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寒门之子
世道无端，天行有常。一个人的出现，总是那么突然又那么必然。
若要探悉一个帝国的历史真相，先要尽可能逼近这个人的人生真相。先不论他有多么伟大，但他确实非常关键。而在大清帝国的国运之下追踪一个关键人物的命运，一切仿佛都是历史的宿命。说来，这个人降生于东南沿海之滨的福州，仿佛也是冥冥中的宿命。
我抵达福州正值农历七月，处暑刚过，“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然而福州的暑气远比中原要延续得更久，好在这里到处都是浓荫蔽日的榕树，阳光穿过榕树茂密的枝叶在地上制造了许多奇怪的图案，沧桑，斑驳，光怪陆离。我想要抵达的现场是一个叫侯官的地方，这是一个古老的县名，因“濒海产盐，唐置盐官”，而侯官置县则远在西晋年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侯官了，其实，当年的侯官县治就在如今福州市内。历史上，福州府城一直是由闽县和侯官两县分辖，直到民国初年（1912年）才将侯官和闽县合为闽侯县，县治仍设福州城内。而福州市于1946年才正式设市，并将闽侯县治迁出福州城区。这沧桑变迁也让我时常陷入时空错位的境地，正所谓“沧海桑田有时，海若未枯，愁应无已”，这是刘伯温的千年怅叹。这位神人不止有神机妙算，更是一个充满了沧桑感的智者。
若要追溯更渺远的岁月，从福建到江浙沿海一带皆与珠江口一样，为大海的一部分，“鸿荒之世，东南外徼，沦于水国，未通大陆”。岁月无尽，海犹未枯，但涛声渐远。为寻觅岁月深处的一座老屋，我从一条老街拐进一条小巷，一条路变得狭长而幽深，而老屋犹在更深处。千回百转，左寻右觅，终于在一棵大榕树下找到了。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左营司巷。在一堵黑底红墙的长方形碑上，赫然写着一个确凿无疑的所在——林则徐出生地。
据林则徐后来追忆，这就是他生与斯、长于斯的故园老宅，外观则是“矮屋三椽”，入内则是“敝庐四壁”。而这“敝庐”并非林家祖业，而是他父亲林宾日典当来的，其穷愁之境可想而知。但林家虽说穷愁，却从未潦倒，就像这老屋一样，在一百多年的风雨中日渐倾斜，却又一直倔强地支撑着。它能历数百年而不倒，在这老屋的骨子里，或许还有一股别的力量在支撑着。而就在我抵达这里之前，这座老屋已经重建，据说是按原貌重建的。想象当年那“矮屋三椽”，看看眼前这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这让我很难进行一次历史场景的切换。这座建筑已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屋，一如离此地不远的那一大片明清仿古建筑群——三坊七巷，以木结构承重，有着古朴而严谨的布局，这也是人类延续或承载历史的另一种形式，却已嗅不到岁月幽深的味道了。
走进的这座建筑，已难以重温一位书塾先生之家的清贫与寒碜了。从前廊走向后院，恍若经过一段灰暗的过渡，眼前豁然一亮，下意识地仰望，在我头顶上空露出一方天井，阳光从天井中倾泻而下，那屋顶的曲线在倾泻的阳光中犹如波涛涌动，一座灰暗的建筑忽然生动起来。穿过天井，又朝后院的一个角落走去，感觉正渐渐进入历史的现场，在这建筑朝西侧有一间低矮狭小的小屋，很接近“矮屋三椽”的模样了。原来历史的真相就包藏在一个重构的外壳之内。透过一扇同样狭小的窗口，又是一棵榕树，据说，林则徐的胎衣就埋在这棵榕树下。眼下，榕树深绿色的枝叶和暗红色的须蔓，一直任性地蔓延到窗棂间，它们的阴影遮蔽着阳光，又连同阴影一起被阳光照亮。
走到这里，仿佛才真正进入状态，一种感觉说来就来了，那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在两百多年前的那个农历七月，那个处暑刚过的时日，一个寒门之子毫无悬念地降生了，这是一座老屋与一个生命在血泊与哭声中遭逢。如果不是林则徐的降生，一座老屋连同那个确切的时日，或许早已被无尽的岁月湮没了。那是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农历乙巳年，属蛇。蛇在中华民俗文化中谓之小龙，可成大器。而在他终成大器之前，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重返那个年深日久的夜晚，想象一个生命从另一个生命里挣脱出来，那流血的母腹，脐带，胎衣，一个母亲悲欣交集的喊叫和一个婴儿猝然间的惊啼，这一切真正属于生命最铭心刻骨的体验，却因一个父亲过于强大的意念而被后世忽视了。这种忽视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降生，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挣扎、痛苦和欣喜，说穿了也不过是庸常人间的一次分娩，然而在芸芸众生中也有一些不世出的人物，他们的降生，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分娩或诞生。最早产生这种念头的就是这婴儿的父亲，那个守候在矮屋门口的秀才，他手不释卷却心不在焉。就在他听见婴儿啼哭的一瞬间，一次庸常的人间分娩突然具有了神奇的意义。是的，对于他，林宾日，这的确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意念，他隐隐觉得，在命运的隐秘之门中，终于有一扇为他悄悄开启了，他的一生都会因这个晚上而被赋予了不同凡响的意义。
应该认识一下这位父亲。林宾日（1749—1827），原名天翰，字孟养，号晹谷，为嘉庆侯官岁贡生，也就是秀才。秀才虽是科举时代最低等的功名，却也来之不易，一个学子（童生）要闯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关，才能成为诸生中选拔出来的“才之秀者”，然而，接下来要博得一个举人、进士功名更是难乎其难。人道是“秀才得有才，举人得有命”，很多秀才终其一生也难以中举，更遑论进士了。而大凡秀才一辈子只能以教书塾为业或佐幕为生。林宾日就是其中之一。他夫人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的第五个女儿，翁婿皆为岁贡生，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林宾日夫妇一生共生育了三子（一说为四子）八女，林则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上有哥哥林鸣鹤，下有弟弟林霈霖，还有八个姊妹。林则徐出生时，林宾日已三十六岁，这是他的本命年，而三十六岁通常被视为人生的一道大坎，而在大坎之年喜得贵子，也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感。至于他本人，在那个时代已老大不小了，他对自己的功名前途也已认命了，只把改变命运的梦想寄托在这个刚刚降生的儿子身上。而由于长子鸣鹤早殇，林则徐实为这家里的长子，而长子一般都是被父母寄予厚望的，而林宾日对此子所寄予的乃是非凡的厚望。
或是那个意念过于强烈，竟让林宾日产生了某种神奇的幻觉。就在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他“梦中亲见凤凰飞”，这让他一下联想到了一个人，那个被誉为“天上石麒麟”的南朝才子徐陵。那可是一个天才，史称其“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除了天赋才情，徐陵还有圣人的高贵品德，为人处世诚恳谦逊，在朝为官则刚正不阿，时人“谓之颜回”。而这样一个天才，历仕梁、陈两朝，在改朝换代中的他不但未遭挫折与凶险，其诗文与仕途都登峰造极，从梁代的东宫学士到陈朝的尚书左仆射（左相）、中书监，他已位极人臣，堪称国之栋梁。自古才子多短命，福禄难两全，而徐陵却享年七十有六，在那时候算是高寿了。
世间每诞生一位非凡人物，似乎都有非同寻常的兆头，而一个遥远的背影，赋予了林则徐最初的乃至一生的生命的意义。林则徐为何叫则徐？则，效法也，徐，徐陵也，此公就是林宾日为儿子树立的一个楷模。关于林则徐的名字还有多种解释，但我比较相信这一说，这从林则徐的名字可以得到多层验证。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而徐陵字孝穆，相传为“天上石麒麟”转世，当林则徐名字中的三个关键词都确切地指向徐陵，那就不是孤证而是历史事实了。如果这还不足以为信，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佐证，那就是对此做出了注解的程恩泽，在《题林晹谷年丈饲鹤图遗照》诗及注解中，程恩泽对林父的那个梦、林则徐名字与徐陵的渊源皆做出了上述解释。程恩泽和林则徐是同龄人，两人又是嘉庆十六年的同榜进士，又与林则徐同授翰林院编修，这同龄、同榜、同事的三重关系，又加之两人还是同心同德、过从甚密的挚友，这足以证明他的解释有着很高的可信度，而他的说法，极有可能就是林则徐本人私下对他讲过的。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有信服力的解释。
但以林则徐比之徐陵，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林则徐出生要比徐陵卑微得多，徐陵为大梁戎昭将军、太子左卫率徐摛之子，而林则徐的父亲则是一介寒儒。清代，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教馆诗》，后经也曾教过书塾的郑板桥修改，大致还原了书塾先生当年的生活境况：“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若要改变这样的穷途苦命，唯一的出路只能像郑板桥那样，在中举、登进士榜后博得一官半职，“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郑板桥算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士人，然而你要想“幸得青云步”，那就只能收敛乃至磨灭自己的棱角，一切按照帝王家的规矩来，围着他们的脑子转。你若想崭露出自己的棱角，别说中举、登进士榜，帝王家还有特狠的一招——文字狱，尤其是清朝，尤其是所谓“乾隆盛世”，几乎把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文字狱推向了残忍的极限，稍微有点思想或异见的士人，那是很容易掉脑袋的。在这样一个集权与专制的盛世，从文化到思想都长期处于一种麻木、压抑、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朝野噤声，万马齐喑，而郑板桥终其一生也就只能活在糊涂与难得糊涂之间。
郑板桥比林则徐早生九十二年，在他辞世整整二十年后，林则徐方才出生。郑板桥在人间走过七十年，正是令无数后世景仰的康乾盛世，在官修的史册中那是“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何其盛欤”！而在郑板桥笔下，则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而到了林则徐降生的岁月，已是乾隆晚年，一个帝国已是未老先衰、老气横秋了。
林则徐在乾隆年间度过了十年岁月，设若那真是一个盛世，他也赶上了一个盛世的尾巴。那个时代到底怎么样，也可以从他这十年岁月以及他一家人的日子反映出来。
生为书塾先生之子，林则徐发蒙较早，就在他出生地的隔壁，便是林宾日执教的罗氏试馆。四岁时，父亲便将他“怀之入塾，抱之膝上”，与童生们一同听讲。一个小孩从四岁开始读书识字不算稀奇，令人惊奇的是，据说他七岁时便已经熟习诸种文体，这就堪称神童了。据《清史稿·林则徐传》，其“少警敏，有异才”，而所谓异才，乃超乎常人的非常之才也。这里有一个关于林则徐的童话或神话，相传他八九岁时，有一次先生带着学童们登上闽江北岸的鼓山之巅，这儿还看不见大海，但在万籁俱寂时侧耳谛听，隐隐约约听得见一种由远而近的激荡声，这天风海涛之声让一向刻板的先生也兴致勃发，一句上联冲口而出“海到无边天作岸”，让学童们对下联，当众生纷纷抓耳挠腮之际，林则徐不紧不慢地对出了下联：“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则徐是一个对联高手，终其一生留下了诸多传世名联，这应该是他一生中留下的第一副名联，也是巧对。先生一听就震惊了，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能出此豪言，也却是令人为之一震，又为之一振。我甚至有些不相信这是童年林则徐的原创，不敢相信。
那么，他们当时的家境又如何呢？林宾日虽是一介寒儒，但清朝秀才多少还是能享受一些优待的，如可免赋税徭役，还可领取一份养命的皇粮。他在当地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塾先生，不愁没有生源。这样一个秀才之家，按说也算是小康人家了，但在林则徐的记忆中，一家人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有时候连三餐都无以为继。林家致贫的直接原因是家里人口众多，一个书塾先生要养活十几口人，实在是僧多粥少。林则徐在《先妣事略》中追忆：“逾年，家君入学，旋食廪饩。此后馆谷虽稍充，而食指渐繁，贫如故。”很明显，林家也曾有过刚刚好转一点的日子，但没增加一点粮食，便人口增添、“食指渐繁”而抵消了，因此，一家人的日子“贫如故”。但林家人口虽多，却也没有几个吃闲饭的，林母一直带着几个女儿做针线活儿补贴家用，姊妹们都竭尽所能自食其力，“先妣工针凿，又善剪彩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值，以佐家计。不孝姊妹八人，皆以先慈之教，备传其妙”。透过林则徐的这段描述，可见林母的女红手艺之妙，那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工艺品了。
林则徐从小就很懂事，每天傍晚从书塾回家，他便伏在一张小桌上做功课，母亲带着几个姊妹也在小桌旁做女红，他上床就寝后，母亲和姊妹们还在灯下飞针走线，一直做到夜深鸡鸣时还未歇息。如其所述：“不孝幼随家君之塾，每夕归，则敝庐四壁，短几一檠，读书于斯，女红亦于斯。不孝夜分就寝，而先妣率诸姊妹勤于所事，往往漏尽鸡鸣尚未假寝。其他困苦之状，类非恒情所能堪者。”母亲和姊妹们的日夜操劳，让儿时的林则徐“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这孩子还真是懂事，若说这家里吃闲饭的也就只有他了，他也想帮母亲、帮这家里做点儿什么，但母亲不让他做，他就想把自己饭碗里的饭菜多分一点儿给母亲与姊妹，但母亲那慈爱的脸色一下变得严厉了，正色道：“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
