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布利希会见科涅夫之时，东德警察的高层指挥官收到了第一份即将付诸实施的简要命令。8月11日，周五，东德警察负责人向这些指挥官们发出关闭柏林边界的行动代码——玫瑰行动，并指示他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凌晨，东德警察开始布设铁丝网，封闭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27英里长的边界地带，还有西柏林和东德之间69英里长的边界地带。水泥墙还要两天才能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竖立起来，但是在玫瑰行动刚启动的几个小时内，警察们站成一堵人墙，以阻止任何车辆通过具有悠久历史的勃兰登堡门，它曾经是德国统一的象征。赫鲁晓夫的铁环还把192条街道、32条火车线、8条城市轻轨线、4条地铁线和3座汽车站一分为二。在界河或界湖处，东德人后来都在水下设置障碍物，但是，在行动的头几天里，安排了水上巡逻。还有3条穿越东德、将西柏林和西德连接起来的铁路及3条高速公路并未封闭。正像科涅夫先前提醒乌布利希的一样，玫瑰行动旨在控制东德民众进入西柏林，而不是阻止西德民众进入西柏林。
行动之前，东德政府作出正式决定。8月12日白天，乌布利希在其乡村别墅召集东德部长会议，会议比原定时间提前。事实证明，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计划，直到晚上11点才达成一致——应该筑起一道墙。会议的拖延让乌布利希感到有些尴尬，部长们驱车回家时看到了苏军和东德军队的坦克，后者已经接到命令，要悄悄做好修建柏林墙的准备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如警察和铁路工人非常讨厌关闭柏林边界，他们拒绝配合。
苏联军方发往莫斯科的报告称，行动进行得几乎完美无缺。尽管边界沿线也有一些民众抵制，但是其意义被贬低了，东德人似乎把一切都控制起来。那天夜里，乌布利希的手下们从未请求过苏军提供支援。更令人满意的是，整个行动不但让西方大吃一惊，而且西方军队还待在其营房里，没有引起北约西柏林总部任何形式的警觉。
肯尼迪收到有关柏林墙的第一份报告时，刚结束周日的航海回到海厄尼斯港。边界已被关闭18个小时，让他愤怒的是，中情局和国务院驻柏林的代表事先都没有给他任何警告。但是他对赫鲁晓夫的柏林墙确实一无所知。西奥多·索伦森事后得出的结论得到总统和其密友们的认同：修筑这道墙“不合法，不道德，也没有人性，但它不是开战的理由”。很难让人承认的是——用《肯尼迪传》作者罗伯特·达莱克的话说，柏林墙可能是一个“天赐之物”。肯尼迪政府清楚，经西柏林逃出的东德人估计有350万，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逃到西柏林这块飞地的难民中心，这对赫鲁晓夫卫星国的稳定造成极大威胁。这道墙让东德人才的大量流失戛然而止，也许它还减轻了赫鲁晓夫不得不签订和平条约的压力。因此，肯尼迪唯一的回应就是重申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他立即派遣已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到西柏林，以安慰这个被分割城市的民众。克莱将军是1948～1949年向西柏林展开空运行动的英雄。一周后，肯尼迪又派了一支1600人的部队保护高速公路，以打出美国的旗帜，加强美国占领军的力量。
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艾森豪威尔的表现一样，肯尼迪也面临着同样的道德抉择。和那时一样，现在的美国总统认为，他不得不考虑社会主义集团民众的困境，以避免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肯尼迪并不认为修建柏林墙的想法可能来自于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他现在最关心的依然是苏军会困死西柏林。虽然这道新墙现在似乎排除了苏军袭击西柏林的可能，但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还很容易受到攻击。肯尼迪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不打算捣毁东德境内正在修建的这道墙。
西柏林民众的示威抗议加强了柏林墙的道德含义。清晨的忍耐让人吃惊，紧接着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抗议示威，特别是刚刚布设的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铁丝网沿线爆发许多示威。到傍晚，有3000人聚集在勃兰登门西柏林一侧。他们向东边投掷石块，东德警察则从另一侧向他们喷水。在柏林的西南角，东德警察向空中发射催泪瓦斯罐，之后又用警棍来驱散一伙愤怒的西德人，后者已经像潮水般涌入东柏林。与此同时，绝望的东德人，包括警察在内试图冲过或越过柏林墙。早上刚刚垒起来的这道墙还很不结实。
尽管柏林人感到受伤害，有一种恐惧感，但波恩的联邦政府却很快意识到：这道墙是有用的。阿登纳发表声明称，将不会切断与东德的贸易关系。只要克里姆林宫不再坚持签订和平条约，那么就不会实施令人可怕的经济制裁。甚至连阿登纳政府内部持强硬立场的国防部长都在呼吁西德民众保持冷静，“如果开枪，”他说道，“谁知道它会以哪种武器结束呢。”
