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赫鲁晓夫启动外交改革，而危机事件或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不利于苏联实现其目标。到1956年夏，纳赛尔已经开始其一系列的行动，这些都考验着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外交新政策，让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拨国际危机。最后，从突如其来的中东危机中，赫鲁晓夫汲取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颇有些危险性的教训。
纳赛尔及其追随者们已经就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方案讨论多年。虽然运河完全从埃及领土上通过，但是，按照1869年生效的、为期99年的租约，它实际上被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欧洲股东们所控制。1952年，埃及军队的革命者——他们自称为“自由主义军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发誓要废除苏伊士运河租约。对他们来说，租约就像拴在埃及人脖子上的一根巨大的殖民锁链。但是，到7月21日，经过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后，纳赛尔的一个密友回忆道，纳赛尔才决定在1956年最终废除租约。7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不资助建设纳赛尔最宠爱的公共工程——阿斯旺大坝，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埃及政府的回应。不提供援助，既让埃及总统感到吃惊，也让他蒙受羞辱。纳赛尔曾经期待着会和华盛顿达成协议。
6个月以来，为争取到援助，纳赛尔和西方银行家、财政部长们玩起了高风险的游戏。他一点也不喜欢世界银行的援助要求，也很担心英美两国可能实施的一些限制措施，它们也是大坝援助谈判中的一方。纳赛尔有些犹豫，但他还是一直在争取西方国家更优惠的条件。苏联已经拒绝就帮助埃及建设大坝提出方案，除非纳赛尔接受来自东德和苏联的技术人员。1956年，纳赛尔甚至觉得这些条件比世界银行和英美提出的条件还要危险。1956年5月，失去耐心的纳赛尔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以此来对西方施加压力，让它们提出一个他能接受的大坝援助计划。这一招失算了。对埃及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必须要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纳赛尔还想引发美国国会内部反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愤怒情绪。因为无法确定纳赛尔的动机，也缺乏来自国会的有力支持，美国政府决定退出这项将会给纳赛尔政权增添光彩的公共工程援助计划。
纳赛尔不但要急于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反击西方，而且也发现自己需要找到一条途径，把其他额外的外汇收入纳入国库，以便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大坝。根据和苏伊士运河公司达成的协定，埃及已经收回苏伊士运河1%的股份。运河国有化将会为埃及提供所有来自运河的收入。纳赛尔决定在7月26日宣布运河国有化。
“西方将不会保持沉默，”当纳赛尔全力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时，他自己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面对许多军事威胁，这些威胁可以转化为一场实际的战争。”英国政府和一些法国的中产阶级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除了冒犯这些人的财产权，运河的国有化还可能被欧洲视为对其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货物有1．22亿吨，60%多的货物是原油。确实，欧洲2/3的进口原油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上，纳赛尔断定，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最有可能作出一种鲁莽的军事回应。苏伊士运河是英国通向其亚洲殖民地的一根动脉。
宣布运河国有化消息之前，纳赛尔千方百计来掩盖此事，只让极少数人知道。除过其核心集团外，纳赛尔还让极少数军官知悉此事。当宣布国有化后，军队要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军官们被命令收听纳赛尔在电台发表的讲话，当他提到那位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幻想家的名字时，他们就占领总部大楼。
讲话发表前几个小时，纳赛尔才让内阁成员们知道他的这个秘密。消息让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部长们大吃一惊，一些人马上就开始劝说他不要实施这个计划，以免遭到英法两国的报复。纳赛尔让他们相信，他已经预测过各种风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是欧洲一方的关键角色，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战争意愿，因而不会走向战争。
内阁会议一结束，纳赛尔就发表了讲话，通过亚历山大电台广播，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人收听了讲话。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也没有刻意掩饰声音里的一丝苦涩。他援引近代历史上埃及人民曾经遭受的各种蔑视和冷遇。之后，开始责骂那些外国金融家，尤其是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此时，他下达了命令：“我开始看着布莱克先生，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想起了费迪南·莱赛普。”（莱赛普，法国工程师，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译者注）与此同时，三百多英里远的赛伊德港，埃及突击队员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此时，纳赛尔告诉他的听众，他已经下了命令，“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被国有化了！”声明会刺激西方的听众，纳赛尔答应，要补偿股东。
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的阿拉伯听众一样感到吃惊。事先，莫斯科从未收到过埃及的通知。5周前才刚刚接替莫洛托夫出任外交部长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之前一直是纳赛尔在开罗的座上客。虽然已经商谈过运送武器和提供经济援助的事宜，但埃及总统并未以任何方式来暗示，他要在1956年挑战西方大国。纳赛尔预定8月访问苏联，这是他首次访苏。埃及人甚至没有提过要把苏伊士运河问题列入访问议程。
6月谢皮洛夫访问埃及之时，纳赛尔仍然认为能和美国就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达成协议，那时还没有决定要收回运河。但是，当纳赛尔改变主意后，埃及官方仍然保持沉默。因此，苏联人有理由认为，他们一直在蒙受着欺骗。纳赛尔讲话发表的前一天上午，埃及外交部长会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但却根本未提及苏伊士运河，而是谈到阿斯旺大坝工程。他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要求他们佯装苏联将帮助开罗建设这个工程。几周后，7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它将不帮助纳赛尔建设大坝。开罗到处都在传说：莫斯科准备接手这个工程。然而，这些传言并没有根据，莫斯科一如既往，对阿斯旺大坝持怀疑态度。苏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立即否认存在类似协议。通过埃及外交部长，纳赛尔请求莫斯科不要否认这些传言。虽然埃及外交部长未做任何暗示，但对莫斯科来说，事情越来越清楚，当纳赛尔准备收回运河时，要利用莫斯科在政治上为他做掩饰。纳赛尔既不想让西方大国也不想让埃及人民怀疑，他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强大来争取运河国有化的。
