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稷之臣
一个日渐倾斜的帝国，虽说还没到日薄西山的境地，却正在一条下坡路的惯性中滑行，那是一个几乎没有响动的过程，但那种倾斜失重的感觉，清朝当局者也不是毫无察觉。无论是逝去的嘉庆，还是继位的道光，都有一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焦急与躁动。但这一急遽下滑的趋势嘉庆皇帝穷其一生也未能扭转，接下来的历史，已经轮到了清朝第八位皇帝道光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来主宰了。
如果说嘉庆皇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人物，那么道光皇帝则是这个王朝走向衰亡的第一位皇帝，史上有“道咸衰世”之说，亦有“乾嘉中衰”之论。老实说我更认同后者，甚至还可以将清朝中衰提前到乾隆中期，那时乾隆皇帝和他的帝国都处于如日中天的鼎盛状态，这个帝国实际上就开始倾斜了，这也是由盛转衰、走向下坡路的一种必然姿态。盛极而衰，原本是每一个王朝循环往复的规律，也就是所谓周期律，若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只有源源不断地吸纳新的元气，吐故纳新，方能给自己注入勃勃生气与活力。在乾隆晚年，这一古老的大陆便已死气沉沉，倘若能打开面朝大海的帝国之门，势必会有一股来自大海的浩然之气涌入神州大地，直抵这个帝国的心脏，让中华民族换一种活法。然而这只是我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无比深沉的大地上，永远只有改朝换代，绝少改弦更张。道光皇帝和先帝们一样，他多么想挽救这个下滑的帝国，让这个王朝得以中兴，甚至想要开创一个超越康乾盛世的盛世。然而，这是他无力完成的一个转折，他只能陷入另一个转折。
从道光皇帝的传世绘像看，这位清帝天生一副异相，额头宽展而脸颊尖瘦，这是一位骨骼峻峭、棱角凸显的皇帝，那紧闭着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奇怪的笑容。在清帝中，他是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他能在诸皇子中胜出，无疑与他的先天优势有关，不仅如此，嘉庆称他“忠孝兼备”，这当是他能胜出的主要原因。道光继位时已年届不惑，若嘉庆如乾隆一样高寿，这个帝位还不知能否传给他。历史选择他，在这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来扮演一个“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的舵手。史上对他的评价不高，尤其是今世史家，认为他作为一个帝王资质不高，虽勤于政务，力行节俭，但一味守成、因循守旧，绝少建树。《清史稿》亦称道光帝为一位守成之主：“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
后世对清朝的评价虽说各有高低，但一般都认为清朝没有昏君，但清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孟森就将道光帝列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昏君：“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但说句公道话，道光帝还真不是昏君，他也不甘平庸，在改组军机处、整顿吏治、清查陋规、平定张格尔叛乱、漕粮海运、改革盐法和开放矿禁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至少比他父亲要多一点变革意识。若论及禁止鸦片烟毒上，他更是历代皇帝中态度最坚决的。另外，他也不乏识人之明，要不他也不会提拔重用林则徐等国之栋梁。应该说，他与乃父一样，也是一个雄心勃勃，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又难有作为的皇帝。但有一点他与乃父不同，嘉庆皇帝在位时基本上终结了康乾时代极为严酷的文字狱，在亲政之后便“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就凭这一点，嘉庆也算是一个开明之君。而据史载，道光皇帝却恰恰相反，他最忌直言，喜听吉言好话，大臣所上奏章“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也为道光一朝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诚然，这个悲剧的根本症结还在于他和乾隆、嘉庆一样“守其常而不知其变”，这让他非但无法挽救“乾嘉中衰”的局势，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王朝反而每况愈下，由此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然而这只是局外者的言说，而对于置身于其间的当局者，这是一道看不见的分水岭，从嘉庆到道光，绝不会把自己视为衰世之君。
道光皇帝比林则徐年长三岁。道光元年（1821年）正是林则徐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也是他父亲七十二岁的本命年，而就在这年冒出了一件特别蹊跷的事情，林则徐竟然摘掉乌纱，挂冠而去。对此，我反复在故纸堆里搜寻求证，但仍然觉得这是一件诸多史家都没有说清楚的事。一是今人的说法，“林宾日病危，林则徐以照顾父亲为由辞官而去”。林则徐是个大孝子，恪尽孝道在情理之中，虽说忠孝不能两全，但为尽孝而辞官则不近情理，毕竟大清王朝也是一个孝行天下的王朝，完全可以批给他尽孝的假期，何必辞官呢？还有一说是他“愤而辞官”，却又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知他何愤之有？林则徐在嘉庆年间虽说不像琦善那样飞黄腾达，但在三十多岁就已官居四品道台，这在他的进士同年中也算佼佼者了。当然，没有仕途的失意，也可能有对官场的失望，没有因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触发的愤怒，也可能有对一个王朝各种弊端的忧愤。在于史无据的情境下，我也只能如是猜度了。
林则徐日夜兼程赶回侯官，此时林家已迁入的文藻山之云左山房，在福建方言里，“云左”与“文藻”谐音，又比“文藻”多了一些雅人深致之感。林则徐书房——七十二峰楼，是这山房里的主体建筑之一。但林则徐入仕之后便很少回家，只在他日后为其父母丁忧守制或回乡探亲及晚年养病时，他才居住于此。林则徐这次接信回来时，只知父亲病危，他这么急着赶回来，就是想要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可他看见的并非一个弥留之际的父亲，老爷子病早好了，正在文藻山喂鹤呢，这是《题林晹谷年丈饲鹤图遗照》描绘的图景，一位老翁，像个须发飘白的老神仙，身边白鹤翔集，他一扬手，将大把谷子扔向半空，洋洋洒洒的，仿佛能听见谷子簌簌落地之声。——这图景令我也分外憧憬和神往，人生一世，到了晚年，若能享受这样一种悠然自在的生活，与自然生灵相伴相依，该除却人间多少烦恼啊。一介寒儒，能在这境界里颐养天年，真是享福了。