这话，让林则徐豁然一下就明白了自身的价值，他要干的不是这些琐琐之事，而是“读书显扬”，这才不辜负父母亲和一家人的苦心。
透过林则徐的童年生活，也可以窥见那个盛世的部分真相。想想，一个秀才家的日子尚且过得如此穷窘艰辛，不用说，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就更加民不聊生了。当然，又哪怕林则徐真是一个神童，在那懵懂的童年时代，他对一个王朝的命运还不可能有什么察觉。对于历史的真相或走向，往往是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最真实的历史都是旁观者或后来者书写的。
二、帝国之门
对于清乾隆盛世的真相，所谓当局者迷，从乾隆皇帝到满朝文武一直沉浸在某种盛世幻觉中。除了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正史，这里不妨借用这个王朝宿命的敌人——“英夷”的眼光来看看乾隆晚年的那个帝国。那些英国人也可能会怀有敌意和偏见，但至少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一看，再换位思考一下吧。
一扇帝国之门早已打开了，另一扇帝国之门却又长久地关闭着。
英国人难以捉摸“推敲”这一古老汉词的微言大义，但他们又一直为此而反复推敲试探，一心想要打开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东方帝国之门。早在大明帝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致函万历皇帝，她以谦逊而恳切的语气请求英国商人能在中国自由经商。那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如果这封信能顺利送达明廷，中英通商极有可能达成。但这封信竟然用了三百八十二年才终于送达中国，创造了人类通信史上的一大奇迹。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在祝酒词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这封信：“我的祖先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信给万历皇帝……”但说来非常可惜，那艘英国信使乘坐的轮船在风暴中葬身于大西洋底，直到1978年，人们才在海底沉船中打捞出了那封密封了近四个世纪的信，后由英国工贸大臣亲手交给了中国当时的外贸部长。据说，伊丽莎白一世还不止一次致函中国皇帝，至少有两次。进入十七世纪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也两度致信中国皇帝，但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为了打开一扇东方帝国之门，英国人苦心孤诣策划过各种方案，战争一直是其选项之一。时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一支由五艘武装商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入南海，这是史上第一支驶往中国的英国武装船队，率领这支船队的是一位名叫威得尔的皇家海军上校。行前，英王查理一世敕令威得尔上校，进入中国海域时，“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这就宿命般的注定了，中英通商史，从一开始英国就充满了侵略性，说是蓄谋已久一点也不过分。这也是我们探寻中英通商实史的一个绝对不可抽空的前提，否则就会对林则徐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产生极大的偏见和误解，甚或是对历史事实别有用心的歪曲。
其实，在威得尔船队抵达澳门港之前，葡萄牙人早已捷足先登，在明清史载中将葡萄牙人多称为大西洋人。他们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从广东官府谋求到澳门居住权，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欧洲人，从而在澳门半岛借得一隅栖身，也使得这一个针鼻子大的地方在中西文明交融中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世界经济的运转中也发挥了桥梁作用，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世界走向中国的第一道门。而葡萄牙人为了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并不愿意让欧洲其他国家染指澳门，当威得尔船队穿过大西洋、印度洋，万里迢迢抵达澳门，葡萄牙人假设在澳门港的炮台对准了他们，不准英国船队在澳门港登岸。而此时的英吉利尚未强势崛起，威得尔只得忍气吞声，率船队绕过澳门开往广州，欲与中国直接通商。当船队抵达虎门珠江口时，他们被镇守虎门的中国守军拦了下来。但虎门守军并未对他们发难，只是告知他们，须经广州官府批准后，他们才能驶入珠江。威得尔在等待数日后仍未得到答复，便率领武装船队强闯虎门。虎门守军随即鸣炮示警，威得尔是个脾气比大炮还要火爆的军人，一嗅到火药味他就做出了本能而敏捷的反应，随即下令开炮还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小规模军事冲突就这样爆发了，这次短兵相接的冲突，也是英国武装商船对中国海防前线的第一次军事试探。结果是，他们一下就显示出其坚船利炮的威力，火速攻占了一个炮台，并将炮台上的大炮全都搬到了英船上，然后长驱直入，由珠江口驶入珠江内河，为防止珠江沿岸中国守军的攻击，他们沿途还绑架了两只小船作为“人质”，一同开往了广州。入港之后，威得尔一边派人与广州官府谈判，一边趁谈判之机在广州卸下满船货物，准备在广州销售。与此同时，他们还采购了一些让他们垂涎不已的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打算运往英伦销售。但他们第一次进入中国通商也实在太嚣张了，广州官府随即将三个来谈判的“英夷”投入大牢，并将英人的货物统统没收。威得尔一怒之下，竟然一把火烧毁了两只被他们绑架的中国小船，他率船队从广州返回虎门，又下令摧毁了虎门炮台，兴许只有这炮火硝烟，才能让一位充满了征服欲的英国军人一泄心头之愤，获得极大的快感。
这还得了！中方迅速调集军队，准备剿灭这支气焰嚣张的英国船队。威得尔见势不妙，赶紧带领船队逃到了澳门港，又低声下气地央求葡萄牙人帮他们斡旋调解。最后，广州官府释放三个英国人，发还了他们购买的货物，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崇祯皇帝接到广东官府的奏折后，随即诏令：“红夷（英国人）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所谓“红夷”误入，只是崇祯皇帝为自己挣脸面的说辞，而“日后不许再来”，则是毅然决然宣布：“红夷”为不受欢迎的人。
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试探性通商，就这样以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收场。即便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看，他们虽说没有在冲突中失败，却也大大失策了。这里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他们像大西洋人（葡萄牙人）一样，以十足的耐心和精明像中国官府求助，诉说其远道而来的漂泊之苦，苦海无边，但求一隅作为栖身之地，英国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中国沿海租借像澳门那样一个避风港，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以炮火击穿了中国的尊严，但又不能不说，他们的炮火却没有击破的一个天朝上国的迷梦与幻觉。
在威得尔船队离去之后，英国一直在寻求各种途径打开那扇遥远的东方帝国之门，但对于他们，那还真是一扇长久难以打开的门。在那个时空维度里，世界各国的力量此消彼长，随着英国国力日益强盛，先是击败了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终结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随后又在与荷兰的多次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而基本奠定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尤其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工业革命，自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在这一强有力而又持久的引擎驱使下，英国不断推出技术革命，其工业生产从原来的小工场和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飞跃，一个远在大西洋边缘的蕞尔小邦在西方列强中迅速得以强势崛起，英国的工业产量在十八世纪末已占世界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作为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和新兴的海上霸主，英国正在向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迈进。这样一个由大海孕育的、蓬勃生长的、活力四射的新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爆发力和侵略性，这也几乎是本能而势所必然的。随着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为了开辟境外市场和寻找资源，英国以全球性的目光打量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工业化打造出了更精锐的船舰和利器，又把他们载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足以为他们扫平一切海上障碍。
当英国强势崛起之际，那个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直在雄心勃勃地打造他庞大而封闭的独立王国。而根深蒂固的大陆文明，似乎特别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所谓“康乾盛世”在几方面可谓“盛极一时”，第一是把集权与专制推到了巅峰状态，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帝国；与此同时，其土地兼并也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一个建立在六亿亩耕地上的农业国，一直固守着传统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说是自给自足，但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已陷入了积重难返、难以自拔的困境。而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清廷从对内的思想文化禁锢到对外的闭关锁国均已到了极端，这直接阻碍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更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与世界同步的发展，而占据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自古以来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自明代中叶打开国门、随着国际贸易而催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不说遭到扼杀，其发展也极为艰难而缓慢。
在“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表之下，几乎无人发出“盛世危言”，尤其是缺乏明万历年间张居正那种具有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的大臣，康乾年间那些载入史册的名臣，大多是为这个帝国修补漏洞与残缺的出色工匠，但凡一点微不足道的变革，亦先必须在历史先例中找到变通之法。一个帝国如此僵化，又非常傲慢，对海外那些蕞尔番邦、红夷生番，既无暇顾及也不屑一顾。然而，无论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把他们当作不速之客也罢，都已无法扭转他们一直紧盯着一扇东方之门的目光，以中国之幅员辽阔、人口之多，那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无与伦比的市场，还拥有那么“地大物博”的资源，又怎能不让西方列强觊觎？
在这一背景下，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又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出了史上第一个访华使团，试图与中国签订通商协议，但该使团命运多舛，在风暴和疾病折腾下只得半途折返。过了五年，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又派出了第二个访华使团，乔治三世钦命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实已八十三岁）的名义出使中国，史家认为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
