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14日，赫鲁晓夫被一个消息唤醒了。三年来，苏联一直致力于加强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今天终于产生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这几乎可以说是赫鲁晓夫一手促成的。那天早上5点30分，一伙军官冲入巴格达王宫，推翻了国王的统治，总理赛义德逃出首都。由卡希姆将军领导的新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奉行中立外交政策。这终结了巴格达与英国及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对此，赫鲁晓夫并不吃惊。他相信，卡希姆和纳赛尔的崛起是西方从第三世界退出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他并没有预料到伊拉克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快。
纳赛尔是赫鲁晓夫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他刚刚访问过莫斯科，但并没有让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来期待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会发生政变。确实，来自开罗的消息还正好相反。在4月和5月的会谈中，埃及领导人一直在抱怨赫鲁晓夫对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政策步伐过于缓慢，并且特意指出保守的伊拉克是一大障碍。他预言道：“帝国主义将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给我们制造困难，策划各种挑衅活动……为此，会利用以色列、伊拉克和约旦这些国家。”巴格达陷于两派势力的斗争之中，一派是纳赛尔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另一派是英国支持的力量。纳赛尔充其量不过是对巴格达的绝境做了一个不幸的预言。他还不敢预言那里随时会爆发一场民族主义革命。
赫鲁晓夫自己的消息来源也没有告诉他更多的信息。这场政变发生之前，苏联对卡希姆所知甚少。但莫斯科知道，1956年卡希姆曾和伊拉克共产党达成一项共识。卡希姆及其在伊拉克军队中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策划，要把费萨尔王朝和伊拉克的保守政府赶下台。克里姆林宫甚至听说，卡希姆把自己视为一个共产党员。
然而，各种信息都不完整，以至于不能得出有关卡希姆的任何可靠结论。伊拉克从未接近过苏联的代表要求援助。因此，听到巴格达的消息后，虽然这次革命毫无疑问地向进步政权靠近了一步，但赫鲁晓夫还是怀疑它不是共产主义一方的胜利。纳赛尔对苏联友好，然而却不是一位共产党人。近来赫鲁晓夫和他有过接触，这让他有理由怀疑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明星人物。2月，纳赛尔把叙利亚并入埃及以成立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叙利亚前政府一直对苏联友好，甚至容忍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统一让一切都发生改变。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担心处在一个由埃及支配的新政权下并不安全，不得不迅速逃离这个国家。同样的事也许会在伊拉克发生。有人已经在说，卡希姆想让伊拉克也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员。
不管卡希姆是否会对伊拉克的共产党有用，赫鲁晓夫很快便知道，伊拉克局势的惊人发展特别有利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场革命改变了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次考验。伊拉克不但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它也是1957年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喝彩的两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我们能设想一个没有巴格达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吗？”赫鲁晓夫若有所思道，“单单这个因素就足以让杜勒斯精神失常。”
当然，赫鲁晓夫所关心的并不是杜勒斯的精神失常。来自巴格达的消息又有了一种不同的忧虑。美国不可能这样毫无作为地接受伊拉克的新局势。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包含一种誓言，那就是向任何遭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侵略的阿拉伯受害国家提供援助。即使莫斯科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没有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赫鲁晓夫仍然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中东国家脱离西方，那么，艾森豪威尔就会表态，要进行军事干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首次试验取得了成功，他也从中获得了一些自信心。1957年10月，苏联人在南部边境一带集结部队，以阻止美国的盟友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入侵是为了报复大马士革决定和克里姆林宫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土耳其没有入侵叙利亚，赫鲁晓夫意识到，这说明，如果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威胁，那么美国的盟友，甚至美国自己也不会干预莫斯科的中东盟友。