让赫鲁晓夫一无所知，不管纳赛尔对此抱有何种动机，但其讲话对苏联来说，确实非常意外。如果埃及占据运河，克里姆林宫还没有作好应对准备，它并未想到要作这样的准备。赫鲁晓夫已经把克里姆林宫与纳赛尔之间的关系视为其战略核心，即与第三世界结盟，由此来影响中东局势的战略。然而，他并不准备支持纳赛尔来实现其梦想——在中东地区确立埃及的霸权地位。为了打消给西方和开罗留下的这种印象，此后，莫斯科一直在告诫埃及要谨慎。的确，谢皮洛夫6月访问开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强化一个信号：开罗应该小心处理其外交政策。对莫斯科来说，埃及要求得到的大多是苏联的先进武器，如T-54坦克、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等。这表明，开罗可能要企图进攻以色列。“现在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外交部长告诫埃及国防部长，“不要让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挑起军事冲突，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将会利用这些冲突来巩固他们在中东的地位。”纳赛尔对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完全违背了莫斯科的忠告。
就克里姆林宫的忧虑而言，这个决定也确实不合时宜。1956年7月，莫斯科绝不需要再添一件麻烦事。那年夏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完全被东欧事件所牵制，他要对此负责。
5个月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来自56个州的近1500位地方领导人做了主题发言。他诋毁斯大林的犯罪行为，并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的运动。“斯大林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大会之前的会议上，他告诉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毁了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摧毁了一个人最神圣的东西。他让一切事情都屈从于他的任性和反复无常。”
此前就是否发表这个讲话，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过两个月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揭露斯大林的程度有些犹豫不决。“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讲话的措辞，”支持他的谢皮洛夫说道，模仿着他的忧虑，“不要造成伤害”。时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反对攻击斯大林。但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里，甚至连作为改革者的赫鲁晓夫也担心反共分子会设法利用这些批评来诋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合法性。最后，赫鲁晓夫希望把这次讲话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范围之内。
到5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以色列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一份讲话稿，并把它交给《纽约时报》。赫鲁晓夫的讲话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上，在苏联东欧集团内引起广泛不安。在东欧特定的条件下，赫鲁晓夫自己所宣称的、所谓自上而下的苏联改革已经被转化为一场民众追求更多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运动。由于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是斯大林选定的，能力低下，根本无法控制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运动。因此，这场运动迅速传播开来。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里，东欧莫斯科卫星国的那些斯大林分子们徒劳地遏制着来自改革者的压力。
1956年夏，波兰似乎离一场政治大爆炸很近了。波兰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曾经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描述成“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一样”。他自己也被证明一点也不擅长应对新的政治环境。6月底，波兰政府对波兹南民众争取“面包和自由”的示威反应过度。在示威民众和警察的冲突中，56个工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匈牙利的形势似乎也不稳定。在那里，共产党内部展开改革斗争。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被派往布达佩斯，以加强党的团结。当那里政治紧张局势尚未得到缓解时，7月，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又带着指示到了布达佩斯，要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层进行全面改组。
宣布运河国有化的次日上午，克里姆林宫才从一个埃及人那里首次得到有关中东问题的消息。埃及驻苏大使带着浓重的忧虑色彩为苏联人描述了形势。“现在，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反对我们。”他对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解释道。尽管埃及把英国列为其头号敌人，但开罗断定将要首先和以色列开战。“如果以色列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埃及大使说道，“那么英国将会支持他们。”埃及大使没有明确说英国到底采取哪种形式来支持以色列，但他进一步明确推断，英国将会从美国那里暗中接受援助。说到中央情报局在推翻伊朗民族主义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时，大使警告说，“过去美国就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在埃及它也能做伊朗那样的事。”
尽管有如此多的担忧，但开罗还只是要求俄国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在道义上支持我们，”埃及大使说，“那么你们就不止是在帮助埃及人民，而且也是在帮助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它们也在期待着这种支持。”和赫鲁晓夫一样，谢皮洛夫也有意扩大和第三世界的联系，他答应要马上把埃及大使的建议提交克里姆林宫。尽管对此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指示，但谢皮洛夫还是信心十足地多说了几句话，“苏联政府将会尽一切可能，以便让埃及政府采取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措施不会为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正是纳赛尔想听到的话。
来自埃及政府的紧急电报对克里姆林宫没有起到明显作用。赫鲁晓夫没有召集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来研究埃及问题，驻扎在苏联西南部或保加利亚的苏军也未进入战备状态。保加利亚是离埃及最近的苏联卫星国。首都莫斯科并没有一丝危机感或者迫在眉睫的对抗感觉。相反，倒是有一个非常令人宽慰的设想，即所有的西方大国将不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改变，把它视为又一个非殖民化的象征。
7月26日深夜，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消息时，正在主持一场国宴，招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和总理努里·赛义德。作为1950年代亲西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伊拉克总理代表许多与会人士讲了话。他私下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打，现在就打，狠狠地打……如果不理会纳赛尔，那么，他会把我们都消灭掉。”如何对待纳赛尔，艾登几乎不需要伊拉克人来指教。自视为中东问题专家的艾登，很久以来，在英埃关系上，他变成一个鹰派人物。在艾登的眼里，纳赛尔是“穆斯林中的墨索里尼”，也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想损害英国的利益而扩大自己的势力。1938年，因为张伯伦政府对夸夸其谈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姑息为奸，艾登愤然辞职。这次，他也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纳赛尔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