马戛尔尼（1737—1806）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在英国人眼里，他是英国十八世纪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他率领一个由七百余人、五艘舰船组成的庞大使团。这是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使团，其中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兵器专家、航海家、制图家、植物学家、画家以及有作战经验的军官，还有多位曾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也是翻译。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他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小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小的成员，可别小看了这小子，在当时，英国人中极少有会说中国话的，小斯当东就会说。其实，他也只是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除了一些日常用语和礼仪用语，他还能凑合着写几个汉字。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普利茅斯港出发，使团船队中最大的一艘是由皇家海军提供的是“狮子”号军舰，这也是他们的旗舰，载有六十四门火炮。尽管英国的造船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但这次远涉重洋、奔赴中国的漫漫长旅，依然不知要遭遇多少不测的灾难与风暴。此行，他们虽说没有在风暴中遭遇船毁人亡的惨剧，但一路上由于船上疾病流行，也有不少人于途中丧命，在悲怆的海葬中沉入大海。
经过近九个月的远航，马戛尔尼使团船队终于在1793年6月19日抵达澳门。
那时正处于粤海关一口通商时期，但使团船队并未直接驶入广州黄埔港，而是打算沿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狮子”号在澳门停泊休整时，马戛尔尼特派乔治·斯当东、事务总管约翰·巴罗等三位使团官员和一名翻译乘“克拉伦斯”号去舟山定海，提前联系能让使团船队到达天津大沽的领航人。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一支庞大的英国使团船队北上天津，这其实也是必然的选择，如果从广州登陆后改走陆路赴京，船内还装着他们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大量珍贵礼品和精密仪器，要把这些东西搬下船来转运，既麻烦又容易损坏，在那崎岖不平的驿道上一路颠簸，还没抵达北京说不定就成一顿碎片了。但在这貌似入情入理的表象之下，也预伏着历史的玄机。看看他们走的那条路吧，他们从澳门出发，沿中国东南海岸线直达大清帝国京畿之地的天津，中途还驶入舟山海域，又在定海港停泊休整数日，这一路上把一条围绕中国东南沿海的海路侦查得一清二楚。据说，马戛尔尼率团出使中国，一开始就有着一明一暗的两个目的，其明确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通商的外交关系，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其暗中的目的就是对中国沿海进行一次长线侦察，搜集有关中国沿海的情报，评估中国的实力，为英国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此次，他们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进一步修正了英国在几十年前就已得到的关于中国海岸线的测绘图上的数据，并添加新的内陆航线的数据。而他们在舟山停泊数日，也测得了舟山海域的大量数据，发现舟山是一个在贸易上和军事上都极具战略地位的天然良港。四十七年之后，当英国在虎门销烟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侵华远征军第一次北上，也是先舍弃广州，从澳门沿东南海岸线北上，在攻占舟山定海后北上天津大沽。从英国使团的第一次访华，到英国远征军第一次侵华，不止是在路线上，而且在时间上，都有着惊人的巧合，几乎如出一辙。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不是我故意留下的悬念，而是英国人早已埋下的伏笔。而在当年，那个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清王朝，又有谁能预料到，这个“红夷”英吉利将会成为摧毁大清帝国的第一杀手。
乾隆皇帝的心胸特别宽广，他君临天下也胸怀天下，但他不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大，压根儿就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英吉利这么一个遥不可及的番邦。他不知道他们，但他们知道他老人家，还专门遣使远涉重洋来为自己贺寿，这让他老人家还是挺高兴的，“万邦来朝，众夷归化，足见天朝之盛也”！为了看看这个番邦在哪儿，他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其中记载了当时中国所知的所有国家，但乾隆皇帝睁大一双昏花老眼，也只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法兰西、意大利、葡萄牙，却怎么也找不到英吉利。看来，这个什么英吉利还远在“四夷”之外啊。不过，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还是挺眷顾的，诏谕沿途官吏对“英国贡使”一路施恩。皇恩浩荡，英国使团在北上途中一路如沐春风。让他们有些不高兴的是，中国官员奉旨在他们的船上硬生生地插上了“英国贡使”的旗帜，这等于把英国全权特使一下降格为番邦贡使，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
英使船队于7月下旬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在踏进大清国门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一直还沉浸在《马可·波罗游记》绘声绘色的描述中，那“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无不令他们憧憬和期待，而据明万历年间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中国亲历记，中国在各方面都比同时代的欧洲要优越、先进得多，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并且不只是经济上的繁荣，在欧洲人的传说中，中国人还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乃是一个让西方人自愧不如的礼仪之邦。而在马可·波罗之后，又有很多传教士远赴中国，他们又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亲历记和书简，这让那些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如获至宝，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一度兴起了“中国热”。
别以为只有“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在十八世纪的西方世界，越是那些发达国家越是有着强烈的“崇洋媚外”情结，只不过是时空颠倒了，他们所崇之洋乃是东洋，所媚之外乃是东方的中国。在他们蓝色的眼睛里，那可真是东方的月亮比西方亮，如英国作家约翰·夏贝尔在1755年出版的《英国书简》中写道：“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对中国建筑的狂热是如此之盛，以至当今的贵族狩猎者在打猎的过程中，骑马越栏不慎摔坏了腿的时候，如果那门不是东方式的向四处伸展的柴扉，他都会觉得不过瘾。”——约翰·夏贝尔虽说带有冷嘲热讽的意味，但他嘲讽的不是中国而是那些“崇洋媚外”的同胞，一如我们今天嘲笑那些“崇洋媚外”的同胞，这反而愈加证明了当时风靡英国的“中国热”。
其实在西方开“中国风”风气之先的并非英国，而是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兰西，巴黎才是“中国风”风靡西方的发源地，从精致文雅的瓷器到精美柔软的丝绸，再到形形色色的中国元素，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就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标志。迨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中国元素几乎渗透了法兰西的每一个角落，巴黎遍布中国山水园林式建筑，触目见楼台亭阁，抬眼现假山异石。于是，又有一位未留其名的巴黎诗人，却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讽喻诗——
多么神奇的国度！无须走出巴黎，
在罗亚尔宫，你就拥有中国物品：
一支中国乐队，来自北京，
呼呼地演奏一支马丁的独奏曲；
而在中国的水池，又是另一把戏，
从优雅的亭子，勾勒出建筑的踪迹，
那岩石堆砌的小山，是一堆石膏，
那外表美丽的岩洞，由纸板构成。
这样，巴黎人离住宅不远，
就可手执拐杖，身临广州。
对于让西方神魂颠倒的“中国热”，其实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种是物质上的“中国热”，英、法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兴趣盎然，如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市场都炙手可热；一种是文化上的“中国热”，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由于人民极度不满国王的统治，形成了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批渴望推翻专制统治的启蒙思想家们，很多都成了“中国迷”，他们急于找到另一种文化或文明形态来打破中世纪的专制桎梏，于是根据各自的心理需要、目标诉求，借助二手资料，对传教士们的亲历记和书简进行随意的裁剪，而为了对自己的观念进行图解，他们甚至是刻意的、有目的美化，通过自己的想象，塑造了一个近乎神话和天国般的东方盛世之国。而在他们一厢情愿看来，这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儒家文化。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欧洲学者们，都呼吁西方应向中国学习，要努力与中国接轨。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马戛尔尼勋爵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中国迷”，他一辈子最憧憬的就是走进中国，亲眼看看这个黄金遍地的盛世帝国和礼仪之邦。然而，这一看，就让他一眼给看穿了，原来如此啊！必须承认，他确实看穿了一个东方帝国的部分真相，在乾隆末年，也是十八世纪末，那个西方传说中的盛世帝国早已外强中干，如强弩之末。看穿了的又岂止是这个特使大人，据使团事务总管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记载，他“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尽管英国人已提前看穿了大清帝国的真相，但这个庞大无比的帝国还是让他们充满了敬畏。在他们抵达大清帝都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安装英国带来的仪器外，马戛尔尼便率使团主要成员前往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但在觐见之前，清廷提出，马戛尔尼必须按藩国贡使觐见天朝大皇帝之惯例，行三跪九叩之礼。跪，还是不跪，怎么跪？叩，还是不叩？马戛尔尼在这一问题上被生生卡住了。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是代表英王和英国的全权特使，一旦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那就意味着英国对中国俯首称臣了。但若不跪不叩，他不但见不到大清皇帝，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为了这次出使，为了打开中英通商之门，英国已经翘首企盼了两百年，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叩开中国大门的机会，却因不愿下跪叩头而付诸东流，这让马戛尔尼情何以堪？想想那旅途上所经历的千辛万苦，还有数位船员为此而葬身大海，又怎么能让他无功而返？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见到大清皇帝，然后带着一纸中英通商协议回去向乔治三世陛下复命。
马戛尔尼还真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在几经交涉之后，他最终与清廷达成这样一个折中方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使节，他可以按照英国最崇高的礼仪向大清皇帝行单膝跪礼，但不须跪下双腿来叩头。
乾隆皇帝的庆寿大典在八月十三日（9月5日）举行。当一位老迈而迟缓的皇帝在辉煌灯火映现的光环中降临时，全场先是一阵短暂的静默，顷刻间又爆发出一片山呼万岁之声，仿佛欢呼天神下凡。在接下来的祝寿大典中，更是充满了威严的仪式感。在司仪的统一指挥下，天朝的文武百官按品秩高低轮番上阵，三跪九叩，行礼如仪，敬祝圣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的、千篇一律的重复，而他们的姿态一如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僵硬、麻木、沉重、肃穆，这在英国人看来简直不像是在贺寿，倒像是一个充满了凭吊意味的葬礼。