当我徜徉于云左山房之中，随着山溪转来转去，脑子里忽然转出了一个念头，一个猜想，林则徐辞官，兴许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也是后来他在广州禁烟期间，在给长子汝舟的一封信（《训大儿汝舟》）中流露出来的一种心迹：“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这寥寥数语，透露了林则徐的另一种心迹，另一种可能的人生选择，“居官虽好，不如还乡”，而“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则道出了林则徐退出官场的真意。中国古典士大夫大多具有“双向修身”之情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只是，林则徐的官宦仕途还远未到穷尽之时，甚至还没有真正意义开始，他就心生退意了。
这次辞官只是林则徐仕途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也是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若用历史眼光看，设若他就此退出官场，无异于提前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那在道光年间，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就没有了扮演了历史主角的林则徐，更没有虎门销烟中那个叱咤风云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把中国从古代史直接推向近代史的第一推手。
历史的命运往往隐藏在一些细枝末节中。林则徐回到家中，一看老爷子那脸色，至少还要活五六年。林母也还健在，这老太太在林则徐孩提时就教诲他，“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此时她正一心巴望着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能够更加“显扬”呢，没想到儿子竟然是辞官而归，老两口顷刻间如天塌地陷一般，林家熬了多少代才熬出林则徐这样有出息的后代啊，你这辞官，于国不忠，于父母不孝啊！林则徐原本是为尽孝而辞官，却又因辞官而不忠不孝，尽管他老大不小了，但在老父老母跟前他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而父亲已经病愈，他辞官已经没有了理由，那就只能回心转意，重返仕途了。对他这次原本没有太多戏剧性的辞官，后来演绎出了戏剧性的精彩一幕，他这次辞官不只是遭到了父母亲反对，更有侯官、闽县的父老乡亲、文人士子极力反对，甚至以命相逼让他继续当官，只因他为官一任就可以造福一方，如果像他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官都退出了官场，那不全是贪官污吏了？而林则徐眼看那些有冤难诉、有屈难伸的老百姓，他只能做出不二选择，从“愤而辞官”到重返政坛。对于林则徐本人，这不只是回心转意，也是一次精神涅槃。
然而，大清官场不是菜园门，你说走就走、想回就回啊？林则徐想要重返官场，还得让道光皇帝点头应允。这又多亏了他的座师曹振镛和房师沈维等人竭力周旋。曹振镛这棵官场常青树、政坛不倒翁，在道光朝更受器重，任武英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是名副其实的首相了。道光帝赞之为“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有了这样一位心腹大臣进言，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复职自会点头，而道光皇帝对林则徐此前的政绩名声也是有所耳闻的，在点头之后还特地召见了他，这也是林则徐有生以来第二次入宫陛见，君前奏对。那可真是皇恩浩荡，林则徐则是如沐春风，圣上不但令他“仍发原省以道员用”，而且赞他：“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
从接下来的史实看，正是这一次君臣召对扭转了林则徐的命运，道光皇帝不但恩准他复职，从此还对他一再提拔，委以重任。就在林则徐重返仕途未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他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正三品，为掌一省刑名按劾的司法长官。而此时的琦善已官居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这两位“历史宿敌”于此又有了一段交集，琦善乃是林则徐的顶头上司，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主宰林则徐的前程命运。而在这次历史性的交集中，两人之间从未发生什么“交锋”。
林则徐厉行禁烟，就是从苏州开始并在江苏全省推行的。江苏自古为膏腴富庶之地，而自嘉庆以来，这膏腴之地变成了烟膏之地。当时，按察使衙门设在苏州，一座如人间天堂般的苏州，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地狱，大街小巷，烟馆林立，从缙绅富豪到贩夫走卒，一城之内便有数以万计的鸦片吸食者。林则徐在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处理积压案件和抗灾赈灾方面均有载入史册的卓越建树，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他禁烟的最初一笔就是在苏州写下的。他时常微服私访，暗夜潜行，对鸦片烟毒之害，较之此前更有了切肤之痛，鸦片烟毒之害，让官场成了污染的重灾区，几乎在每一杆烟枪的背后，都能揪出一连串的腐败官吏，若要澄清江苏吏治，必须禁绝鸦片烟毒。
对于林则徐禁烟，老百姓是打心眼里拥护的，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林青天”，很可能就是从这时候叫响的。林则徐以按察使之职在江苏厉行禁烟，当然离不开一省巡抚的支持。而时任江苏巡抚，乃是与林则徐“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陶澍。台湾学者刘广京在论及两人的历史地位时，称“陶澍和林则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的两个最杰出的人物”。陶澍一直就是坚定的禁烟派，两人在江苏携手禁烟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他们头上还顶着一个总督大人，而史上所谓“弛禁派”或“弛烟派”首领就是琦善琦大人，那么他对禁烟的态度如何呢？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为此我反复搜检史料，还真是未得其详，至少没有史料记载，琦善在两江总督的重任上是反对禁烟的，最多也只是态度暧昧的默许吧。若尊重历史事实，可以下一句暂时性的结论：琦善并未阻挠林则徐在江苏禁烟。在此期间，琦善也没有难为过林则徐，他还曾和陶澍联合上奏，举荐林则徐担当另一重任。当时，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泰州等五府州之漕粮改由海运，此举也是道光年间“漕粮海运”的一项具有改革意识的朝政，谁来担当这一重任呢？琦善和陶澍均认为林则徐“细密精详，堪任其事”，后林则徐旧疾发作，身体难支，又是经琦善代奏，道光皇帝恩准，林则徐辞掉了筹办海运差使，回老家养病，给母亲守孝。据此，史家李桂枝认为“如此一举荐一代奏可证，琦善与林则徐不但没有个人恩怨，琦善这个一品大吏，对品秩远不如自己的林则徐，还很友善”。对此我是认同的，这个结论是尊重历史的，至少在江苏期间的这一历史阶段，琦善和林则徐这两位“历史宿敌”，还没有发生过什么载入史册的“交锋”。
