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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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口诛(1)

(1993—?五十八岁至今)

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3月26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镖”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13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的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词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死忠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服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鲍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鲍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出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含义。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两方面去进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两个大人物之间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性质有点儿像介绍人,又有点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花一番脑筋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点——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点,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点;有了晤谈的焦点,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子,也都赢了面子才好。

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身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深,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进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做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处,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出,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紧跑到校长身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露出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胸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约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爽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欢乐。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作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从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堆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做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卤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衷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

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夙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信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我去了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