色定义的中国。
而且，康熙主张轻徭薄赋，曾经放言“永不加赋”。我多次询问父亲，请老爷子介绍他亲历的民国的赋税情况，以及他听说的清朝的赋税制度。父亲尽他所知，给我详说一回。民国立国，没有多少改变前清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大致依循的是康熙年间所定的税率。种地纳粮，自古而然。农民认为，既然耕者有其田，缴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亩地缴多少税务呢？官家有个依律定制的铁升，一升土有多重，一亩地就收多少分量的粮食。折算成铜钱银两，和缴纳实物是一样的负担。说来果然是轻徭薄赋。
土地不是分好赖嘛，好地，土质肥沃，一升土重一些；赖地，干黄土，轻一些；砂石地，要用箩除去沙砾石块，剩下多少土，按重量缴税。这一税率从制定之日起，一直从前清到民国，没有太大变化。
固定税收，而且没有朝令夕改，农民自然会好好侍弄土地，多收一粒也是自己的。土地不怕多下粪肥，养得肥沃流油，因为这是他的地，他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后辈。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残酷杀戮之下，农民被迫异服改制，剃成那种难看至极的瓢把子发型。但过了若干年，农民就称颂康熙皇上是康熙老佛爷。农民是肯随便称颂什么混账王八蛋的吗？农民经历了明朝剥皮揎草的残暴和横征暴敛，经历了李自成张献忠的疯狂屠杀，农民在野天野地审视过了所有的皇上。谁真正多少善待一点农民，农民会永远记住谁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