林则徐从道光三年正月擢江苏按察使，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迁江苏巡抚，十年间辗转于各地宦途，在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是一个令朝野称道的“治世之能臣”，但如果把他仅仅视为一个“治世之能臣”，那还真是把他的境界低估了。在帝国体制下为官，第一要求便是“忠君爱民”，而忠君与爱民又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苍生，皆为天子之子民，爱民自然也是忠君的高度体现。然而现实却从来不会这样美妙和理想化，这两者之间在常态下的利益诉求是互相重叠的，高度默契的，在非常态下则是互相对立的，处理好了就可以转化为乘法效应，处理不好就是除法效应，在尖锐的冲突下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么林则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苏先是旷日持久的大旱，随后又发生旱涝急转，水漫松江，而大灾过后必然是大饥荒。林则徐哀民生之多艰，奏请清廷缓征或减免江苏漕米，但道光帝却严斥林则徐“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并谕旨按正常年景全额征米。一个官员，是政客还是政治家，在寻常情况下还容易分辨，而每到关键时刻，其境界则高下立判。林则徐明知听命于皇上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一旦违抗圣旨很可能革职查办，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后者，哪怕受到惩处他也要为民请命，这就不是一般的明智而是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念了。
我觉得美国华裔学者张馨保的一句话很说得是到位的，“以他的勤奋、改进政府工作的强烈愿望以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而著称。在所有十九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这么说吧，林则徐是一个具有理想和信念的政治家，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贯彻在他的施政中。林则徐的进士同年程恩泽也曾赠联与他：“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此联其实也是对他做出的政治评价，一个能够做到前一句可为好官，但只有做到后一句才称得上真正的社稷之臣。
二、鸦片，鸦片
鸦片，鸦片，禁烟，禁烟，这是一个帝国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直贯穿着林则徐的人生主题。
道光十五年（1835年），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又署两江总督，但署职只是代理，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林则徐在跨入五十二岁这年，终于跻身于大清帝国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列，擢湖广总督。作为一个寒门之子，这已是几近于登峰造极的造化了。诚然，林则徐的眼光和境界并不在于能做多大的官，他还有超越功名利禄的追求或信仰。
这里继续按鸦片与禁烟这一历史主线推进。人有病，天知否？国有病，天子知否？很多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在发出这样的天问。其实，人之病，国之病，虽说病象多端，症状复杂，但总有一个根本症结。那么这个根本症结在哪里呢？无论是当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还是其后的历史追踪者，都试图探悉这一根本症结。看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前的仕途，其为官一任则政绩斐然，而每到一地必将鸦片烟毒扫荡一空。走笔至此又有了一个问题，既然林则徐每到一地就能将鸦片烟毒一扫而空，那么在全国范围内为什么会越禁越多？
一个地方官员，哪怕是封疆大吏，在禁烟上也只能取得局部性的、阶段性的效果，若要在全国范围内禁烟，还得仰仗皇帝和朝廷。林则徐在江苏禁烟的同时，也曾奏请道光帝颁旨在全国厉行禁烟。而在他此次上奏的前一年，道光皇帝便发布了一道禁烟令。据“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谕：“至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透过这道上谕可知，道光皇帝堪称是一位“明君”，他既明白鸦片烟毒之害有多么严重，更明白鸦片交易背后的黑幕，于是严令广东和各省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如系何处拿获，即应究明于何处行走。所有各关纵放员弁，即参办示惩。倘该督抚访察不力，或瞻徇不奏，别经发觉，立即加之惩处”。此令，堪称是史上最严厉的禁烟令。
应该说，道光皇帝在禁烟的态度上比历代清帝都要坚决，但在虎门销烟之前，一切如同历史的重演，越是喊得最严厉的时候，越是鸦片走私最猖獗的时候。从雍正颁发第一道针对鸦片的禁烟令，历经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一百余年来清政府一直无法禁绝鸦片。这里只说道光年间，从道光皇帝继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廷先后颁布八次禁令，但禁烟与反腐一样，一直是屡禁不绝、愈演愈烈。这里有一系列数据可以大致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在乾隆晚年（18世纪90年代），清朝每年进口约四千箱鸦片，而在嘉庆四年清廷再次下令禁止鸦片贸易的19世纪前1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逼近四千五百箱（4494箱），而在道光皇帝连续颁布八次禁令的这些年里，输入中国的鸦片已陷入全面失控的状态，在虎门销烟之前的几年间（1835—1839），每年输入中国的走私鸦片已超过三万箱。
不能不说，在西方列强中，英国打开大清帝国之门的手段既是最阴毒的，也是最成功的，他们利用鸦片走私非常成功地扭转了中英贸易逆差。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的百年大梦就已变为了现实，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对外贸易出超国变成入超国。而逆差之下，势必造成大清帝国国内白银急遽外流。随着大清国库银两锐减，黑色的鸦片直接造成了严重白银危机。以前是英国及欧美出现了严重的白银危机，如今轮到大清帝国了。在道光年间已出现白银危机，一年更甚于一年，为填补白银外流的巨大空洞，只能依靠铸币厂的疯加铸铜钱，而清廷又把危机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当时老百姓的日常开支和劳动所得都是用铜钱支付，而清政府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却必须把铜钱折成白银。由于银贵钱贱，换算之间，老百姓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疯长、铜钱的狂跌而变本加厉。在虎门销烟的前几年，一边是每年有三万多箱的走私鸦片输入中国，一边是中国每年高达一千万两的白银流向国外。一千万，这已将近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这白花花的银子全被鸦片烟枪给烧掉了，这等于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直接烧掉了四分之一，连想一想也恐怖啊。