马戛尔尼和使团主要成员身穿礼服，与穿着奇怪服饰的缅甸国贡使、蒙古王公等一起向中国大皇帝祝寿，这些番邦贡使早已熟习了大清国的最高礼仪，他们像天朝官员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只等着看英吉利使臣出洋相了。这让马戛尔尼等英国使臣一下就与他们区别开来了。马戛尔尼单膝跪地，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姿势，尤其是那坚定的眼光，径自射向端坐在龙椅上的乾隆皇帝，这也许是英国人的一种注目礼，但他以这样一种眼光射向一个天子，在中国还是极少见的，但那老皇帝似乎毫无感觉。马戛尔尼一直在观察，这个老皇帝穿着一袭崭新的龙袍，那干瘦、蜡黄的脸孔几乎看不见皱纹，却没有丝毫光泽。从落座之后，他就一直这样正襟危坐，接受文武百官和番邦贡使的顶礼膜拜，连那笑容也是僵硬的，了无生气。经历了一轮轮跪拜，老皇帝更加疲惫不堪了，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强打起精神，努力睁开两眼，眼珠子呆呆地凝然不动，又像直愣愣地瞅着什么，而那一双老眼涣散无光，仿佛对不清焦距，很快又合上了眼皮，感觉已陷入了深沉的睡梦中。
突然，老皇帝睁开眼，仿佛看见了什么。但马戛尔尼很快就发现，让老皇帝突然睁开眼的，并非他这个大英帝国全权特使，而是小斯当东。老皇帝把小斯当东招呼到自己身边，让他靠在自己的龙膝上。那一刻，乾隆不再是一个皇帝，而是一个慈祥的白胡子老爷爷，他疼爱地抚摸着小斯当东，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小龙孙。这洋娃娃可真是漂亮可爱，生着一头金黄鬈发，那眼珠子像两颗晶莹发光的蓝宝石。当老皇帝听说这个洋娃娃居然会说中国话时，又惊奇又兴奋，他很想听听一个洋娃娃的中国话，小斯当东还说不了太复杂的中文，便用中文感谢了皇帝赐给他的一块翡翠。那一种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把老皇帝逗得龙颜大悦，笑得连胡须都白花花地飘起来，他又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织锦荷包送给了洋娃娃。这两件乾隆御赐的珍品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而这样的“圣眷隆恩”，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可这位白胡子老爷爷又怎能料到，四十八年后，这个洋娃娃成了英国下院议员，当议会为是否向中国开战而争论不休时，他以一个中国通的权威口吻声称：“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马戛尔尼也得到了乾隆皇帝御赐的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但他最想得到的是中英通商协议。在祝寿大典之后，乾隆皇帝还特意接见了从那天下最遥远的角落里赶来为自己贺寿的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赶紧呈递了一直揣在怀中的英国国王致大清皇帝的国书。说来，那乔治三世和乾隆皇帝一样，也是一位得享高寿、在位时间漫长的国王，他享年八十二岁，在位六十年，和乾隆皇帝在位的时间一样长。不过，乔治三世要比乾隆帝年轻二十七岁，算是乾隆帝的儿子一辈了。但国与国之间没有长幼之分，乔治三世在致乾隆帝书信中，只能遵循欧洲礼仪，以此表达他对中国皇帝兄弟般的情谊：“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但乾隆皇帝却极不愉快，他一个君临天下的大皇帝，绝不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四海之内皆臣民，那个什么英吉利国王也是他的臣民，竟与他“称兄道弟”，这让他一脸愠色，“朕意深为不惬”！
关于这封国书还有多种版本或译本，有一种版本就显得特别肉麻，几乎不像是一个英国国王所写：“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我知道中国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都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这令我越来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盼您能体恤我们！”这样的译本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译，还有一种版本也很谦卑，但比较实在：“在皇帝陛下的统治下，贵国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敬仰。如今我们国家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本国王认为正是谋求我们两大文明帝国友好往来的好时机。本国臣民经常到贵国经商，无疑双方都能因此受益。故此希望特派一位全权公使常驻贵国，管束我国臣民之行为……”
应该说，英国当时对清朝还是毕恭毕敬的，仅从英国特使首次访华看，无论从使团规模还是所带礼品之丰厚，都表明了英国的对大清帝国和皇帝陛下的尊重和诚意。英国使团共带来近六百件礼品，而且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据英方的记录，在他们的礼品单中有当时天文学和机械学的最佳结合产品天体运行仪，这个仪器代表了整个宇宙，它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通往世界各地的航海路线。当整个世界第一次异常清晰地出现在乾隆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前，几乎伸手可及，但他们却摇头晃脑，一笑而过。在礼品中还有当时在西方独领风骚的毛瑟枪。他们乘坐“狮子”号而来，“狮子”号在当时也算是一流战舰了，但据说，乔治三世那时还不知道大清帝国的海军实力有多么强大，生怕“狮子”号在大清皇帝面前还不够威风，还特意赠送给大清皇帝一艘“君主”号战舰模型。“君主”号为英国皇家海军刚服役不久的一等战列舰，也是当时英国规模最大、火力最强大的军舰，装备有一百门大口径火炮。马戛尔尼原本想让英国使团卫队进行一次火器操演，接受大清皇帝检阅，但乾隆皇帝对此不感兴趣，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和珅等清朝官员于是拒绝了这一请求。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无奈地哀叹：“他们连看都不想看一下，要知道中国军队使用的仍然是火绳枪。”
英国使团还带来了一个大型热气球，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奇的科技新发明之一，只要乾隆皇帝愿意，马戛尔尼一声令下，立马就可把这位大清国天子升上天空，让他成为遨游天际的亚洲第一人。但他像热气球一样高涨的热情，旋即又被和坤和大人的一瓢冷水给浇灭了。想想也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升天，多不吉利啊！大清帝国怎会拿一个天子的性命去冒险？更何况，乾隆皇帝已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在这一次东西方文明的对接中，很多事原本可以成为东方历史的开端，然而都沦为了历史的假设，而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机器都沦为了清宫中的玩物，无论皇帝还是朝臣，谁也没觉得那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们眼里那不过是一些“奇巧淫技”而已。有史家猜测，乾隆皇帝和朝臣们之所以对这些东西兴味索然，也可能与翻译有关，尤其是对这些科学仪器和原理的翻译和解释，在汉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几乎比翻译《圣经》还难。
而英国使团对中国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譬如说，乾隆皇帝还为“英使来朝”特意编了一出昆剧《四海升平》，戏一开场便说英吉利特遣贡使来大清朝贡，路途比越南更遥远。对此，马戛尔尼根本看不懂，但越是看不懂他越是看得特别仔细，当他看到许多海上、陆地的珍奇物产和动物在一起欢聚时，他认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若以现代思维解读，马戛尔尼这想法还真是歪打正着，他们此次出使中国，不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一次姻缘吗？一个以大海为背景的西方帝国，一个以大陆为背景的东方帝国，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必有宿命的遭遇。所谓海洋文明，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打开门、走出去的文明。地理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设若中国是一个像日本那样地狭物贫的岛国，也许会下意识地做出另一种选择。而大陆文明则以大陆为生成背景，又以中华文明为典型代表，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其大部分疆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处于内陆腹地，在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较少依赖对外贸易。若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法则，大陆文明在文化性格上具有内敛性和稳定性，对非我族类的其他文明具有本能的排他性，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禁海闭关之策的深层次的文化动机，也可谓是保护自身稳定一种本能吧。然而，在那个时空维度里，乾隆皇帝和满朝文武百官还没有什么海洋文明、大陆文明这个意识，若要解读这一出戏的真意，就是戏中文昌帝的一句话：“今当进表赐宴之期，隆典特开……”说穿了，这戏演的还是那万邦来朝、众夷归化、隆典特开的老把戏，乾隆之意就是要让“众夷”好好看看一个盛世隆典。
饭也吃了，戏也看了，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就该打道回府了。但，且慢，马戛尔尼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他向清廷请求暂缓回国，还要与大清政府举行通商会谈。据马戛尔尼的访华日记（《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所记，他代表英国政府向清廷提出了七个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并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从英方的立场看，他们的这些请求均是按双方平等贸易的原则而提出的，并要求签订正式条约。但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请求里含有占据（至少是租借）中国领土的要求，而且明显含有“治外法权”的要求。且不说当时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即便换了现在的英国，如果中国向英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英国会答应吗？于此可见，马戛尔尼这次出使英国，并不像如今我们的一些同胞认为的那样，纯粹以寻求平等的通商贸易为目标，而马戛尔尼根据英皇乔治三世的授权。而英国作为交换条件的，就是允诺“在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以符合清廷的鸦片禁令”，就这样一个允诺，还是预设了前提条件的。
可想而知，对于英吉利的要求，乾隆和清廷又怎么可能答应？这其实也是中国历代王朝恪守的一个底线，但凡涉及领土与主权，都是不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据《清实录》，乾隆皇帝是这样回复的——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
