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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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笔伐(2)

《自由时代》系列在郑南榕的实际主持下,最后打着李敖的旗号,真正做到了百无禁忌的言论自由。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蒋家三代的总清算,这种成绩与勇气,可谓历来所无!当时突破行动中,最有名的是连载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南榕这一举动,连我事先都不知情,最后却在封面印着“李敖总监”的声势下,冒险推出。由此一事,可见我对他如何纵容与信任,他对我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想来不胜惊叹。

江南命案后,凶手之一“小董”(董桂森)逃亡,留了一封密件给我。在1985年3月23日,由一位“许先生”出面,找到南榕。“许先生”方脸,戴眼镜,身高约一米七〇,微胖,年纪三十出头,外省口音,会说台语。他开门见山,坦白说他不姓许,有关他本人的一切,都不便相告,务请原谅。他登门拜访,只是受朋友之托,前来交付一包东西给李敖先生,托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江南命案的在逃神秘人物——“小董”。“许先生”告诉南榕说,这包东西是小董在偷渡去菲律宾前亲笔写的,小董本想留下录音带,但怕录音有误差,所以决定用手写。小董在偷渡前夜,把这文件托“许先生”转给李敖,并说由李敖自行处理。小董走后,“许先生”想直接见到李敖,但是苦无门路,所以耽误一阵。最近他看到“千秋评论”第四十二期,里头有李敖2月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郑南榕在2月里见到李敖十一次,他相信郑南榕一定可靠,所以亲自来找郑南榕,请把文件转给李敖。送走“许先生”后,南榕立刻到我家,转来密封的一包东西。我立刻决定由我写篇文章发表。两人商量好注意保密。后来听说,南榕在发排我这篇文章时,在杂志社“清场”,提前让人员下班,由他自己完稿付印,他的警觉性,由此可见。在我写稿前,南榕甚至不肯带走小董密件的影本,同时告诉我,为防这一密件的真实性出问题,那位送信的“许先生”虽然一切不便相告,但他喝了一杯水,水杯上会留下手印,可以追踪。我说我相信东西是小董写的,没问题,水杯可以洗掉,免得给送信人惹来麻烦,南榕同意我的看法,就回去把水杯洗了。这个故事,显示了郑南榕虽然刚毅木讷,学哲学的,但是极有才干,做事举重若轻,“于无声处听惊雷”,真是罕见的大将。

这种罕见的大将,在发起反国民党的“五一九绿色行动”一事上,也可看出他的才干。“五一九绿色行动”倡议之初,大家都意存观望,但郑南榕认为可行,他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元,心里还想:“这回给郑南榕买爆竹玩。”后来行动开始,把国民党闹得七荤八素,我十分佩服他。像郑南榕这种大将,国民党当然要去之而后快,所以在他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等相继而来的时候,国民党只好以康宁祥系大将张德铭控南榕讼案为借口,捕之以去。南榕被捕的第二天(1986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郑南榕落网》的大标题,广事宣传,俨然把他当作江洋大盗。清朝末年,江亢虎起而抗暴,清朝政府骂他洪水猛兽,江亢虎说,我姓江,江者,洪水也;我名亢虎,亢虎者,猛兽也。说我洪水猛兽,我真高兴呢!如今郑南榕以江洋大盗落网,乍看不伦,实乃神似。郑南榕办《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加入并推动“台湾民主党”,最后又策划“百万人签名运动”,在思想界与政治圈中不断兴风作浪,说他是此道中的江洋大盗,不亦宜乎?南榕下狱后,我亲自送十万元到他家里,给他母亲;另约南榕太太叶菊兰和邱谦城(杂志社业务负责人)到我家,面致五十万元,告诉他们:杂志赔了钱,本来与南榕讲好各赔一半的,现在由我全赔,不要南榕赔了。叶菊兰谦辞,我强她收下。南榕出狱以后,1987年2月5日,他由曾心仪访问,刊出访问记。曾心仪问他:“李敖与你的私交,大家都很了解。在你的这个案子里,很特别的,我们看到李敖对你的关心是对别人从来没有的。从你被收押起,他就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么样?”南榕答道:“李敖跟我私交非常深,我们的交往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浓如蜜。他会对我这样超乎平常对朋友的行为规范,平常朋友被抓了,他不会出庭、打点等等,他用写文章来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样。他会对我这样,是因为看得起我办杂志有格。他对其他的朋友只会做到某一个程度。”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同我的交情。在访问中,南榕又提到我批评台湾人的文章。他说:“李敖常常发表政治方面的意见,他刺伤了他现有的听众。他现有的听众大部分只见过台湾岛。行文用字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李敖在政治上的行动,他也没有放弃台湾,也没有和国民党妥协要国民党让他去美国那么大的国家。他在这里批评、批评、批评,就是他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希望这边的人他妈的比较有格调一点。”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南榕清楚知道我对台湾的感情。