即使如此，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帮助伊拉克，他也没有理由利用伊拉克来挑衅艾森豪威尔。这场革命对苏联的现行政策也是一个挑战。克里姆林宫已经发誓要保护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是否也应该同样保护伊拉克？赫鲁晓夫希望避免那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作出决定的局势发生。1957年秋，他提出建立一个由莫斯科领导的中东地区防卫联盟的建议未能得到主席团的支持。从这次经历中，他明白，要想把苏联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伊拉克，还要对主席团委员做更多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要让赫鲁晓夫停下来，看看如何面对伊拉克局势。这场革命发生之时，恰逢他在处理另外一个地区的迫切问题。就军事援助和未来的联合合作计划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谈判，谈判遇到了意外的困难。苏联的声明和毛泽东鲜明的怀疑精神交织在一起，让北京产生一种强烈的、痛苦的对抗情绪。赫鲁晓夫预计，未来几天内他将不得不亲自会见中国领导人，会见地点或许在北京。
在华盛顿，来自伊拉克的消息让人有种警觉，还有些许绝望。“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革命的高发时期。”中情局用一句话做了结论，这个结论也正好触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痛处。从广义上来推断，卡希姆是纳赛尔的一个傀儡，或者至少是得到过埃及的特别帮助才坐到现在的位置上。华盛顿也看到了伊拉克革命中克里姆林宫伸出的那只手。艾森豪威尔声明，在波斯湾地区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克里姆林宫引导下，由埃及煽动起来的”，这表达了多数美国官员的看法。
失去伊拉克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感到特别麻烦。1954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满足于由英国和土耳其、伊拉克合作建立起的这个反苏地区组织。选择巴格达作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总部透露出西方的设想，即伊拉克非常稳定，它可以起到支柱作用，以抵抗那些软弱的阿拉伯国家中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现在随着这个地区支柱的明显消失，对华盛顿来说，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似乎将要被唤起，他们会毁灭约旦、黎巴嫩、科威特业已建立的政权，可能还有沙特阿拉伯。唯一可靠的阻力似乎就是西方的决心了，西方决心要援助那些政府，以遏制纳赛尔主义的浪潮。
7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29分，福斯特·杜勒斯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黎巴嫩的夏蒙政府要求美国予以军事援助。黎巴嫩是另一个一直公开投入艾森豪威尔主义怀抱的阿拉伯国家。夏蒙领导着一个软弱的亲西方政府。1956年总统大选中，凭借中情局的策划，夏蒙才在议会派别斗争中取得了势不可挡的胜利。尽管如此，夏蒙并不是一个顺从的代理人。1952年，担任总统的夏蒙领导着一支势单力孤的天主教多数派。他曾同时许诺支持者和反对者，只担任一届总统。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任期届满之时，他却无意退位。这个国家陷入内战之中，夏蒙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人数庞大的穆斯林。几个月以来，为了反对黎巴嫩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华盛顿一直在设法劝说他退位。
伊拉克革命之前，夏蒙不妥协的做法就让华盛顿面临着颇为不快的抉择。为了谋求连任，绝望之中，这位黎巴嫩总统请求美国在5月予以军事支援。尽管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来保护夏蒙，但出于这种担心，即黎巴嫩可能会加入纳赛尔阵营，或者更糟的是，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开始考虑在这种意外情况下立即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计划。早在1957年10月土耳其和叙利亚关系紧张之时，美国陆军参谋部就开始制定英美联合干预以援助黎巴嫩和约旦的计划。尽管已经下达了这项紧急情况计划，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愿意考虑选择军事干预的方式以稳定黎巴嫩的局势。但是，他也相信别无选择。被截获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主要反对派之间的通信情报也显示，纳赛尔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以武器和金钱资助夏蒙反对派的漩涡之中。当这场危机在春天进一步恶化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经常可以听到对惹麻烦的黎巴嫩人的抱怨声。“你怎么才能把一个国家从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拯救出来？”艾森豪威尔愤怒地大声喊道。
