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赫鲁晓夫的冷战策略出现了一次大逆转。它是以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抵达美国开始的。1936年，作为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米高扬首次访问美国。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美国。那一次，名义上是研究美国的罐头技术，虽然人人都知道，访美旨在试探美国政府和人民如何看待苏联和斯大林。1959年的访问同样史无前例，虽然这一次米高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从美国或美国人那里学些东西。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政府高官，米高扬此行要解释为什么柏林对克里姆林宫如此重要，以缓和大国间的紧张局势。
此行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尽管没有一个白宫官员或其他官员理解米高扬访问的意义。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央情报局——它在克里姆林宫里没有任何间谍或窃听设施，都不知道此次访问之前苏联高层发生的权力之争，也不知道米高扬就是反对派的领袖，在柏林政策的制订上，他们冲淡了赫鲁晓夫的个人看法。
此前，米高扬一直在努力软化赫鲁晓夫的立场，现在他也希望能软化西方对苏联意图的解读。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其实现这个目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米高扬被安排和美国总统、国务卿进行了不公开的会谈。会谈中，米高扬极其坦率地描述了苏联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想法。他解释道，苏联领导人是务实的。他列举了克里姆林宫和埃及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莫斯科对纳赛尔拘押共产党员的行为非常清楚，但是，苏联和埃及所拥有的共同利益，让这种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
1958年底，他成功地淡化了赫鲁晓夫激进的柏林政策，米高扬不是在单打独斗，他不得不听从主席团的指示，为此，他随身带了一份苏联柏林政策的外交备忘录，那份文件反映了11月底所达成的妥协立场。但是，他还是尽其所能，向其主人透露道，在柏林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有一些人比赫鲁晓夫更有耐心。他一再强调，赫鲁晓夫11月27日的照会不是最后通牒，尽管他承认，他不能轻易取消设定的最后期限。
米高扬试图超越双方间的争论，让柏林问题得以解决。但对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态度，他缺乏一种直感。尽管在柏林问题上，他是克里姆林宫鸽派的代表，然而，在策略的灵活性上，他还显得有些僵硬。他要和美国领导人会谈以达成共识，然而，这对他是一种限制。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东柏林和西柏林应该一视同仁。在米高扬的意识里，东柏林自然属于东德，而西柏林则不属于西德，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东德境内。因此，他可以断言，东德人有权宣布柏林把苏占区作为其首都，而阿登纳则无权控制这座城市的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同时，对华盛顿向西柏林所做的承诺，米高扬也了解不深。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批判斯大林在国际政治方面所犯的错误，他清楚，1948～1949年封锁柏林的合法性让柏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米高扬不知道，美国领导人对自由城市概念的理解是，他们要放弃西柏林的居民。
因此，米高扬为其美国主人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的信息。是的，没有最后通牒。然而，当又被问及苏联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等多长时间时，米高扬的回答却颇令人失望：他敦促美国人严肃看待双边谈判的必要性，声称6个月是“谈判的一个合理期限”。在美国人看来，他的话尽管听上去很悦耳，却和最后通牒一样令人生畏。
其结果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发现，在这次访问中，和蔼可亲的米高扬并没有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我希望他是要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结果不是这样。”米高扬想揭示苏联曲折的柏林政策背后的东西，但这种努力显得毫无作用。有些人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约翰已经是其父亲艾森豪威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约翰对这位苏联主席团二号重要人物的描绘是，他就像一个站在“肉铺柜台后面的人”。小艾森豪威尔也怀疑，这位看似普通的家伙有一个隐秘的计划。“可能派他来是要把水搅得更浑。”后来他这样写道。
三周后，米高扬从美国回到莫斯科。对他的欢迎却是另一番景象。赫鲁晓夫已经克服了在柏林问题辩论中所遭受的挫折，他称这次访问是“有意义的”，“对我们有利的”。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首先，苏联的代表受到了美国人的重视。主席团委员访问白宫史无前例。克里姆林宫清楚，新闻自由从未起过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对美国报纸对这次访问的密切报道印象深刻，报道似乎也在吹嘘米高扬致力于启动一次有关柏林问题的严肃谈判。然而，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人却并没有作出承诺。似乎华盛顿充其量不过是对外交部长的会谈有些兴趣，但艾森豪威尔仍然坚决反对举行一次高峰会谈，对其保持西柏林现状的承诺毫不动摇。然而，苏联领导层自己却相信，正在继续朝着外交解决的设想进展。
“现在不需要勉强举行一次峰会。”在米高扬回国后的一次主席团全体委员会议上，赫鲁晓夫宣称。如果西方建议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准备让苏联参加外交部长层级的会谈，他期待这样的会谈最终将会“使包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在内的设想合法化”。米高扬现在被允许做那些访美期间一直想做而未被正式授权的事情。赫鲁晓夫建议，那天下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米高扬可以暗示，5月27日的最后期限也许会被延长。如果德国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当然，赫鲁晓夫准备亲自参加谈判，但是，米高扬已经赢得了这个权力，即由他来正式软化最后通牒。
米高扬回国后，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委员所做的发言表明，他正在理清他对柏林危机的思考，要把原则性要求和那些可以放弃的东西区分开。
仿效米高扬的访问，赫鲁晓夫开始产生一些想法：妥协也许更会引起西方的谈判兴趣。现在，他准备向北约作出保证，西方军队可以继续驻扎在西柏林，只要不扩大其军队规模或者不增加武器装备。从一月向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散发的和平条约草案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先前的草案声称，在和平条约缔结一年内，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离开德国。