本来办杂志是争取言论自由,鼓吹人权民主的,但是南榕愈办愈把重点转移了,我是不赞成台独的,于是两人便逐渐疏远了。1989年3月6日早上,他电邀我为杂志五周年写几句话,我写了《言论自由还是第一优先》一文,以“逆耳之言,以博老友们的一脸苦笑”。那次电话通了四十分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中我反复举证,告诉他台独是一种梦幻,“我们要牺牲,但是不要为梦幻的理想牺牲”。从此以后,南榕的声音,对我已是绝响了。一个月后,南榕以自焚殉道。

那年南榕坐牢之日,我由叶菊兰、邱谦城陪同,和小屯一起去看他,南榕的小女儿竹梅也一起去了,眉宇之间,似有无限深沉与哀怨。竹梅十岁时写诗说:“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我会哭,我会叫,但还是叫不回太阳。”——对小女儿而言,南榕是太阳;但对好朋友说来,南榕是孤星。正因为是孤星,所以他不屑加入民进党。南榕自焚殉道后,民进党趁机拥死人为筹码,奉他为“灵魂党员”。殊不知南榕不屑入这种党,正因为这种党的政客没有“灵魂”。他们唐突死者,无耻至此,南榕、南榕,真死不瞑目了。

南榕死后,一个说法是包围杂志社的警察们谋杀了他,这种郑南榕非自焚论,在“立法院”,由尤清、朱高正带头,就非自焚论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做文章;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辞呢!

事实上,郑南榕决心自焚殉道,早见于该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地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呜呼南榕,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我捐给南榕搞“五一九绿色行动”的十万元,来源颇为有趣。那是我告国民党“议员”郁慕明诽谤的战利品。郁慕明最后以道歉、赔款同我和解,并成为朋友。我借花献佛、“因粮于敌”,把十万元捐给党外。我交给南榕的时候,南榕说:“李先生你捐了这么多钱,整个的宣传费用,都解决啦!”后来得知参加者每人身上配贴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标志,都是“郁同志”出的钱!

郑南榕并没有钱,他办杂志的一些资金,是向我借的。他采纳邓维桢的建议,把我名字以“李敖总监”形式,单独印在每期封面上,以广招徕,为时年余之久。后来我笑谓:你晓得俞大维挂名做“国防部长”的奥妙吗?他挂名,目的就在把“副部长”蒋经国带进场,最后还政蒋氏,由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如今我干了一年多,还是由你来挂名吧。从此以后,《自由时代》系列杂志就在封面上改由郑南榕挂名了。