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是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主角。到了1833年底，英国国会和枢密院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从此终结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达两百多年的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但这对于中国绝非什么好事，英国政府这一招其实比垄断经营更厉害，他们假以自由贸易之名，英国对华贸易由此进入“散商”时代，这大大刺激了那些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商人，为英商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激情与活力，谁都可以参与鸦片贩运。又加之粤海关处于“一口通商”、别无分店的绝对优势，早已陷入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怪圈，贪污腐败的海关官员与那些享有垄断经营权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互相勾结，让一座海关形同虚设，致使走私鸦片长驱直入。当时，年轻的卡尔·马克思正在远隔重洋的德国关注着鸦片走私中国的动向，他在日后冷峻而清醒地指出：“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当腐败与鸦片走私陷入了恶性循环，清廷每一次重申禁烟令，对鸦片走私非但不能遏制，反而助长和刺激了鸦片价格疯长，鸦片走私愈加猖獗。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突破了四万箱大关（40200箱），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鸦片的进口量超过了世纪初的八倍。而从十九世纪初到虎门销烟之前，总共约有四十多万箱（427620箱），鸦片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最猖狂的就是东南沿海各海口的武装走私，尤以粤海为甚。
英国政府在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独占权后，便由英国外交部直接向广州派遣驻华商务监督，负责与中国政府交涉商务事宜，这样一来，原来以商对商的交涉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交涉。而为英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东印度公司，此时并未一脚踢开，其对印度的行政特权则被允许保留二十年，这一阶段也可称之为后东印度公司时代，在这一阶段英国政府还被赋予了东印度公司协助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权和军事职能，并保存了公司舰队，继续为英国商人保驾护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有英国舰船在南海游弋，那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舰船。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本家、英印政府以及东印度公司和中外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对中华民族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诚如林则徐的好友魏源所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若不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制止，这将是一个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随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首先就在精神上、肉体上直接摧残了中国人。鸦片是昂贵的毒品，首先侵蚀的便是上流社会，而最恶劣的又莫过于官吏吸食鸦片。据林则徐向朝廷奏报：“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又据道光十一年（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又岂止是“文武衙门上下人等”，鸦片烟毒早已侵入紫禁城内，那些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很多都染上了大烟瘾。嘉庆二十四年春闱揭榜，贝子德麟充任导引官，由他带领新科进士赴太和殿觐见天子，可直等到日上三竿，这位贝子爷迟迟没有到场。那些新科进士在大殿外边晒太阳倒也无所谓，但嘉庆皇帝端坐在龙椅上，等得烦不胜烦了。他命人去查问德麟是怎么回事，那家伙还躺在家中吞云吐雾、飘飘欲仙呢，竟把那导引官的光荣使命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嘉庆皇帝命人将他重笞四十大板，并革去爵位。而德麟宁可革去爵位，也不愿革除烟瘾。
又据说当时三个皇子都吸食鸦片，但史载不详，未知是哪三位皇子，又是哪位皇帝的皇子。但有确凿史载，就连这个禁烟最严厉的道光皇帝，还是亲王时也曾吸食鸦片，在其御制的《养正书屋全集》中有一篇《赐香雪梨恭记》，便有这样一段吞云吐雾、意趣盎然的记载：“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曰‘如意’。嘻！”他这“如意”之烟便是鸦片无疑。又有确凿史载，道光帝在宫外厉行禁烟，在宫内却放任孝和睿皇太后吸食鸦片。而道光帝的继承者咸丰帝和慈禧也吸食鸦片成瘾。
不过，道光帝吸食鸦片倒是没有上瘾，在登基之前就已戒掉了，而一旦成为瘾君子就极难戒掉了。一个皇帝能够自觉戒烟实在难能可贵，而更难的还是在全国实施禁烟、戒烟。许多贵族、官僚、地主一旦染上鸦片毒瘾，势必对苍生百姓敲骨吸髓，采取索贿受贿、包庇鸦片走私、加征苛捐杂税等种种手段，把他们在鸦片枪里烧掉的花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这让原本就不堪重负的老百姓愈加难以承受。
