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盛顿就应对苏联最后通牒进行辩论时，赫鲁晓夫却南下皮聪达休假，以思考柏林对局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他每年都休暑假。“我在这里工作更有效率，”赫鲁晓夫写道，“因为我的注意力不会分散到每天大量的例行工作中……我在这里能把精力集中在一些大事上。”别墅是按照其设想修建的。从别墅的大窗户和三个阳台上能看到美丽的黑海。为了让大腹便便的赫鲁晓夫锻炼身体，别墅旁边还修建一个游泳池，其奢华在苏联闻所未闻。
然而，对他来说，到7月中旬，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也难以享受到安宁。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许多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离这个国家。当年上半年，有20万人逃离东德，而仅6月一个月，就有2万人逃离。自从6月底7月初他发表最后通牒讲话以来，这个数字猛然增多。现在，逃往西柏林的东德难民流是1955年10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赫鲁晓夫在5月的主席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他清楚外逃人口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难以被代替。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因为东德的生活水平低于西方，人们纷纷逃到西方以寻求美好生活。“一种制度是否进步应当以政治标准来衡量，然而，许多人用脚作出了判断。”赫鲁晓夫说道。
来自美国的消息也让苏联领导人感到泄气。7月18日，肯尼迪总统对苏联最后备忘录正式作出回应，这份报告也送到皮聪达。它让人感到很失望。除美国政府的回应外，肯尼迪还写了一封信，把苏联的努力称为“一个谈到了和平，但却威胁要破坏和平的文件”，并建议赫鲁晓夫重新考虑西方1959年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大柏林地区实行自由选举。肯尼迪既未提到进行谈判，也未提出新建议。华盛顿要求克里姆林宫“重新考虑其方针”。
到7月的第3周，各方面情报加深了赫鲁晓夫的印象，即白宫正在设法拖延这场危机。赫鲁晓夫后来说道，最大的影响是预计华盛顿有意要利用东德形势做文章。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曾拒绝帮助东德动乱分子，那些人当时发动了一场反对东德政府的短暂动乱。但是，赫鲁晓夫还不能确定肯尼迪是否真正控制着美国政府，他相信这种可能，即本届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是一个谨慎的政府。
7月20日，从其得意门生、克格勃头子亚历山大·谢列平那里，赫鲁晓夫得知，北约准备把柏林问题当成军事问题来对待。苏联潜伏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的间谍也纷纷报告，北约决心要阻止莫斯科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那将影响其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克格勃估计，如果赫鲁晓夫继续执行其计划，西方将“准备采取那些可以威胁苏联安全的措施”。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还显示，西方正在严肃地进行军事准备，以打退任何分隔西柏林的企图。也有情报显示，西方还有政治、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制裁计划，以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其打消签订和平条约的念头。
赫鲁晓夫或许还知道肯尼迪那封写给三位西欧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内容，或者腊斯克和西欧外交部长在巴黎会谈的内容，如集结常规力量等。1960年代初，苏联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渗透令人印象深刻。如在5月，克里姆林宫就收到多份法国政府给北约的文件，文件阐述了各个国家对柏林问题的立场。同样，主席团委员也能看到西德大使和波恩往来通信的内容。
面对美国强硬的备忘录和相关情报，赫鲁晓夫断定，他将不得不为这场对抗做好准备，对抗比他预想的时间要更长，也更艰难。他已经取消军人的休假，并且重新分配了国防部的预算。但是，需要马上对东德局势采取措施。在危机的重压之下，乌布利希政权似乎将要崩溃，而且现在看来，似乎国际紧张局势要持续到当年年底。