西方没有作出强硬回应，赫鲁晓夫松了一口气。“或许就会爆发战争。”赫鲁晓夫说道。西方不仅不想拆掉这堵墙，而且肯尼迪、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似乎已经打消因东欧集团修建柏林墙而要立即惩罚他们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报复措施可以束之高阁。
柏林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1961年柏林危机的结束。苏联人和东德人都不认为制止住难民流就等于已经解决问题。这个8月还在提醒着苏联政府，它们要继续为最后的摊牌——签订和平条约作准备，以此向西方施加心理压力。近20年来，国外驻苏武官第一次被邀请观摩苏军演习，演习展示了装备有核弹头的实战导弹。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8月底发表的声明，称苏联计划解除其自行暂停核试验的行为。两天后，也是暂停核试验三年后，苏联在其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开始了系列核试验。
苏联人炫耀武力的行为也鼓励了东德人，后者也有自己的挑衅行为。8月22日，东德人宣布，在柏林墙两侧建立一个百米宽的无人区，并且警告西柏林居民，如果他们进入边界的百米无人带，可能会被开枪射杀。次日，东德单方面减小边界的过境点，使西方能利用的过境点从7处减少为1处，那就是弗里德利希大街上众所周知的“查理哨所”。
只要不会加剧和西方在柏林对抗的风险，苏联人准备接受额外的边界检查。然而，乌布利希的新政策涉及剥夺西方权利的事宜，事先并未得到莫斯科的批准。8月24日，苏联大使和科涅夫会见乌布利希，向他解释为何在西柏林一侧建立百米无人区是错误的。“在西柏林境内建立百米无人安全区，并允许警察对闯入无人区的人使用武力，”苏联人说，“可能会引发东德警察和西方军队之间的冲突。”次日，乌布利希发表声明，撤销安全区，并向西方保证，民主德国政府“无意干涉西柏林内部事务”。然而，他拒绝取消仅保留一个边界检查点的计划，莫斯科也容忍了这种影响不大的对抗行为。
到8月底，苏联和东德的行动都表明，其策略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苏联所有的行动当然都是经过授权的，但是，赫鲁晓夫的想法却正在发生着变化，他又回到皮聪达。和煦的阳光，与世隔绝的环境，再次激发了其想象力。
虽然赫鲁晓夫每周都在对柏林墙事件作出回应，但是，现实情况是，因为赫鲁晓夫决心要支持他一手制造的这场危机，美国对西柏林所做的军事承诺正在发生着变化。从肯尼迪7月25日讲话发表前收到的情报看，赫鲁晓夫显然并未准备扩大常规部队的集结规模，而美国总统则开始集结其常规部队。会见来访的麦克伊恩时，赫鲁晓夫想吓唬吓唬他。他强调，苏联常规部队在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具有优势，“你们向欧洲每派遣一个师，”他说道，“我们就能派出两个师。”危机伊始，赫鲁晓夫就把其5%的战争风险预测置于这种假设之上，即美国在柏林拥有如此多的武器，以至于它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只能保卫其阵地。美国一直在强化肯尼迪在讲话中提出的那些措施，这些措施也被欧洲所接受，它们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策略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米高扬估计，美国宁愿打一场常规战争，而不像赫鲁晓夫设想的那样，核时代不可能爆发常规战争。米高扬的预测似乎已被证实。
我们不可能对赫鲁晓夫进行“验尸”，以便发现其内心改变的准确原因。然而，他明白，他已经把自己逼入墙角。到8月底，他开始找借口来取消最后通牒。他仍然在梦想着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能使欧洲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但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已经证明，这种简单施压的策略并不足以让肯尼迪政府屈服。他需要新方法，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虽然数千英里之遥的赫鲁晓夫改变了其策略，但还不为人所知。当紧张局势延宕到夏末后，华盛顿笼罩着一种过分伤感的悲观主义情绪。迪安·艾奇逊给哈里·杜鲁门的信写道：“我认为今年秋天某个时候我们在柏林遭受了一场让人感到极为羞辱的失败……我希望我错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任何机会。路线已经定好，事情将会处于控制之下。”乔治·凯南——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政策的另一个外交理论家也同样感到郁闷。8月，凯南从贝尔格莱德回到美国，他在那儿任美国驻南大使。他向朋友小阿瑟·M.施莱辛格透露：“我不打算让人类的未来就这样毁在一小撮鼠目寸光的人的手中。我考虑，我余生中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我所能制止战争。”施莱辛格把这段时间形容为“离奇而又郁闷的日子”，他和凯南一样也有一种悲观主义情绪。“我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感到更加悲观，”他给一位朋友写道，“这比我1939年夏天以来的感受还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