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要求，并下了逐客令。别看这位老皇帝老眼昏花，但龙威犹在，那是一种苍老的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后世皆以为乾隆皇帝是因其盲目自大，才没有批准英使的要求，但从历史事实看，乾隆皇帝倒也并非“盲目自大”。当时，大清帝国的版图仿佛大得没有边际，西至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及帕米尔高原，东至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戈尔诺阿尔泰及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其国土面积近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三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庞大无比的疆域，乾隆皇帝的眼光哪怕再开阔，也难以穿越幅员辽阔的大陆延伸到海岸线之外，又或许，他觉得爱新觉罗氏能拥有并统御这样一个威加海内的天朝上邦已经足够了。相比之下，英国在当年失去了海外最大的殖民地——美利坚，其本土面积仅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九百万，这样的版图和人口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若以此做实力对比，两个帝国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太悬殊了！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而从乾隆皇帝到朝野上下对这些洋夷番邦的产品都没什么兴趣，如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也算是他们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了，但在中国没什么人看好，中国人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出产的丝绸。既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与那些洋夷番邦搞交易呢？诚如当代学者朱学勤所指出：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清廷上下自满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也是清朝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此举实乃自绝于世界，必然会造成精神世界的自闭症，更必然会带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对此做出了如是评价：“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这样一个帝国，对于马戛尔尼而言，就像卡夫卡笔下那个看得见却永远无法进入的城堡。又无论他怎样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切可能地周旋，结果已经注定，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催促下，在没有举行谈判的情况下，他只能率领自己庞大的使团怏怏地踏上归程。对这样的遭遇，“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在《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几近悲叹：“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他们由军机大臣松筠等人的一路护送，实为押送。来时，他们的进京的路线是一直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但清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令他们原路返回，而是让他们经大运河、扬子江、赣江、北江、珠江，到达广州，这是一次历经两个多月的漫长旅程，几乎纵穿了中国腹地，而这条路也将是林则徐未来的一条必经之路。就是这次历史性穿越，让英国使团对这个外强中干、颟顸落伍的帝国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认识。当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广州时，一支“欢送”他们的中国军队展示了其“枪戟林立、强弓硬弩”的军威。马戛尔尼一眼就看出，这些穿着宽衣大袖的中国军队，既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若在战场上遭遇，这样一支军队简直不堪一击。
作为回敬，英国使团卫队也进行了分列式等演练。那么，中国官员又怎么看这些英国军人呢？他们在奏折中则说，这些长胳膊长腿的“红夷”走路时步履僵硬，直挺挺的，膝盖不易弯曲，“一旦仆地，极难起身”，这样的描述还真是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而顽固的印象，以至数十年后的那些封疆大吏，如林则徐、裕谦等，对此还一直深信不疑。
英国使团虽说没有获得通商谈判的机会，但他们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周密的侦察，当他们的船队驶入珠江入海口和南海湾时，他们又对这一片海域和航线进行了勘测，在他们的海图和航线图上，又增添了新的测绘数据。这些海图和数据虽说暂时用不上，但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三、一艘破旧的大船
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是迄今尤为人们津津乐道又从多种角度反复诠释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也是一个谁也无法绕开的历史事件，一旦绕开，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几乎无从解读。
1794年1月，英国使团从广州启碇，于当年9月回国。这次历时两年的访华之旅，英国使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海上漂泊，尽管他们未完成预定的使命，但也绝非空手而归。这次出使中国，让他们获得了足够多的第一手信息，而他们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窥破了一个盛世王朝的神话，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大清帝国。据马戛尔尼向英国议会写出报告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的大船，一百五十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地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他还提醒英皇随时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
而对于英国以及西方诸国那些“中国迷”，随着马戛尔尼及使团成员的“中国记”风靡一时，那个神话般的中国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揭穿了。如黑格尔读了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随后便以他惯用的辩证思维，从一个国家的外部特征推断出了一个国家的本质：“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黑格尔是一位充满“时代精神”的哲学家，当代学者郑永年曾援引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立论，“任何大国的外部崛起，都要不自觉地去顺应这种时代精神，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来说，是基于自由贸易这个‘时代精神’之上的，因为自由贸易符合那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英国靠自由贸易立国，也通过自由贸易建立了全球性的帝国。”
贸易贸易，必须有贸有易，这是国际贸易或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而由于中国朝野上下对英国的产品都不感兴趣，而西方的“中国热”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后，在文化上逐渐降温，而在物质上却热情不减，反而更热了。中国的丝绸、瓷器确实让他们很受用，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那一片神奇的叶子——茶叶，比咖啡更让英国人上瘾，成为英国家庭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还非得源源不断地进口不可，否则就供不应求了。但你想要，人家偏偏就不卖给你，清廷还为此发出一道道禁令，对许多产品严禁出口。而在不但提高贸易门槛、设置贸易壁垒时，清廷对入口商品还要征缴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这让英国感到吃了大亏。清廷如此“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在英国人看来实在太不符合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了，但清廷根本就不在乎你这些游戏规则。
尽管清廷对出口产品一再严控，但由于大清帝国几乎不从英国进口产品，致使中英双方贸易出现严重的倾斜失衡，贸易利润几乎向中国一边倒，这给英国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入超），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九成左右，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一度高达对华出口商品值的三倍以上，这连年不断的巨大逆差，使得英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在贸易结算上，英国也觉得自己吃了大亏。自十八世纪开始，英国就实行了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在对外贸易上采用银本位，这样一来，英国想要进口中国商品，本国没有那么多白银，只能从境外购入大量白银，而在这金银交易中也令英国利润受损。随着对华贸易不断增长，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欧美的很多银矿濒临枯竭，而那是欧美国家对华贸易的白银来源。由于白银短缺，致使不少欧美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而英国绝不想这么轻易退出。
若从清廷当时狭隘的国家利益看，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还真是占了便宜，直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两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而面对这样一个在产品上只出不进、在白银上只进不出帝国，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寻找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而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来与清廷沟通；一种就是渴望出现罗伯特·克莱夫那样的英雄，去完成他们像征服印度一样征服中国的“伟大计划”。
从英国人的立场看，马戛尔尼虽未完成出使中国的使命，但他也是一位像罗伯特·克莱夫一样值得礼赞的英雄，有一首赞颂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长诗，道破了这一“伟大计划”的天机——
骄傲的中国，富饶的银矿
在Clive's的伟大计划下，
……她的财富将被掏空，
成为帝国的供应。
诗中那“伟大计划”的实施者就是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一位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这位英国议员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顽童，在十三岁时，他就拉起了一帮比他还大的少年到处敲诈勒索。这样一个祸害，刚满十八岁就被他那议员父亲打发到了遥远的印度。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干了一段时间下级职员，很快就投身于征服殖民地的军队，这让他作为掠夺者和冒险家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没过多久就被英皇任命为孟加拉总督和驻印英军总司令。他曾颐指气使地在英国议会上炫耀：“在我的脚下有富裕的城市，在我们手中有雄强的国家，在我一个人的面前打开了充满了金条银锭、珍珠宝石的宝库……”
这样一个人，在殖民地人民眼中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在英国人眼中却是一个最伟大的缔造者和开拓者之一，在英国历史上还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以如此之少的兵力征服如此广大的土地，掠夺如此之多的财富，英国议会宣布他“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给予了他极高荣誉。在掌握了他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的证据后，甚至还撤销了对他的诉讼。不过，这位胸怀“伟大计划”的英雄，还没来得及征服“骄傲的中国，富饶的银矿”，就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一说是他眼见自己掠夺来的横财被英国政府缴没，在绝望中自杀，一说是他因吸食鸦片而毒瘾攻心，因不堪折磨而用一把杀害了无数殖民地人民的刀子杀死了自己，这两个死因，或者二者兼有吧。他自杀时，英皇刚刚签署他出任北美总督的任命状。