赫鲁晓夫决定修建一道穿越柏林市中心的围墙，这个想法部分来自乌布利希的建议。维也纳峰会前夕，东德人向莫斯科表示，他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关闭穿越各区的通道，许多东德人就是从这里出逃的。在1961年，对他们来说，这件事要比签订和平条约重要得多。赫鲁晓夫早就清楚，这将是和平条约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其谈判策略穷尽之前，他一直对这一措施犹豫不决。他明白，修筑一道柏林墙将会被西方视为挑衅行为。因此，这将会让柏林问题更加复杂化。现在，他认为不能再等待西方来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
修建柏林墙的决定是赫鲁晓夫独自作出的。他负责苏联东欧集团解决德国问题的一切决策事宜，只有他能决定把这些边境控制措施与通过和平条约来孤立西柏林的策略分离开。许多人因这个决定而受到伤害，他个人要为此负责。
这个决定导致数百万德国家庭分离，事实证明，部分家庭成员甚至十年都不能相见。赫鲁晓夫的内心并未为此而感到不安。尽管他也勉强承认过这些人的动机：许多东德人让其后代在西柏林的学校接受教育，数十万工人为得到高薪而在西柏林工作。但是，他对此置之不理。对他来说，那些逃往西方的东德人并不应该像窃贼一样受到指责，他把窃贼称之为经济犯罪分子。他曾下令在苏联处死这些窃贼。然而，现在他却变得麻木不仁，这从他对柏林问题的处理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对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本应活得很好的人们抱有同情心，但是，赫鲁晓夫对这些个体却并没有人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威胁了他的计划。正是这种专制独裁造成的盲区使他无法理解人类自由的概念。
苏联在东德的驻军及东德内政部收到命令，他们要共同制定一个控制“大柏林地区”的计划，其中包括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地区。计划强调：“除非持有特殊许可令，任何东德居民进出西柏林将被视为非法。”7月21日，计划被驻东德苏军负责人批准，但它并不涉及政治事务。一旦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签订和平条约，莫斯科就要把现有职责全部移交东德，这些措施就将生效。乍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是那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早一点实施该计划。现在需要的只是作出一个修建柏林墙的政治决定。
赫鲁晓夫想在8月初让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来正式作出这个决定。主席团在6月底就决定，8月3日召开华约成员国会议讨论柏林局势。7月第3周，葛罗米柯草拟了会议议程，并准备发出会议邀请，会议将讨论关闭柏林地区边境事宜。赫鲁晓夫强调对此要高度保密，任何泄密行为都可能会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只有乌布利希事先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而其他华约国家领导人在8月3日抵达莫斯科后才被告知。赫鲁晓夫要求在7月26日发出会议邀请。
7月25日，华盛顿出现一波杂音。《纽约时报》预测，肯尼迪即将发表的讲话将是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这次演说，”《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观察道，“将不仅为柏林，而且也为整个‘冷战’前线展开一种新的、灵活的策略。”连日来，报纸上出现许多有关这次讲话的传言，预计肯尼迪将针锋相对，来回应赫鲁晓夫的威胁，以表明美国的决心。
西奥多·索伦森是肯尼迪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那天上午，他到总统在白宫的住所，给他带去一份初稿。他发现总统靠在床上，用一块发热垫支撑着受伤的后背。肯尼迪正在最后一次润色演讲稿。他在最后添上了一段非常个性化的文字，“当我竞选美国总统时，”他用近乎潦草的笔迹写道，“我知道这个国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不能认识到——任何人也不能认识到——谁承受不了这些总统的重任，这些任务非常繁重、繁多……在以后的几天，几个星期，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请求你们给予指点。如果你认为我们能做得更好，我会请你提出具体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会竭尽全力服务于这个国家。”
肯尼迪添加的这些内容很难得地承认，一个男子汉认为领导人需要冷静和超然的素质。估计有5000万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收看、收听了这次讲话，总统的局促不安将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而除过其家庭成员，肯尼迪通常会把他的这种局促不安深深地掩藏起来。6个月前，这个人还曾信心十足地说，要承担任何重担，而他将要承认自己是脆弱的。是的，他将要承受这个重任，但是，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这位总统之前说过的话，以及之后在危机四伏时期所说的许多话，都不像这些话一样感染人。
