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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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北京·太原(4)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础。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风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地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大厦、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姐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