只有解读了罗伯特·克莱夫这个最典型的英国式英雄，或许才能打消我们对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那种天真的幻想，马戛尔尼其实也是一个罗伯特·克莱夫式的人物，从一开始就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乾隆皇帝之错，错在他严重低估了英国的实力，又大大高估了大清帝国的实力，这让他对英国并没有高度的警觉，而是不屑一顾。而从更深刻的历史命运或时代命运解读，这也让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没有主动打开国门，通过自由贸易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从这个角度看，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对中国确实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假设一下，若乾隆皇帝能顺应天下大势，以开放的姿态和全球性的目光来面对世界，作出对策，必将走向一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盛世之路。对此，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曾说过：“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然而这一切皆是历史的假设。
除了假设，还有两种历史的可能，当这样一个闭关锁国的东方帝国与一个代表工业文明的、朝气蓬勃的西方帝国遭遇时，一种是可能会出现东西方迎面走来的文明大融合，双方都是以自觉和主动为前提的；一种是在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中走向融合，而在这种被动的融合中，那落后的一方必将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劫数。由于清廷没有自觉而主动地选择前者，干脆决绝地断送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一条正常的外交和商业通道，也就只能被动地陷入后者了。对此，郑永年先生也坦言，“在建立大英帝国的过程中，自由贸易的话语背后，往往是赤裸裸的大炮和武力政策。商船在前，炮舰随后是英国崛起的主要特征。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殖民地等，也是‘自由贸易’的内在部分”，我是认同此论的，如此，才能全面理解罪恶的鸦片贸易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若要避免挨打，其实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能把握和顺应历史大势，打开封闭已久的帝国之门，全面走向开放，主动与世界接轨，在世界潮流中激发出压抑已久的活力和创造力，我深信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勤劳而智慧的民族，一定会在近代化中强势崛起，打造出一个真正的盛世，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付出极为屈辱而惨痛的代价了。不过，那已是与乾隆皇帝无关的故事。但即便他沉睡于清东陵之裕陵里，也难以得以长眠，兴许也会为鸦片战争的炮火所震撼，而惊醒。
乾隆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年）驾崩，享年八十九岁，他是中国历史上享年最高、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退位后还当了三年太上皇。他几乎活成了一个神话，史称“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但在林则徐降生之际，这个“于斯为盛”的盛世其实早已如一个老皇帝一样日薄西山，暮气沉沉。尽管嘉庆皇帝（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早在四年前就已嗣位，但太上皇乾隆对国事朝政拥有绝对的决定权，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如何处理好与太上皇的关系，对他的政治智商与情商是极具风险的考验。嘉庆皇帝继位之后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年蛰伏期，唯太上皇马首是瞻。后世对嘉庆皇帝有着偏见与低估，甚至将他称为一个平庸的皇帝，其实他能够平安度过那几年儿皇帝的尴尬岁月，终于等来了自己亲政的时代，其政治智商与情商就已非同寻常了。
清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入关后共传十帝，入关第一帝顺治和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只能算是楔子和尾声，短命的同治皇帝和羸弱的光绪皇帝实际上都是慈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儿皇帝，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还当了三年太上皇，康乾两朝就差不多占了一半时间。嘉庆上承“康乾盛世”，下启“道咸（道光、咸丰）衰世”，在他亲政时，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一百八十年，而他不幸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一个皇帝夹在这样的历史之间，想要得到好评也难。说句公道话，嘉庆是个想有作为又难有作为的皇帝。
历史中的许多灾难性的伏笔，往往是在所谓“盛世”提前埋下的。
对于嘉庆皇帝而言，先帝留给他的不是什么“盛世”遗产，此时的大清帝国，一如马戛尔尼勋爵所谓，已是“一艘破旧的大船”，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嘉庆皇帝在亲政之前，就已洞察乾隆晚年积重难返的诸多弊端，一旦乾坤在手，就想扭转乾坤。他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以铁腕肃贪反腐。还在乾隆皇帝大丧期间，他就以霹雳手段剪除了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和权臣和珅。在惩治和珅这一天下巨贪案中，他也不乏政治上的高明，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没有搞株连、扩大化，这让他在登基之初维持了其统治集团的基本稳定。
嘉庆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撇开乾隆作为太上皇干政的三四年，他实际执掌国柄凡二十一年，自一举拿下和珅这个大老虎开刀后，他便年复一年的重申“整饬吏治，以清廉为本”，“贪墨之风，首当严惩”。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惩治巨贪的个案意义，还是建立反腐机制的普遍意义，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扭转乾坤，贪腐问题不仅未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有学者指出，“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颙琰的平庸之处”。由于这样的反腐不是来自制度与公权，而是来自家长式的权力，充满了随机性，发现一个抓一个，一抓就能查获巨额赃款，当时有人便将这种反复肃贪讽刺为“宰肥鸭”。其实嘉庆皇帝也一直试图在制度上建立长效的廉政反腐机制，但他不敢触动大清体统（体制），他只能利用一个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来整饬吏治，而在绝对权力之下，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当一个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手下的官僚在某一地域某一领域也拥有绝对权力，这才是中国历代王朝一直难以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原因。一切诚如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则说过这样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对这个帝国构成严重侵蚀的，除了黑暗的腐败，还有黑色的鸦片。当英国人在改变贸易逆差上无计可施，于是乎，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又选择了第三种方式——“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这是今世某些史家之论，也是颇为流行的一种言说。对此，在下实在不敢苟同。我觉得即使没有巨额的贸易逆差，以资本家不择手段追求利润、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一旦发现鸦片贸易可以带来惊人的黑色暴利，他们也不会停止这一卑劣而又罪恶的黑色交易。
追溯鸦片传入中国的源起，英人并非始作俑者。而对于鸦片，先要辨别两个不容混淆的定义，一个是作为药物的鸦片，一个是作为毒品的鸦片。史上有一种说法是，早在汉武帝年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已传入中国，但当时的鸦片只是作为了一种治病疗疾的良药，后来又作为镇痛和外科手术的麻醉剂，三国名医华佗就是这方面的杰出实践者。唐代也有阿拉伯鸦片进口的史载，将之称为“阿芙蓉”。到了宋代，在苏东坡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中有这样两句：“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鸡苏、莺粟皆为药用植物，莺粟即罂粟，于此可知，那时颇为流行以罂粟煮茶煎汤。其实，无论作为植物的罂粟，还是作为药物的鸦片，都是上苍赐予人间的神奇之物，十七世纪的英国临床医学奠基人、被誉为“鸦片哲人”的托马斯·悉登汉姆就像一个受到神灵控制的诗人：“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
他站在一个医学家的立场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从治病良药到致命的毒品，两者之间并无鸿沟，几乎是自然而然就会转化的，习惯成自然，而“瘾”就是由于中枢神经经常受到刺激而形成的习惯性。从鸦片传入中国的悠久历史看，此物从未成为灾难性的毒品，有人分析这与食用方式有关。在有清以前，人们吃食鸦片一般都是掺上其他药品或茶叶煎汤喝掉，或掺入丹药服用，明朝万历皇帝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据《大明会典》载，当时明朝的藩属国向皇帝朝贡“乌香”，这“乌香”是鸦片的又一个别名，“一两乌香一两金”，那可不是一般升斗小民有福消受的，而这些“乌香”被皇帝当作春药。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还给此物取名为“福寿膏”，他因服用“福寿膏”而纵欲过度、头晕目眩、身体虚弱，在其执政的中后期几乎从不上朝理政了，致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说来真是可惜了，万历皇帝原本是一个“有勤勉明君之风范”的皇帝，在张居正等大臣辅佐之下，他对内推行“万历新政”，通过整饬吏治、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以寻求一条自救图强的道路，从而开创了“万历中兴”之局面，使一度中衰的明朝再次由衰转盛，据称其国库存银存粮即使闹灾十年也足够支用，“中外乂安，海内殷阜”，这是汉“文景之治”、唐“开元盛世”都未曾有过的盛况，也是后来清“康乾盛世”无法比拟的。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万历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与此同时，在万历年间，明朝对外进一步走向活泼和开放，这一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帝国之门，这是东西方文明平等友好交流的时期。正因为万历皇帝具有开放意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利玛窦才有幸觐见万历皇帝，并获得在中国传教的许可。随着传教士纷至沓来，西学东渐，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让中国知识界开始以崭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造就了李贽、徐光启等一批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一时间，民本主义在中国盛行，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这是孕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按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的估价，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明朝的经济一度处于当时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一个东方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
然而，这一很可能把中国直接推向近代史历史机遇，最终却被鸦片给断送了，而那“福寿膏”也未能让一个皇帝延年益寿，万历皇帝仅仅活了五十六岁就驾崩了，葬十三陵之定陵。对于万历皇帝到底是否吸食鸦片，很长时间都只是历史的猜测，直到1958年定陵考古挖掘后对万历皇帝的尸检结果，在他的骨头中发现含有吗啡成分，而鸦片所含主要生物碱就是吗啡。这是铁证，却只是一个皇帝吸食鸦片的铁证，而终明一朝，鸦片并未泛滥成灾，一是“乌香”十分珍稀和金贵，难以流入民间，二是此物无论是煮茶煎汤，还是掺入丹药中服用，一般不至于产生难以抗拒的毒瘾。