事实证明，发表这次讲话和写演讲稿一样困难。虽然广播被延后到晚上十点，这个时候至少东部沿海地区的儿童都将进入梦乡，但那天夜里，7月的华盛顿热度依旧不减。1960年代初，空调还很少见，噪声特别大。总统的电视制作人认为他们不得不把椭圆办公室唯一的一台空调关了。报道这次讲话的记者描述道，这里“就像一个火炉”。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正在忍受着高温的折磨，看到肯尼迪不停地擦额头，他们的结论是，总统太紧张了，而这又大大增强了讲话的效果。“从未像以前一样，（西柏林）现在已经变成西方勇气和意志的最大试验场，变成了一个我们神圣的承诺……和苏联的野心交会、对抗的中心。”肯尼迪告诉美国人民。如果对肯尼迪为这场试验是否做好准备还有疑问的话，他补充道，“我听说，有个说法，在军事上，西柏林难以防守，巴斯托涅（比利时南部的一座小城，距布鲁塞尔约140公里。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美军在此与德军进行过一场殊死之战，美军伤亡76890人，德军更是高达约12万人。这一仗，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译者注）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同样如此。如果男子汉——勇敢的男子汉想要守住它，任何一个危险的地方都能守得住。”
“肯尼迪已经对苏联宣布进入战争准备状态。”赫鲁晓夫对约翰·J.麦克罗伊咆哮道。麦克罗伊是肯尼迪裁军问题特别顾问，赫鲁晓夫请他到皮聪达，以便能亲自对美国预期的回应作出直接反应。对赫鲁晓夫来说，麦克罗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二战期间麦克罗伊曾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杜鲁门政府时期曾任美国德国占领区高级专员。但是，1961年7月中旬他到苏联并非为讨论德国问题。当7月25日意外收到赫鲁晓夫会面的邀请时，他正率领着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和苏方讨论军备控制问题。因此，麦克罗伊是第一个感受到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柏林讲话不满的西方人。
尽管麦克罗伊从未暗示过这种感受，但是在美国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肯尼迪的讲话更加坚定了赫鲁晓夫修建柏林墙的决心。7月26日，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东德大使，要他告诉乌布利希，据他判断，“现在我们不得不利用紧张的国际关系，以便用一个铁环把柏林包围起来。一定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完成这个任务。”赫鲁晓夫解释道，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他看来，要采取单边行动来制止难民流动。这将是一次联合行动，“我们的部队负责筑墙，你们的部队负责控制这道墙。”他要苏联大使告诉乌布利希。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气氛下，东德人或许会对苏联人修建柏林墙产生忧虑，为了纾解其忧虑，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大使向乌布利希保证，“我们正在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它把我们拖入战争，那么，我们就会迎战。”
赫鲁晓夫当过工程师，对修建这道墙的细节问题非常感兴趣。他指示苏联大使，并给他送去刚刚由东德人和苏联军队制订的修建计划。要求乌布利希估算出工程需要的时间。赫鲁晓夫也想在华沙条约组织的会议上看看乌布利希要说些什么。他想要东德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就为何要修建这道铁环的问题首先向其他国家领导人作出解释。
次日，赫鲁晓夫收到乌布利希的回复。回答既简洁又充满热情，“这是个好办法！”乌布利希兴奋地说道。他继续向苏联政府作出保证，这个决定一旦作出，只要8天时间就可为封闭东西柏林边境、加强对柏林的控制做好所有准备工作。赫鲁晓夫特别关心跨越边境的运输系统，如铁路和地铁。东德人向他保证，关闭这些运输系统也只需要4～6周。第一天，将在所有过境点布置警力，一段时间后，警力将会被有形障碍物取代。
7月26日麦克罗伊离开皮聪达后，赫鲁晓夫花了几天时间视察乌克兰的农场。7月31日，他将回到莫斯科去见乌布利希。东德领导人将先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领导人抵达莫斯科，以便和赫鲁晓夫确定有关计划。尽管乌布利希松了一口气，但他又萌生出过去的那些忧虑，如担心西方将会对东德和苏联的任何挑衅行为作出回应，就像1960年11月东德人担心西方实施经济制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