在鸦片战争狼烟四起之前，大清帝国就已四处烟雾缭绕，几如昏天黑地，只有那如磷火般的烟火还在黑暗中发光。龚自珍曾以这样两句诗讥讽那些上等人吸食鸦片的情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幮护阿芙蓉。”其实无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一旦染上了鸦片毒瘾，又哪有这样的雅致，他们看着就像鬼一样，俗称鸦片鬼或大烟鬼。走进虎门销烟博物馆，如同进入了一个狰狞的鬼魅世界，随着灯光渐暗，一座“大生烟馆”还原了清代鸦片烟馆的场景，只见一个鸦片鬼正有气无力地拿起烟枪，当烟枪挨近嘴边时，一点火光颤动着，那鸦片鬼眼里也有一点光亮颤动着，随着火光渐暗，从鸦片鬼口中徐徐吐出的烟雾袅袅地弥漫开来，那鸦片鬼又像是很痛苦又似很享受地斜躺在那儿，一点忽明忽暗的烟火，映出了他如枯骨般的侧影。这逼真的一幕，哪怕看上一眼，也让人绝望至极，这也验证了时人俞蛟在《梦厂杂著》中对瘾君子的记载：“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英国人先以鸦片毒害了中华民族，后又将中华民族贬称为“东方病夫”“东亚病夫”，这一贬称出自后来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其中有这样一句，梁启超翻译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这虽是贬称，却也是实情，那些鸦片鬼或大烟鬼除了抽大烟，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为了抽上一口烟，其人格也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一旦烟瘾发作，什么下作事、拆滥污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虎门销烟博物馆里，还有一幅出自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创作的《鸦片烟鬼》，据史学家考证，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广州一个下等的“大生烟馆”，这里边的瘾君子多半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苦力。画中站着的那位由于受了鸦片的刺激，正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看看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把靠出卖劳力乃至生命换来的几个血汗钱，就这样在鸦片枪里烧掉了，而他们年老的父母，嗷嗷待哺的儿女，还有望眼欲穿的妻子，正等着他挣来的养命钱啊。
林则徐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看到的还不只是这些，他早就充满忧患地看到了，无论是对国人身心的摧残，还是社会风气之败坏、社会生产力之破坏、吏治之腐败、军纪之败坏，几乎都可以归咎于鸦片烟毒，尤为严重的是，在清军将领和士兵也不乏吸食鸦片者，甚至直接参与鸦片走私，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将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在道光十八年的上书中疾呼：“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今世有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其实又何止是经济，这个帝国的一切都面临崩溃的边缘。林则徐就是一个站在这“崩溃的边缘”的历史人物，正是那种迫在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让他成为了一个最严厉、最决绝的禁烟派领袖。
当林则徐疾呼严禁鸦片之际，却有人提出了对鸦片“弛禁”的主张。那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他说的也是实话，鸦片确实是“例禁愈严，流弊愈大”，难道因此就干脆不禁了？许乃济还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这一奏折里正式提出了“弛禁论”。从许乃济的出发点看，应该说，他也是从国家利益上来考量，既然鸦片在严禁之下既屡禁不绝，反而引起了许多流弊，如官吏在鸦片走私中与商人互相勾结，徇私枉法，走私猖獗，“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既如此，那还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此既可防止白银外流，“每年可省中原千余斤（白银）之偷漏”，还能堵塞鸦片走私交易中的腐败漏洞。而他的“弛禁论”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凡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沾染恶习”，而对“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严禁文武百官和士子、兵丁沾染恶习，这是理所当然，但他放任民间贩卖吸食鸦片，其理由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究之食鸦片者，卒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意思是，这些游手好闲之徒、无足轻重的老百姓，死了活该，由他们自生自灭吧，这些人死了，人口也不会减少，咱们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很强大，死了一批又会生出一批，绝无必要为人口减少而忧虑。同时，这老夫子还在奏章的附片中提出，除听任民间吸食外，还应当允许“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他认为从中国本土种植的罂粟中提取、制造之鸦片没有太大的害处，“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而随着“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而绝”。他这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的建议，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影响深远，连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也一度认可他这主张，这是历史事实，有林则徐留下的白纸黑字为证，这也成了后来不少人攻讦林则徐的一个话柄。然而，历史要辩证看，这里边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那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禁烟也已彻底失败的绝境中，他最终所做出的无奈而绝望的选择。
对于许乃济“弛禁”的主张，道光皇帝又是如何看呢？他看了，看得还特别仔细，但他心机很深，在御览之后却未立马御批，在思忖两日后，他将许乃济的奏折特批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议复。这三位大臣地处粤海的最前沿、鸦片走私的重灾区，道光黄帝的言下之意是，你们看着办吧。这可让邓廷桢等人犯难了，他们反复商议，谁也琢磨不透天子的心机，那可比琢磨天机还难啊！
