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登下决心的背后还有一些痛苦的教训。近年来，对英国首相来说，纳赛尔纯粹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1954年，当他就任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时，艾登不顾他所在的保守党强硬派的反对，冒险谈判把英军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基地撤出。此后，英国保守党中的反对派把纳赛尔的每一个行为都归咎于艾登对他的错误判断。就像艾登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所得出的结论，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并没有导致艾登来寻求那些老旧的反对派的同意，但是这确实让他把纳赛尔的行为视为是一种个人的背叛。1955年9月与苏联的武器交易事件让艾登大吃一惊。稍后几个月，约旦决定对侯赛因国王军队中的英国指挥官开火的事件，都与纳赛尔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有关，这对艾登的中东政策也是一种打击。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艾登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迅速而又严厉地对付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踩在我们的气管上。”当伊拉克人和其他参加晚宴的客人离开后，艾登在随后召开的核心成员紧急会议上这样说道。首相仍然系着出席国宴的白色领带，显得充满自信和坚决。他邀请英军总参谋长以及友好国家驻英国的外交人员，如法国大使、美国代办，来出席这次晚会，倾听他的计划。他希望法国和美国共同合作来回应纳赛尔的挑战。
英国首相决心要把运河的国有化扭转过来。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关闭运河，不让埃及得到任何财政收入。为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的英国公民将被鼓励离职，他也希望别的国家也能迫使其公民罢工。艾登估计，最终，那些航行运河的主要国家，不包括苏联和埃及人自己在内，将会开会讨论如何正式从纳赛尔手里夺过运河。对于夺回运河可能要做的事，艾登直言不讳。当着法国和美国外交官的面，他命令总参谋长尽快就重新夺回运河所需要的兵力及行动方案提交一份报告。
巴黎和艾登一样好斗，法国政府把纳赛尔的行为看成是对法国声誉的沉重打击。二战以来，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们目睹了萨尔（Saar）的丢失。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德国地区，后来它又经投票决定，加入西德，德国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在印度支那，法国也惨遭失败。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与巴黎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殖民地，以至于它完全变成了法国的一个省。最近，那里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虽然新上任的总理、社会党人居伊·摩勒把阿尔及利亚的内战称为“一场愚蠢的、毫无结果的战争”，但是，和1956年法国政坛的其他人物一样，法国总理也无意切断与北非的联系，从那儿退出来。
对纳赛尔的愤恨更多地来自于对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政治承诺，而不是因为法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埃及人正在武装阿尔及利亚叛军，并口头上坚定地支持后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军官都相信，要想在阿尔及尔取得胜利，绕不过开罗这条路。许多人也深信，纳赛尔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1954年法国在越南遭受失败后，他们已经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现在他们把赫鲁晓夫看成是纳赛尔最主要的出谋划策者。“实际上，这完全是针对法国的，”法国总参谋长保罗·埃利将军这样说道，“苏联把破坏西方世界的企图应用到了极致。”
艾登晚宴上的话一传到巴黎，法国马上就开始制定联合军事行动方案。7月27日，摩勒政府最后决定，如果必要的话，要诉诸武力来打破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次日，由一位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伦敦，向英国带去口信，法国决意要尽快加入英国的军事行动，以共同打击埃及。然而，立即发动进攻还不可行。英法两国驻扎在中东的空军部队还不到一个师，而英国估计，要夺取和控制运河，至少要投入三个师的兵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把兵力运送到东地中海。为了这次行动，法国提出要重新调遣派驻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驻军。但法国政府也明白，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兵力。巴黎最初的想法是要和以色列来讨论如何增强打击力量。
纳赛尔不想再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的义愤，就像他对大西洋另一边所做的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不信任纳赛尔，但也没有感觉到来自后者的威胁。和英法不同，美国几乎完全是从和苏联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纳赛尔问题的。1956年4月以来，华盛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打断纳赛尔似乎对赫鲁晓夫抱有的好感。这些措施中，最意外的就是拒绝帮助建设阿斯旺水坝。“最初的目的，”杜勒斯写道，“是要让纳赛尔意识到，不能和他合作，因为他一边和苏联打得火热，而同时还享受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美国的政策就是，再给纳赛尔一两次机会，“以避免任何公开的破裂，破裂肯定会把纳赛尔推入苏联的卫星国行列中。我们想给纳赛尔一个台阶下，让他重新恢复和西方的良好关系，如果他也有同样想法的话。”
纳赛尔对运河突然实施国有化，这表明埃及领导人可能已不可挽救。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没有马上拿定主意。国务院的法律小组得出结论说，埃及没收运河是在合法行使其权利，而且美国总统也同意这个看法。“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任何主权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征用权都是其固有的权利，这不可能被怀疑，”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只要被剥夺了财产的业主得到赔偿。”艾森豪威尔的疑问是，纳赛尔想收回运河，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但他是否会保证运河和港口将依然对所有商船开放？到7月底，这个问题依然不明朗。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同样一个不明朗的问题是，为削弱西方在中东的地位或者来帮助苏联进入中东，国有化是纳赛尔的最后一步，或者说只是其系列打击计划中的第一步？两人都不同意法国的说法，称占有苏伊士运河类似于1936年纳粹德国的再次军事化，那被证明是希特勒实现其霸权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考虑暂不做决定。如果纳赛尔不能经营运河，拒绝国际化，届时，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所做的最坏打算就是和英法一同讨论采取军事行动。他和杜勒斯都同意，问题的解决应该来自更多国家的参与。它将不得不需要外交解决，任何使用武力的决定将要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政治让艾森豪威尔变得更加小心。当年是美国大选年，选举日就在11月6日，现在还看不到中东战争会给选举带来什么政治优势。运河国有化政策宣布后的次日，一个美国代表团前往伦敦，要他们注意现在的“形势”，敦促英国放弃军事干预。
