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7626200000006

第6章 北京·太原(3)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宣慰。全北京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像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1946年十一岁进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小”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愈来愈多,成绩已脱颖而出。1947年十二岁念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的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像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了。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和随中央交响乐团来台,他是团中的首席双簧管,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我才跟永杰恢复了联络。永杰初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做到大学教授,我看到他们和鲁老师的合照,顿觉往事历历,恍然如昨。我侧面打听张敏英在哪里,但是没有答案,也许他们不愿把答案给我,朦胧下去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学毕业后考中学,我考了四中和师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还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从榜尾看起,愈看愈心凉,没想到状元当头的,竟是自己儿子。事实上,我的家人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实力,我从小酷爱读书,并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顾均正《少年化学实验法》一书的启迪,在小学六年级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我刻了一个木印——“李敖实验室”,保存至今,藏书中还有《化学仪器吹制法》《儿童实用科学大纲》等,也保存至今。后来离开北京,实验室没经费了,我的兴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学六年级时候,我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冶藏》等文,这是我发表文字之始,从十二岁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六十二岁,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发表资历了。

上海

(1948—1949·十三到十四岁)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个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姐、二姐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姐、四姐,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在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鳞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作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姐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