邓廷桢（1776—1846），字维周，南京人。他比林则徐年长近十岁，为嘉庆六年进士，屡经宦途历练，道光十五年（1835年）年底，六十二岁的邓廷桢从安徽巡抚擢升两广总督，一到广州就碰到棘手的鸦片走私问题。而在他入粤的第二年，又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他也不知道如何“议复”才是。但圣命难违，又不能议而不复。他和祁贡、文祥在反复琢磨之后，最终竟然做出了赞同许乃济之论的“议复”，随即联合奏复（《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一致赞同许乃济之论，还把许乃济的“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拟订了“弛禁章程九条”，奏称：“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这可能是邓廷桢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他一世英名差点毁于一旦。
据梁廷枏《夷氛闻记》载，邓廷桢的门人（门生）、越华书院主讲陈鸿墀在他们“议复”之前就提醒过他：“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所谓百世后，也就是一个关乎身后名的问题，一个士大夫，尤其是邓廷桢这样的封疆大吏，对自己的身后名是不能不在乎的，甚至还抱有敬畏之心，这也是历代士大夫的一个可贵之处，用现在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终极关怀”，若对身后名满不在乎，那就更加为所欲为了。而当你对身后名抱有某种敬畏心理，你的每一个决定，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才能从一种对历史、对未来、对后世高度负责的态度来思量。这里不说历史，不说未来，就说当时，像邓廷桢这样的封疆大吏，以其权力之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步走错，朝野瞩目，这也给当世及后世留下了一个议论的话柄。设若其“弛禁章程九条”付诸实施，从鸦片进口、运输、种植、生产、销售将完全合法化，他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打入历史的另册，幸亏他很快就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了。
道光皇帝将许乃济的奏折特批给邓廷桢等议复，到底是何心机，实在难以猜透，很可能是对大臣们在禁与弛的态度上进行一次测试罢。而许乃济这个奏折一旦公开，随即便遭到了朝野上下一片压倒性的反对声、抨击声，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皆纷纷举出实例批判许乃济的“弛禁论”，指出“弛禁”并不能使白银外流减少，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痛下决心断绝“根株”。而那个被后世指斥为“弛禁派”领袖的琦善，既未第一个跳出来支持，也未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对于历史夹缝中的复杂人性，有的会随之显现，有的则深藏不露。但也说不定哪一种更有胜算，但琦善无疑属于后者。当时，真正赞成“弛禁”的大臣，只有邓廷桢等人，在清廷密奏中也有人对他大加抨击：“臣闻邓廷桢等总以暗弛鸦片之禁为主，而故言禁银，以耸皇上之听，以杜天下之口。若果如此，欺罔实甚！”
而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最终还要看道光皇帝摊开的那张底牌，他在收到朱嶟等人的奏折后，没有再玩心机，随即严令邓廷桢等人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在道光皇帝表明了他继续厉行禁烟的立场后，邓廷桢等人也旋即从“弛禁”转向“严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廷桢也完成了一次极其关键的转身，随着他在虎门销烟中与林则徐“共矢血诚，俾祛大患”，最终也成了一位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三、道光十八年
道光十八年（1838年）为戊戌年，按照中国古代历法以六十年为一轮回，此时到戊戌变法正好是一个轮回。一个王朝接下来的历史就在这个轮回中，而这个轮回却如一个往复回旋的怪圈。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大事，几乎皆与鸦片有关。
对于鸦片是“弛”与“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既已明确表态，这已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如何禁。从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清廷如此三令五申严禁鸦片却又屡禁不绝，怎么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戊戌四月，林则徐在宣南诗社交结的契友、鸿胪寺卿黄爵滋慨然上书，“疏陈鸦片为害之烈”。此人比林则徐更有个性，一旦开口便锋芒毕露，“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他向天子疾呼，“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再加上官吏的贪赃枉法，致使禁烟难成，若要禁绝鸦片，“必先重治吸食”。他提出，对吸食者无论官民，皆以一年为戒，凡在一年内戒烟不成者，平民处以死罪！这也是后来备受争议的“论死之说”。对于官吏吸食鸦片，他则力主罪加一等。史学家来新夏对黄爵滋这篇《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严禁论的主要代表文献，是禁烟运动的舆论先声。”那么，这与之前的“严禁论”又有何区别呢？只要仔细一看，就有明显的区别，此前禁烟，皆是主要矛头对准鸦片贩卖者，即断其源，而黄爵滋首先把矛头对准了鸦片吸食者，即截其流。另外，黄爵滋把对平民吸食者的惩罚推到了极刑，也可谓是把严禁鸦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
对黄爵滋的上书，道光皇帝如对许乃济的奏折一样，一开始也未表态，而是“下中外大臣议”，也就是批给中央和地方的大臣们征求意见，谕其“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对道光皇帝此举，也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他每临大事便没有主见，有人说这反映了他在禁烟上处于摇摆犹豫的状态。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个皇帝也很不简单，他心机很深也很有主见，这也是道光皇帝的高明之处，往好里说，这是广开言路，或是测试和评估一下大臣们对禁烟的态度。换个角度看，这也是给自己在做出决断之前先留下回旋的余地。若往更好处着想，这也是一位开明之君的“民主”意识或“民主集中制”，至少是类似吧。
那么大臣们又怎么看的呢？对鸦片是禁是弛，按教科书式的说法，在清朝统治集团分为两派，一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一是以琦善为代表的“弛禁派”。但辩证地看，无论严禁还是弛禁，也不能一概简单地以忠奸而论，历史从来没有那样泾渭分明，也有交叉和转化的夹缝地带，即便如许乃济提出“弛禁论”，也并非从一己私利出发。