对赫鲁晓夫来说，8月1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是莫斯科列宁体育馆落成仪式上的明星。这是欧洲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几个体育设施之一。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公开表态支持纳赛尔和埃及。自谢皮洛夫会见埃及大使以来，莫斯科已经对埃及给予口头支持。苏联政府利用《真理报》来表明，它承认纳赛尔有权对运河实施国有化，报纸也发表了7月28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所做的公开讲话。但这并不表明莫斯科把苏伊士运河看成了一场危机，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和外交攻势来解决这场危机。莫斯科没有派密使出使开罗，赫鲁晓夫也没有发表公开讲话。
莫斯科最初的反应不是满足纳赛尔的要求，后者想从苏联得到更多。早在8月1日，埃及大使就向赫鲁晓夫带去纳赛尔的一封信。在信中，纳赛尔请求开放运河，让所有国家“自由使用”运河。苏联对此事低调回应，反映出他们对纳赛尔把运河与政治隔绝开来的愿望还持怀疑态度。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曾经向开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纳赛尔还是希望能肯定赫鲁晓夫并不怀疑这个理由。递交信件时，埃及大使向俄国人保证，埃及正在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不想给这些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一个干涉埃及内部事务的手段和理由”。
面对数万苏联公民，赫鲁晓夫兴奋极了。利用这次短暂的讲话机会，他也提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形势发展，以安抚纳赛尔。“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赫鲁晓夫说道，“是在一个像埃及政府一样的主权国家的权限范围内。”赫鲁晓夫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因此，”他得出结论，“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抵制住了在公众面前哗众取宠或威胁他人的诱惑。相反，他公开提醒英国注意其面对印度、缅甸，直至最近的埃及等国独立时所采取的成功政策。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明莫斯科对形势发展所持的谨慎态度的话，那么，赫鲁晓夫还确认了苏联也会有兴趣作为一方来介入对埃及运河的管理。“苏联直接对自由航行的苏伊士运河进行管理怀有兴趣，考虑到埃及政府将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运河的声明，苏联得出结论，对此没有必要紧张和苦恼。”
赫鲁晓夫还没有完全了解到西方各国首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想分担他埃及盟友的紧张心情，他认为这些话足够了。“我们没有证据，”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当天，一个外交官告诉埃及驻苏大使，“说西方大国正在筹划进行军事干预。”苏联情报机关也没有关于巴黎和伦敦正在策划军事干预的消息。然而，克格勃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会，由此来观察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至少从1956年4月起，苏联就成功监听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克里姆林宫甚至能复制其发出或接收的每一份电报。这些偷来的绝密电报向苏联人证实，美国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对抗立场。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由此断定，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西方国家不可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赫鲁晓夫还不知道这些，但最后证明，美国的最高机密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帮助。
因为消息极为敏感，克里姆林宫只是向埃及人暗示其消息来源保密。开罗被告知，不要怀疑这种可能性：在埃及和西欧国家的纠纷中，美国将会扮演一个和平角色。“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还多少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线。”一个苏联官员向埃及大使这样解释道。为了再让埃及放心，莫斯科提出一个理论，说经济原因将会阻止美国支持英国或法国的极端主义想法。“美国石油公司明白，”这位苏联官员继续说道，“中东储藏着大量的石油，考虑到阿拉伯人的情绪是坚定的。因此，采取任何反对埃及的极端措施都很糟糕。”
7月底，美国代表团会见英国首相之后，从伦敦传回来的消息并不是艾森豪威尔所想听的。英国政府，特别是艾登决意要“把纳赛尔赶出埃及”。伦敦不仅要把国有化颠倒过来，而且还想把推翻纳赛尔列为英国出兵的首要目标。美国人被告知，英国已经开始计划入侵埃及，将需要6周时间来训练士兵。为了给这次入侵找到借口，英国正在筹划一个由西欧苏伊士运河主要客户参加的会议，并向纳赛尔发出最后通牒，估计后者会拒绝这个通牒。
从伦敦传来的消息让美国总统感到困惑。艾森豪威尔设想到，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和纳赛尔展开谈判之前就开战，埃及可能会被轻易打败，但那时就要担心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入侵埃及的反应。他的预见是，届时输油管道被破坏，英国驻军以及其他西方目标会遭到恐怖袭击。“英国，”艾森豪威尔告诉其高级顾问，“在现在的背景下，动武已经是过时的想法。”
考虑到要让英国盟友们认真地理解战争的系列后果，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访问伦敦，并带去一份寻求外交解决的方案。8月1日，杜勒斯抵达伦敦，带去一份美国的方案，设计了对运河实施国际化管理的程序。不是开一个造假的会议，华盛顿建议把那个为期75年的国际公约所涉及的24个签字国，以及他们的继承国召集起来。正是这个国际条约决定着运河的使用权。1888年，当时的主要大国俄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康斯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集会，就这条战略水域的自由使用草拟了一份公约。二战期间，英国关闭运河。但是，二战以来，埃及一直是康斯坦丁公约的主要违背者，它拒绝允许以色列的船只穿越运河。
杜勒斯要让英国相信，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纳赛尔的力量，破坏国有化政策，但他拒绝美国就任何军事计划作出承诺，甚至也不对军事解决的选择表态。为了反映出他和艾森豪威尔的不同看法，他也解释道，美国政府也同意推翻纳赛尔政权这个最终目标，但是他认为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及熟练地运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实现。法国和英国都同意召集会议的这个提议。杜勒斯也让他们相信，会议将通过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旨在迫使纳赛尔把运河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它将收取通行费，承担运河的维修，保证运河对所有国家开放。埃及将会被许诺分给一定比例的通行费，但它的份额将由这个国际管理机构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