从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到满清入关后的几位“圣主明君”，皆严令禁烟，但其所禁之烟并非大烟（鸦片），而是一般的黄烟或烟草。鸦片真正成为一种充满诱惑、难以抵御的毒品，首先源于吸食方式的“革命”。据史家考证，吸食鸦片最早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开始，有人发明了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在清代初年此法又被荷兰人传入中国，由台湾而至大陆，在传播过程中吸食工具也不断得以改进，打造得越来越完善，如烟锅、烟签、烟灯和烟枪等，几如精美的工艺品。吸食前，先将生鸦片用烟锅在文火上熬成可以用烟签挑起来的鸦片膏，再通过烟枪吸进呼吸道。正是这一吸食方式的改变，加快了鸦片烟毒在中国的传播速度。
清帝中第一个对鸦片高度警觉的是雍正皇帝。他在位十三年，那时国中吸食鸦片者还为数不多，但他还真是一位明察秋毫的明君，察觉到这种大烟远比黄烟更具危害性，于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了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第一个针对鸦片的禁烟令，并制订了《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其主要惩戒措施为：“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透过这一条例，可见其清廷禁烟之严、惩罚之厉，但在严令之下却也百密一疏，留下了一个法律的空子，该条例中只有对国内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却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既然有了一个合法的通道，而鸦片又可以药物的名义进口，这就为鸦片输入中国开了方便之门。对于雍正禁烟令留下的这条法律的空子，我觉得不能仅以清廷的昏聩来解释，雍正也堪称“盛世明君”，而历史的猜测之一，就是进口鸦片可为清廷捞到一大笔税收，这或许就是清廷一直不愿堵死鸦片进口之门的原因之一。
尽管英国并非鸦片传入中国的始作俑者，但绝对是让鸦片流毒中国的元凶。从海外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控制的印度，又由英国政府授予垄断经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手操纵。在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帝国的国门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把鸦片作为牟取暴利的利器。这家臭名昭著的公司创立于1600年，这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组成一个股份公司，初名为“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后称“可敬的东印度公司”“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约翰公司”等。英国人一直假以自由贸易之名，在世界各地开设公司，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绝非一般的自由贸易公司，也与通常意义的跨国公司具有本质的差别。在公司成立之初，甚至还在筹建之际，伊丽莎白一世便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二十一年（一说最初定为十五年），这甚至就是该公司组建的原因。1698年，东印度公司向印度莫卧儿政府买下了位于孟加拉湾恒河口岸的加尔各答，这为英国控制恒河三角洲地区、开辟东印度殖民地找到了第一块跳板。在此后的一百余年岁月里，加尔各答不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总部，也是殖民地时期（1772—1911）英属印度的首都。垄断之下必有暴利，随着其利润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他们又逐渐占领了马德拉斯和孟买，以三座城市为中心设立了三个管区，在英国驻印度总督之下各设一名省督管辖。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变成了印度的实际主宰者，他们以廉价的方式攫取殖民地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又向殖民地输出他们的产品，在经济上对殖民地进行掠夺，在政治上对殖民地进行残暴的统治。而且，他们从最初的雇佣军开始，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舰队，购置了大量的军舰、武装商船和武器装备，以全副武装为其“自由贸易”保驾护航、开疆拓地，这既是为了同其他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也是为了进一步开辟其他的殖民地。
英国殖民者在征服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的最大国家后，就把中国这个亚洲第一大国作为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殖民地。而在使用炮舰攻击之前，他们一直把鸦片走私与对华贸易捆绑在一起，以鸦片获得的暴利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如今中外不乏为殖民者而辩解者，甚至美化者，认为殖民化是先进的西方文明对落后国家的一种直接输入，这已是跌到了国家与民族底线之下的一种诡辩。以印度为例，在沦为殖民地之前，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印度没有自主、没有尊严，在西方列强眼里，这是一个可以任其主宰、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野蛮之邦。没有国格，就没有人格，有着悠久文明的印度各民族，在西人眼里成了愚昧的劣等民族，甚至成为其贩卖的奴隶。如果中国沦为亚洲的第二个印度，印度之命运，毫无疑问也将成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难逃之劫数。
这里还是继续追溯鸦片输入中国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就在雍正皇帝发布鸦片禁令颁布当年，中国合法进口鸦片两百余箱，诚然，区区两百余箱鸦片输入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实不算多，但此后的增速却处于疯长之势。到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员工把一船鸦片从印度运到粤海关，每箱鸦片比在印度的购价一下就翻了六倍多，在暴利的驱使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正式提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计划：在印度大面积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购买中国茶叶。这一计划于1773年得到批准实施。那年为乾隆三十八年，六十三岁的乾隆帝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太子，而立储对于江山稳固、大统承继也确为国家之大事，而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一足以毁灭中国的计划，从乾隆皇帝到清廷都几乎没有察觉。但随着鸦片输入量的迅猛增加，乾隆皇帝和清廷都不可能没有察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一半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烟令，并且下令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然而严禁之下，走私愈加猖獗，暴利之下，必有徇私枉法，无论你怎样闭关锁国，那为暴利所驱使鸦片贩子和那为暴利所诱惑的关防官吏，都会达成幕后交易，打破海关的封锁。对此，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六十余年间从各种渠道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翻了二十倍，高达四千箱，除了合法进口，还有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随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鸦片烟毒汹汹然已成泛滥之势，而泛滥的背后是惊人的暴利，而这些暴利又几乎全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攫取。
在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的《我看乾隆盛世》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鸦片的记载：“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整个嘉庆时代，政治腐败与鸦片烟毒沆瀣一气，甚至互为因果。据当时的英国政府在一份蓝皮书中公开声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嘉庆皇帝执政期间，在肃贪反腐的同时也多次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其禁烟效果与反腐效果差不多，也是屡禁不绝、愈演愈烈。为了防堵鸦片输入，嘉庆皇帝除了三令五申发布禁令，就是坚守乾隆时代的闭关锁国之策。而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对华贸易，乔治三世又于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访华，试图让他来完成马戛尔尼未竟的使命。
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到阿美士德这次访华，时隔二十三年，当年的那个洋娃娃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如今已是一位人到中年、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第一次出使中国，成为托马斯·斯当东孩提时代的珍贵记忆，他一直没有忘怀那个像白胡子爷爷般的老皇帝乾隆对自己慈祥的抚爱，还有他送给自己的翡翠和黄龙织锦荷包，一直被他珍藏着。说来有缘，那次他们在返回广东途中，小斯当东还与护送使团的大学士松筠成了忘年交。这让他对中国一直怀有一份纯真无邪的好感。然而这只是他与中国结缘的开始，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命运的安排，他“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也注定会成为中国宿命的天敌。1800年（嘉庆五年），托马斯·斯当东已长大成人，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文员（书记员）。翌年，父亲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广州历经十余年打拼，他在1815年当选为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的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掌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务。除了贸易，他还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其间，他的忘年交和“好朋友”松筠一度出任两广总督，这为他深入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一般外国人难以占有的优势，加之他勤于钻研的精神，让他成为一位载入史册的“英国汉学之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犀利而清晰的中国视角。他关于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很多都成为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有的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他回国后还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开设了汉学课。然而，这样一个作为“中国通”的斯当东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纯真无邪、对中国充满了友善的小斯当东，他对中国的了解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了解，作为一个坚定地站在本国立场上的贵族，一个对华大肆输入鸦片、牟取暴利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掌柜，对他还真是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
阿美士德此番出使中国，为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之覆辙，第一个就想到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中国通”来充当使团副使。而当年身为皇子的爱新觉罗·颙琰，就是他们这次要觐见的大清皇帝。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时，颙琰亦在场，别的洋人他也许不记得了，但那个洋娃娃他还是记得的。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三十四岁的颙琰如今已是五十六岁的嘉庆皇帝，一个洋娃娃也已人到中年，岁月如刀，面目全非，这两人相见之后又如何相识？