从交上来二十九份奏折看，林则徐等八人（六位汉臣、两位满臣）完全赞成黄爵滋的观点，这些人就是史上公认的“严禁派”。据《林则徐集·奏稿八》，林则徐不但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表示了坚定支持的态度，并提出了更具体的“禁烟六策”：一是把烟具收缴净尽，以根绝吸毒工具；二是出示劝告，将禁烟的一年期限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三是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四是失察处分应先严于官员的左右亲近之人；五是命地保、牌头、甲长查起烟土、烟膏、烟具；六是审断烟犯应用“熬”法。林则徐提出的这些具体措施，是他多年来在江苏、湖广等地禁烟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是在践行中行之有效之举。他还附上了自己“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所得之戒烟药方，这些药方经配制施放颇有疗效，可以在全国推广。他深知若要断绝根株，仅凭一己之力是难有作为的，只有在皇帝矢志不移的推动下，“中外臣工，并力一心”，才能“誓除此害”。尽管有史家认为“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林则徐，他不是一个坐而论道者，而是一个践行者，他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来自多年来的深入调查，他从苏州开始就一直在仕途辗转中厉行禁烟，这就比居庙堂之高的道光皇帝和那些坐而论道的朝臣更为直接和深入。林则徐深知“鸦片贻害中华久矣，势成积重”，难以禁绝，但以鸦片烟毒之危害，又必须禁绝：“鸦片之毒比于砒鸩，然世之死砒鸩者千万人而一耳。若鸦片，则吸食者病于瘾而死，兴贩者罹于法而亦死，是死于鸦片者几于十人而一。于此而不拼力扫除，贻害伊于胡底！”
另有二十一位大臣，也没有谁声言反对禁烟。当然，就是打心眼里反对，也没有谁敢于公开与皇上作对，他们主要是反对“吸食者论死”这一条，认为这是“专尚峻酷”，“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是万万“不可行”的。琦善确为这方面的代表，他也赞成禁烟，但他也反对“吸食者论死”，尤其是反对吸者之罪大于贩者之罪。他还真是能言善辩，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吸食相当于自杀，而贩烟相当于他杀，而按黄爵滋之论，自杀者诛，他杀者仅流杖，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从琦善的这道表态奏折看，他也不是什么“弛禁派”，只能说是“缓禁派”或温和的禁烟派，但他们在闭关锁国上却非常决绝，一致主张“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则鸦片无由而来”，严戒海口关隘是必需的，但“不准通商”则是绝对的闭关锁国之举了。
道光皇帝在征询“中外大臣”之议后，其禁烟态度则变得愈加坚定而严厉了，这年七月下旬，他相继发出两条上谕，一道是令邓廷桢整饬广东弁兵，“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者，尤当随时惩治，万勿姑息”，一道是在上谕中说有人揭发天津烟毒泛滥、烟犯猖獗的严重情况，并令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天津夹带烟土的洋船、铺户，谕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
到底是谁在包庇或放任不管？道光皇帝并没有具体指向琦善这个直隶总督，只说是“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而来新夏先生在《林则徐年谱新编》中却据此做出历史推测，并得出了这样一个定论：“身为直隶总督的大学士琦善，对这些现象竟然放任不管，不加闻问。那么，他和鸦片烟贩之间蛛丝马迹的暧昧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上奏中所谓‘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一语，只是投鼠忌器的隐约之词。这就无怪琦善对禁烟与抗英要如此反对和破坏了！”这里，我援引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新编》作历史依据，也无意为琦善开脱他应该承担的历史罪责，但我觉得来新夏先生的这个历史结论未免太先入为主了，也太牵强附会了。事实上，就在这年九月二十二日，琦善便以一个“大手笔”验证了他也是一个禁烟派，至少是奉旨禁烟吧。据他奏报：“天津镇道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拿获烟土八十二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取获烟具、军械等。其烟土是在广东省城水西弄开万益号的广东人李四经手向洋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每担约一千五六百两。各犯均从严惩办。”
当年八月，林则徐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就是这一道奏片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写了一个帝国的命运，乃至由此而改变了历史。诚如来新夏先生所云：“这是禁烟运动中一件极重要的文献。它以有力的论据促使道光帝决定采取严禁措施，推动了禁烟运动，使原来处于力量脆弱的严禁派一举掌握了领导禁烟运动的权力，为揭开反鸦片战争做了舆论准备。”林则徐在这一奏片中的许多论点、论据，我在此前的叙述中已多处援引，这也是当世、后世学者、史家反复援引的论点和论据。正是这一奏片，深深地触动了道光皇帝的危机感，据《清史稿》载：“宣宗深韪之，命入觐，召对十九次。”
十月十一日，林则徐奉命入觐，他将湖广总督关防事宜移交湖北巡抚伍长华代署，随后便从汉口启程，赴京面圣。此时已是江汉的深秋，一夜秋风，满树黄叶已不知去向，大地和天空一样空旷。在一棵棵落光了叶子的树中间，一个北上的身影踏上了秋风扫过的驿道，纷飞的乱云从他头顶上的苍天阴恻恻地掠过，这让他的心境难免有些苍凉和忐忑。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圣上“命入觐”的真实意图，但天子召见必有大事，他也大致猜测到了，这次天子召见应该与禁烟有关，或将委他禁烟之重任。
就在他北上途中，广州出大事了，据史载，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广州官吏将此前所获三十一名贩烟团伙的首犯何老近在十三行广场处绞正法，居住商馆之外国商人、水手妄加阻挠，捣毁刑场，于是广州群众近万人自发包围商馆，推倒围墙，拆毁栏栅，击破窗户、大门，十月二十八日，各国商人公所（外侨商会）提出抗议，被邓廷桢断然拒绝。”透过来新夏先生这段插入《林则徐年谱新编》的记载，可以看到广州这座处于风口浪尖的城市，一是那些外国鸦片贩子嚣张到了何等程度，竟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一是广州市民对鸦片贩子的切齿痛恨和对禁烟的拥护，同时也看到了邓廷桢等大臣在禁烟的态度上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无惧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在严禁鸦片上表现出了决不妥协的态度。
