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四十
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
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你记住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从小茶馆到德云社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接着又说是劳动节，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
当年，相声界普遍认为，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
2010年，德云社出了一点儿小小的状况，让同行们乐得都不行了。北京的同行借钱买韭菜包饺子，天津同行包苣荬菜饺子。
其实，从德云社创办至今，大部分同行都希望我们毁掉。北京相声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郭德纲之前，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安乐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现之后，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在台上再说十分钟的相声，观众不认可，他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相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2005年刚火起来的时候，相声界甚至有人希望组织一次游行，建议有关方面封杀我们。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经过十年浩劫，我们很多老艺人都去世了，相声的传授断档了。我曾经统计过，我们百分之八十五的相声艺人在三十岁之前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转到这个行业来的。他们表演个节目、录个晚会没有问题，但和卖票演出是两回事，那个需要真东西。“演出不要超过十二分钟”本是相声界的共识，但我们的出现把这一切打破了。
其实，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只是当初人们成批破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这好比有一帮人开车在一条大路上走，这时候来了批人把司机打跑了，然后把车开到麦田里了，在里面开了三十年，我只不过又把车开回到大路上而已。
这些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有这么三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件事儿是从2005年开始，相声同行们每天都听郭德纲的节目，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抄送有关部门，一趟一趟的。第二件事儿是2006年，北京相声界部分同行，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后来他们出了点儿矛盾，此事未成功。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众所周知的“反三俗”，“反三俗”没有错，低俗、庸俗、媚俗，该反。关键是不该由一帮很三俗的人来“反三俗”。
“反三俗”大会上我很感慨，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
一沾相声，寸土不让
我这个人没脾气，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跟谁瞪眼、着急、发火，这些我都没有过。谁都不容易，包括助理，包括在我们这儿干活的孩子们。比如，人家这孩子打河北农村跑到这儿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苦熬苦奔的，本来就不容易，你再天天跟他大声喊，不合适。你跟他喊的目的，无非是张扬你的个性，表现你要如何如何，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胆战心惊上。我是读书人，虽然说外界有些人把我传得跟土匪似的，但实际上我愿意是个文人，我不齿于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