对赫鲁晓夫来说，至少要保留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他认为，东德的保留取决于东段边界的正常化，东段边界是二战结束后几个大国作出的决定，但还缺乏一个和约的承诺。同时，这也取决于消除北约侵犯东德主权的能力。现在的柏林有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其中最让苏联领导人头痛的就是战后西方盟国拥有不经东德许可就可飞入西柏林的特权。如果让三个西方盟国的这条空中走廊一直存在，任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都不可接受。赫鲁晓夫对领空问题非常敏感。他痛恨美国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因为这些飞行说明苏联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也会招致西方的进攻。同样，盟国飞机进入西柏林也让东德处于其监视之下。然而，即使涉及领空问题，赫鲁晓夫也向其他苏联领导人表明，愿意就一种可以控制的领空飞越形式进行谈判。如果西方飞机首先降落在东德的机场，那么，要检查其乘客的签证，然后，这些飞机可继续飞向西柏林。
赫鲁晓夫认为，在柏林和两德未来问题的谈判上，这些让步会促使西方的谈判者作出某种表示。为什么北约要反对他们？如果西方不想让西柏林成为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或者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要把柏林交给阿登纳，赫鲁晓夫认为，那么，他的计划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未来的关切。因为低估了进入西柏林的权利对西方大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赫鲁晓夫预计，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适当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他要提出这些计划。
1956年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英国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访问，这是他们第一次对一个北约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访问结束时，两位苏联领导人邀请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回访莫斯科。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干涉，让艾登丢掉了首相职位，但是，这个邀请对其继任者麦克米伦首相仍然有效，他也渴望访问莫斯科。1959年初，麦克米伦面临着严峻的竞选挑战，而且英国公众也非常关注柏林问题。因此，麦克米伦认为需要访问莫斯科。当米高扬将要结束美国之行时，他向莫斯科带话，他认为访问的时机到了。
麦克米伦提出访问的时机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机会，他要借机验证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莫斯科对英国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访问被安排在二月中旬。
麦克米伦急于会见赫鲁晓夫，而此举并不受华盛顿的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英国或许会在莫斯科受到伤害。杜勒斯国务卿也有这种担心，他已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但只要身体允许，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这位美国人回忆道，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时任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表现得反复无常。危机伊始就显示出其鲁莽，在1956年的一次会见中，他告诉杜勒斯，“如果现在我们被俄国的炸弹摧毁，那也要胜过因为失去我们海外的全部利益而造成的软弱”。但是，当英国公众和美国政府不支持英法军事干预明朗化时，最终在内阁中反对艾登的正是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急于要赢得1959年的大选，以至于在引诱之下，他也许会在西方抵制柏林的问题上示弱。考虑到这种情况，杜勒斯在二月初到伦敦为他打气。
麦克米伦确实在考虑那些可以以西方盟国名义向苏联人提出的计划。在和杜勒斯的会见中，他建议，北约也许要提出一个缩减其在中欧驻军的计划，这和苏联一度提出的建议颇为相似。他还主张英国或许要考虑以某种形式来承认东德。无论对杜勒斯还是艾森豪威尔来说，麦克米伦都走得太远了，尽管如此，麦克米伦至少不会提出西方国家从西柏林撤军的方案。
杜勒斯的英国之行并没有完全打消美国的关切，即一旦麦克米伦抵达莫斯科，北约在柏林未来问题上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将面临着瓦解。美国政府全然没有意识到莫斯科的基调正在发生变化，1月24日，米高扬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它没有意识到讲话的重要性，也完全忽视了麦克米伦作为北约旗手的能力。美国政府决意要破坏英国首相的这次小型峰会。麦克米伦临行前，美国向苏联人发出一份刺耳的外交照会，再次声明，西方大国“毫无选择，只能再次声明，他们保留这个权利，即利用所有适当的措施来维持通往柏林占领区的交通”。这份外交照会是华盛顿对苏联人一月提出的和平条约草案的正式回应。因为没有提出任何选择方案，这表明，美国政府完全不同意苏联人的立场。华盛顿所关心的是，中欧的紧张局势只能怪苏联人自己。苏联拒绝承认东德人民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柏林问题上，又试图单方面放弃其答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这是造成中欧困境的主要原因。为了安抚国际舆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实也提出了举行四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如果华盛顿旨在破坏麦克米伦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实质性会谈，让苏联领导层不再作出更多的政治让步，那么，这份外交照会确实达到了目的。照会激怒了赫鲁晓夫，以至于他放弃了要在英国首相来访之时验证其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任何想法。到现在为止，在自尊心的驱使下，赫鲁晓夫要采用让步的策略来达到其在柏林问题上的目的。如果他认为西方尊重他，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可能会得到满足，那么，苏联的立场就会被软化。相反，如果他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苏联的立场就会强硬起来，尽管要在国际安全方面付出代价。美国拒绝回应苏联冗长的和平条约草案，也没有在解决柏林问题上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这让想依靠传统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赫鲁晓夫感到愤怒。11月，他原本想坚持一种全面对抗的姿态，但是，米高扬却劝说试试外交手段。然而，美国外交照会实际上拒绝了他，赫鲁晓夫的斗志被激发了。
原来认为麦克米伦的访问是外交解决柏林危机的下一步措施，现在，对两位领导人来说，这却是一件尴尬事。英国首相抵达莫斯科前数小时，赫鲁晓夫在星期六召开了主席团特别会议，决定取消计划中的让步想法，而要坚持强硬立场。
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发现，他的观点不同于外交部长和米高扬。他拒绝接受外交部的建议，即莫斯科积极回应美国提出的四国外长会议。如果莫斯科作出回应，他认为，西方国家“将会认为俄国人在退让”。从外交照会上根本就看不出西方的立场将会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还要同意参加他们建议的外长会议？赫鲁晓夫告诫主席团，“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冻结起来，他们正在把我们拖入绝路。”他说道，他的意思是西方正在逼着莫斯科要采取一种挑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