那时从汉口到北京约需一个月旅程，林则徐从江汉的寒秋走进了帝都的初冬，一条道越走越冷。据《林则徐年谱新编》，他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6日）抵京，翌日早晨便奉召入宫陛见，那个勤政的道光皇帝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而所谈还真是禁烟之事。费正清说道光帝“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林则徐此时无疑也是道光皇帝的心腹之一，从本日起到十八日止，道光皇帝连日召见他共八次，这与《清史稿》所记之“命入觐，召对十九次”有很大的出入。是年道光皇帝已五十六岁，林则徐五十三岁，这一对年过天命的君臣，对这个王朝的命运，对自身的命运，又是否已知天命？
那八次召见的内幕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想，那该是君臣间推心置腹的长谈，每一次都意犹未尽，于是便有了多达八次乃至十九次的“召对”。对个中细节，今人也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李书纬在《晚清外交七十年》就有这样的描述，在林则徐第二次奉召入觐时，君臣谈罢正事，林则徐正要陛辞，道光皇帝忽然问他：“能否骑马？”林则徐愣了一下，一时又不知圣上是何意了。其实道光皇帝并没有别的意思，他是想让林则徐骑马进宫，紫禁城实在太大，这样就不让林则徐劳步了。而一个大臣能在紫禁城内骑马入觐，那可不是一般的恩典和殊荣了。林则徐受了这样的隆恩，在第二天入觐时也只能遵旨骑马了。但他总感觉有些不自在，还有些不对头。其实也可想而知，你林则徐何德何能，这叫那些品秩更高、权势煊赫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怎么看呢？林则徐做官做人一向低调谨慎，但又怎敢违拗圣旨？直到道光皇帝第四次召见他时，问他骑马如何时，他才有了一个婉谢推辞的机会，赶紧以自己不习惯骑马为由，请求步行入觐。可皇上一听他不习惯骑马，当即又赐他坐轿入觐，这恩典又高了一等，这是连一般的亲王和军机大臣都享受不到的崇高礼遇，更招人羡慕嫉妒恨了。
诚然，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一个必将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情节：在十一月十五日第五次陛见时，道光皇帝做出了一个有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决定，林则徐奉旨“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这也是道光十八年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据后来的《申报》资深编辑雷瑨在《蓉城闲话》中云：“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这是后世之言，但自清朝入关以来，在林则徐之前，一个皇权专制、秩序谨严的帝国，还真是难觅这种“破格”之先例。
对这一“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林则徐非但没有受宠若惊之感，而是一再恳辞。在接下来的三次觐见中，君臣俩除了继续探讨禁烟之策，林则徐每次告辞时都恳请辞去这个钦差大臣，然道光“圣意已决”，为了让他放开手脚禁烟，道光还对他做出了“不为遥制”的许诺，这又是清史上极少有的破例了，这就意味着，他这个钦差大臣，拥有了皇帝赋予的临时决断权，所谓“不为遥制”，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个权力实在够大了，若说他由此抵达了一生人生仕途的巅峰，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无论“圣主隆恩”还是“不为遥制”决断之权，其实都是双刃剑，久经宦途的林则徐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此时似有不祥的预感。日后，他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末致姻亲叶申芗的信中就吐露了自己当时的心迹：“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
林则徐在离京赴粤之前，特意去探望坐师沈维鐈，“师生相顾涕下”，这绝非全然为别离之悲，此时沈维鐈沉疴在身，而大清帝国也罹患沉疴重症，在师生俩看来，这钦差实为充满悲怆、凶险莫测的苦差。林则徐在恩师的病榻前坦陈：“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他抵粤后又在致沈师函中再次倾诉衷肠：“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唯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师生俩的这一次话别，也是最后一次告别，沈维鐈“逾年（1839年），卒于家”。
对于道光皇帝此次以最大之决心厉行禁烟，史上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清廷禁烟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解决白银危机。对此我更信服来新夏先生之论：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道光帝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说他虽然盯着鸦片给他带来的好处——钱；但也注意到了鸦片给他带来的坏处——威胁自己的统治。诚哉斯言！没有哪一个皇帝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天下被毁掉而坐视不救，道光皇帝至少还不是这样的昏君，他之所以在诸大臣中选择林则徐，林则徐的禁烟态度之坚决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他还看到了林则徐在江苏、湖广禁烟的效果，这让他认识到鸦片既非禁不可，禁烟也非不可行。
就在林则徐“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之际，那些“弛禁派”一个个遭受了处罚，道光帝革除了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的爵位，对许乃济“著降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可怜许公，当时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好不容易才熬到一个“正四品上”的少卿，唯以一片赤胆忠心为国谏言，却遭受连降两级的惩罚，从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其忠心之可鉴，其忧愤之可哀也。“次年，卒。”历史有时候真的很残酷，然而在当时又是非常必要的残酷。随着道光皇帝的一连串惩罚措施，为林则徐提前扫平了赴粤禁烟的障碍。
就这样，在幸或不幸中，一个王朝迂回而迟缓的历史，随着一个钦差大臣由北而南、走向大海的脚步，渐渐逼近了一个划时代的关口，道光十八年也走进了尾声。接下来，一位不甘平庸却又实在平庸的皇帝和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将共同来为中国近代史揭幕。
无论平庸还是伟大，一切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