然而，随着伊拉克形势的惊人转变，艾森豪威尔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劝说来让他发动任期内的第一次军事干预。黎巴嫩的请求为展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提供了机会，“要避免我们整个安全体系的崩溃”。这件事不再是处理夏蒙问题的合适方法，艾森豪威尔现在担心的是，伊拉克只是背叛美国的一波浪潮的开始。“约旦不能坚持下去。”艾森豪威尔警告道，他的感觉是，如果黎巴嫩倒下，那么，以色列的东部邻国——约旦王国也将是下一个倒向纳赛尔一边的国家。
7月14日中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直接在黎巴嫩采取行动的倾向变成了政策。他告诉其顾问们：“要么我们现在行动，要么滚出中东。”他对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感到很激动，并对此做了一些类比，以解释为什么毫无选择而只能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他回忆了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所采取的错误的绥靖政策。他也把中东不利的结局和美国在冷战中遭遇的最大失败——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因为无所作为而失去这个地区，”他说道，“远比在中国的失败要糟糕得多，因为中东的战略地位和资源更为重要。”
顾问们不需要劝说他，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他决心要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之前，艾伦·杜勒斯就已经描绘出一幅不祥的中东形势图。尽管中情局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纳赛尔就是这场政变的“挑头者”，但毫无疑问，这个新政府是由伊拉克军方有着“亲纳赛尔”的人领导的。对任何亲西方的反抗者来说，前景都是暗淡的。伊拉克王子已被证实死亡，费萨尔国王和赛义德已经和48个“已经被迫退休的”伊拉克军官一同消失了。在约旦，侯赛因国王最近刚刚粉碎了一次纳赛尔分子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他声明，因为其表弟、伊拉克费萨尔国王失踪，由他来领导阿拉伯联盟。这是一年前为对抗纳赛尔的埃及—叙利亚联盟而成立的一个伊拉克—约旦条约组织。沙特国王也威胁道，如果西方不来干预，从而推翻伊拉克的新政权，他也要寻求和纳赛尔改善关系。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科威特可能也会倒下。中情局长报告称，科威特领导人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纳赛尔谈判，或许这是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第一步。当美国国家安全小组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将会搅起中东的反西方情绪时，仍然有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激怒阿拉伯民众更大。
艾森豪威尔还不知道，为稳定局势，美国将会走多远。除下令在贝鲁特部署美国军队外，他还没有从事其他行动的直接计划。但是，就像那天上午对国家安全小组所承认的，以及那天晚些时候向国会领导人所做的解释一样，他知道，在中东地区可能要做许多工作。伊拉克新政权可能会破坏油井，而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也显得犹豫不决，这都加深了对北约失去主要原油供应地的忧虑。艾森豪威尔认为，一旦伊拉克新政权的地位得到稳固，它将会谋求损害西方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这些看上去即将发生，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干预也将超出黎巴嫩一国的范围。
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还没有就干预黎巴嫩之后的计划达成一致。赫鲁晓夫早就料到，杜勒斯国务卿会对这些事件予以特别关注。福斯特·杜勒斯和尼克松副总统都希望巴格达的这场革命能被颠覆。对于军事解决，尼克松知道的比杜勒斯更多，后者想看看在放弃美国情报部门支持的反政变计划之前，那些可靠的亲西方的伊拉克领导人是否都已经离开。但是，两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和英国一道作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准备，以占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油田，保护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顾问们最初显得颇为谨慎，看到英法两国两年前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遭遇，他们不想让美国染上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一场不受欢迎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的色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主张采取一项混合军事策略，将美国的行动限定在黎巴嫩范围内，而其他国家则承担其各自的军事干预行动。英国可以进入伊拉克和科威特，因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有着特殊利益。以色列人将会被鼓励进入约旦河西岸，土耳其则要进入叙利亚。美国军方显然不愿意进行一种小规模的常规军事冲突，这激怒了国务卿。“他们只考虑扔原子弹，”杜勒斯告诉尼克松，“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