我自己挂名的“杂志”,除了“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月刊外,我还办过《乌鸦评论》周刊,自1988年10月1日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我不但办月刊,办周刊,还办报纸,在国民党报禁解除后,新创刊的《世界论坛报》邀我写专栏——“世论新语”。《世界论坛报》是一家低格调的烂报,只因全台湾只有一家报的发行人愿意邀我写专栏,并保障我一字不改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也就以“尔为尔,我为我”地划清界限,撒起野来了。最后发行人吃不消,大家闹翻也,绝交也,自是意料中事。如今回想,了无遗憾,但恨没有第二家烂报烂眼识人耳!不过,报禁开放后,我自己倒阴错阳差,有了一次办报的机会。有周孟禄者,学新闻出身,是高斯机的总代理,报禁解除后,他机会大好,大卖这种印报机,但回收了一些旧的印报机,堆在仓库。他想到如能把这种旧机器废物利用,以小额投资办张报纸,可能是一个好计划。因此透过海王印刷厂的张坤山介绍,以伍振环做人头,邀我合作。伍振环本是警备总部的高干,当年负责查禁过我的书,如今找上门来,我心中一边发毛,一边好笑,于是合作起来,由我包办一切言责,办了只有一大张四个版的《求是报》。这报极有特色,从不奉“中华民国”正朔到天天彩色“三点要露”臭“新闻局”,热闹万分。这报没有一个记者,只有兼任的胡基峻帮我,就每天出刊起来了。从1991年2月27日到8月20日,办了近半年,最后以曲高和寡、资金不足,以致中道崩殂。虽然周孟禄、伍振环双双被我告到法院,但我仍要公平地说,他们两人实在眼光不错——他们能找到李敖做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买卖,虽然买卖垮了官司在,但他们绝对可附李敖骥尾而青史留名。桥归桥、路归路,我虽然告他们背信罪,但仍不埋没两人的功劳。

办报期间,彭明敏来信问我是不是太辛苦了,我有回信写这一生涯:

《求是报》一办转眼两个月了,忙得没有好好回信给你。前一阵子看电视张学良说他是“很胆大妄为的”,我想我办《求是报》,也属“胆大妄为”的一种。因为按情按理按实力,我实在没有办报的财力,正因为如此,报却办了出来,除“胆大妄为”外,殊乏其他解释。

《求是报》开办以后,我个人倒还好,因为即使不办报,我也是“工作狂”,每天由早到晚忙个不停,所以办报只是忙上加忙而已。倒是跟我办报的同人,忙得人仰马翻,以致屡生“逃兵”事件,其中孟祥柯是第一叛徒,他是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这一忙,吓坏了他,乃留书出走,略谓George Santayana与阳春有约,他老孟与乡村有约云,一走了之,潇洒无比。

虽然屡生叛逃事件,但李敖是何等人,岂怕别人叛我的变,仍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何况老孟并非夏桀也乎?

老孟写文章,考究环境,他说最理想的地方是狮头山庙里,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才有灵感。他问我为何随意下笔就千言,不要靠灵感,我说妓女接客,要不要靠性欲?靠有性欲才能接客,还能干这行吗?

不管怎么责人而不责己,《求是报》办出来,可谓“恶有恶’报‘”。当年我曾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你就劝他办杂志”(这一名言,大家都忘了是我说的),如今当修正为“劝他办报纸”了。

不过,不论怎么“悔不当初”,《求是报》总算做到了一点,就是全部都是可读的东西。Oscar Wilde说,More than half of modern culture depends on what one shouldn’t read.其实台湾其他报纸不成东西比例,远超一半以上。就光凭这一点,《求是报》就是鹤立鸡群啦!

虽然理由头头是道,可是夜里3点泡在浴盆里,未免自笑。周作人打油诗说“老去无端玩古董”,我倒有点“老去无端办报纸”之感。盖办报之事,在去年10月12日以前,我一直认为对我是天方夜谭。报办成后,可好了,每天不要“跑3点半”了——每天跑夜里“12点半”了。《求是报》每天夜里4点钟由DHL快传到美国出美洲版,“12点半”,正是“‘夜’正当中”呢!

你说“每日出报,太辛苦了,但是很值得的”,多谢打气……

1991年11月1日,我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的“千秋评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办了十年,《求是报》办了半年,如今双双达成他们历史的、阶段性的使命,我决定创办《李敖求是评论》杂志,以开新猷。

《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是我五十六岁时创办的,由于我余生生命贯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几部重要小说,以及非小说的《中国思想史》等书,花在“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式的杂志上面,时间已有限制。因此我用两百页以下的月刊形式,予以掌握和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