英使这次觐见嘉庆皇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又是老问题，下不下跪、叩不叩头？清廷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大清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由于双方在礼数上反复纠缠，一直难以达成协议，这个庞大的使团只能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为了打开僵局，使团副使之一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但托马斯·斯当东比他更了解中国，在中国叩头是下辈给长辈、臣子给君王所行的礼节，为了保持大英帝国和乔治三世陛下的尊严，他坚定地表示：“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我们）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中英双方通过反复协商，最终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英国使团成员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这是中国和英国都从未有过的一种不伦不类的礼仪，为此，从阿美士德勋爵到所有使团成员不得不反复演练，直到清廷理藩院尚书基本认可了，才向嘉庆皇帝奏禀：“（英使）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
嘉庆皇帝这才沉吟颔首，决定在颐和园接见“英吉利贡使”。
这次负责接待和陪同英使陛见圣上的，乃是内务府总管、承恩公和世泰。此公虽说不像和珅那样权势煊赫，却也是一位皇亲国戚，为嘉庆皇帝第二子绵宁之舅父。由于嘉庆长子乃是庶出，绵宁实为嫡长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他承继大统后改名旻宁。和世泰接到谕旨后，旋赴英使驻地通告他们，圣上将于农历七月初七卯时（约为8月18日凌晨五六点钟）接见英使。阿美士德虽说一直渴望见到嘉庆皇帝，但和世泰通报的时间也实在太仓促了，从通州到颐和园，在那个靠舟车同行的时代，没大半天走不到。阿美士德不敢怠慢，随即率使团连夜赶往颐和园，抵达时已是初七日凌晨，此时已是规定的觐见时刻，嘉庆皇帝已经到达颐和园大殿，准备接见英国使臣，但英国使团由于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一路颠簸，阿美士德等人已疲惫不堪，请求稍事休息后再行觐见。那负责引导英使觐见皇上的官员一听就急眼了，这怎么行？哪有皇上空坐大殿等候使臣的？他催促英使赶紧觐见，但阿美士德非要等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来后，换上礼服再去觐见。应该说，作为大英帝国的特使和勋爵，他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总不能让他风尘仆仆、一脸灰垢、像个叫花子似的去觐见大清国皇帝陛下吧？但和世泰等人更有苦衷，眼看到了天子接见英使的时刻，他却不能把人给带去，这该如何向天子交代是好？结果他灵机一动找了个借口，向皇帝奏称英使生病了。嘉庆皇帝一听勃然大怒，那一心求见的英使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了？又难道一病不起了？这分明是傲慢无礼，目无圣驾！他一气之下便取消了这次“陛见”，拂袖而去，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将使团所携贡品一律退回。
英国使团又一次空手而归，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吸取前车之鉴，结果却更甚于前车之覆，阿美士德勋爵比那个马戛尔尼勋爵更倒霉。而在一些西方传教士添油加醋的记述中，还记录了不少荒诞的细节。据说阿美士德送给嘉庆皇帝的礼品中，有一只根据光的折射原理制成的凸透镜，当光在透镜的两面经过两次折射后，就会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其所映现的物体一下变得格外清晰了，这让清廷众大臣大惊失色，魔镜，这就是传说中的魔镜啊！看来英使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这是他们窥视清宫内廷的一只魔眼。结果，他们赶紧将“魔镜”打碎，深深地埋入土中。这个在中西方广为流传故事，没有任何有信服力的证据和史载，实际上这样一个凸透镜，在中国也并非从未见过的稀罕之物。据史家考证和现代考古发现，早在汉晋年间，中国古人对凹凸透镜就已知“凹者光交在前，凸者光交在后”，在汉晋墓葬中发掘出水晶平凸镜、扁圆凸透镜的实物，在西晋张华编撰的《博物志》中还有“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的记载，其原理也是一样的，而在明末方以智所著的《物理小识》一书中载有“空中取火法”，也是利用玻璃凸透镜聚焦取火，“琉璃有火齐之名，亦以其光取火也”。但随着清廷不识凸透镜的荒诞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一个子虚乌有的荒诞故事对大清帝国进一步贬低，让这个“天朝上国”越来越“声誉扫地”，渐渐被演绎为一个愚昧无知的“半野蛮的”帝国。
阿美士德倒是没有在自己的亲历记中有如此荒诞的记载，但他和使团成员在返程途中憋了一肚子火。当他们乘坐的战舰“阿尔切斯特（Alceste）”号抵达虎门珠江口外洋时，一场风暴席卷而来，英国人要求驶入虎门港湾暂避风浪，而驻守虎门的清军则坚称必须请示上级批准。面对无情的风暴和比风暴更无情的清军，英国人的一肚子怒火如压抑已久的火山般爆发了，阿美士德一声令下，“阿尔切斯特”号连续发射排炮轰击虎门要塞，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像一连串的炸雷同时爆炸，虎门守军几无还手之力，一座看上去森严壁垒的要塞顷刻间土崩瓦解。“阿尔切斯特”号为载有四十门火炮中型舰艇，若换了马戛尔尼使团当年那艘载有六十四门火炮的“狮子”号，清军那就输得更惨了。英国在海上征战的实力和清军在海口要塞的防守之力，其悬殊之大又一次暴露无遗，但清廷却依然没有引起高度警觉。
其实，嘉庆皇帝也称得上是一个天纵聪明的皇帝，当他后来得知英国使臣拖延“陛见”时间的实情后，又派人追上英使，还送去一道写给英王的谕旨和回赠英王的礼品，谕曰——
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应该说，嘉庆皇帝还是知错能改的，对英王也是礼尚往来的，当然那口气依然是以君临天下、视英国为番邦，而他虽说对驱逐英使有追悔之意，但只是觉得自己错怪了人家，并无与英使谈判通商之意，而一句“嗣后毋庸遣使远来”的客套话，其实也等于又下了一道永远的逐客令。
从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威得尔率领的武装商船第一次向虎门要塞开炮，距“阿尔切斯特”号的这次更猛烈的炮轰，时隔一百八十年，这么漫长的时间足以让中国崛起，然而，这充满了震撼力的炮火依然未让大清帝国惊醒。
从马戛尔尼首次访华到阿美士德率英国使团第二次出使中国，时隔二十一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中早已迈进了近代史，他们进行战争的武器产生了飞跃，骑士的刀剑早已换上了火炮和毛瑟枪，而大清帝国依然停留在不堪一击的旧式城堡中。
从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二十四年，二十年一代人，如果清朝此时能够幡然猛醒，用一代人的时间来效法西方列强，打造一个近代化的帝国，不说赶上西方列强，至少可以大大缩短中西方的距离，加之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是有可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的。然而，在阿美士德渐行渐远的背后，一个“天朝上国”依然是关起门来做老大，不说嘉庆，即便越过道光到了同治年间，大清帝国已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蹶不振，满目疮痍，那个博学多识的刑部员外郎陈康祺依然对英国不屑一顾：“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而一个王朝的士大夫，大多就是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的。
说来，阿美士德使团也是命运多舛，实可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不说来路，只说归途，他们的船队驶离中国后，在马来亚一带遭遇了海盗袭击，又在东南亚海域遇险触礁沉没，阿美士德历尽奇险而大难不死，辗转流落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他这一段出使中国的传奇经历在英国广泛流传，这让他成了一个充满了悲情的英雄。1823年，阿美士德勋爵被委任为印度总督，第二年便对缅甸宣战，在第一次缅甸战争中为大英帝国进一步开拓亚洲殖民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不过，那时无论是阿美士德，还是英国，还未敢贸然向大清帝国发起侵略战争，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还要进一步侦察和评估这个东方帝国的实力。
托马斯·斯当东作为英国使团两次出使中国的成员，又在中国深耕多年，他是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之一，在两次与清王朝谈判通商的使命均告失败后，他对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打开中国国门已经死心了，从而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而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英国能够打入中国国门的利器就是鸦片，汹涌而入的鸦片……
四、国运与命运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芸芸众生中每一个个体生命，皆如苏东坡之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却也有苏东坡、林则徐这样不世出的风流人物，从沧海横流中涌现出来，崭露出其非同寻常的头角。
但凡科举时代的士人，若要崭露头角，从一介布衣变成国士，只能通过一条早已设定的路，科考。在僵化的帝国体制和几近板结的社会结构之下，作为国考之科举，是天下士人尤其是寒门子弟唯一的上升通道，也可谓是在所有选项中最接近公正的一条通道。尽管科举有着种种弊端，但又不能不说，几乎所有的名臣国士都是从科场中走出来的，既有张居正、林则徐这样的名臣，也有李贽、龚自珍这样有棱有角的名士。
应该说，林则徐在这条道上走得还算顺风顺水。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还是一个十三四的少年，就已跨过了科考之路的第一道门槛，中侯官第一名秀才。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这还只是牛刀小试，却一下就超过了他父亲，令邑中士子一片惊呼，侯官又出神童了，林家这小子果然是神童啊！林则徐随后入读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该书院招收对象为全省九府一州品学兼优的生员（秀才）、监生和童生，“日给廪饩（膳食津贴），岁供衣服”，这让一个寒门之子不再为衣食犯愁。林则徐就读期间的山长（院长）郑光策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此公外表温和却是一身铮铮铁骨，连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和珅也没放在眼里，这样一个人若步入仕途是非常危险的，好在他脑子清醒，在中进士后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在闽中各大书院讲授他那一肚子的“经邦济世”之学，尤其是对唐宋名臣陆贽、李纲、真德秀以及明清间学者顾炎武等人著作皆熟读精思，“靡不贯串，如数家珍”。在这样一位耿介鸿儒的谆谆教诲下，林则徐在小小年岁便有了“经国救世”之抱负。
英雄不问出处，但皆有来路。林则徐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自有一条必由之路。李纲为福建人，是林则徐最崇敬的先代乡贤，乃是两宋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代国士，林则徐在心里也暗暗发誓要做一个像李纲那样“进退一身关社稷”的社稷之臣。李纲晚年在福州的居所位于西湖荷亭西北侧，名曰“桂斋”，后世在此建起了一座李纲祠，但因年久失修，黯淡而破败，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就读时，时常与契友一起去那儿凭吊先贤的遗迹。后来，他被福建巡抚张师诚选为佐幕，又力主重修了李纲祠和李纲墓。他在江浙一带为官时，还捐资或募资重修了当地的于谦墓和韩世忠墓。透过这些饱含英雄情结的细节，也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历代民族英雄的崇敬，在他身上有一种化入了血脉里的英雄血统。
嘉庆九年（1804年），林则徐“年二十，举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在庆祝中举的“鹿鸣宴”后便举行了婚礼，迎娶十六岁的郑淑卿为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对这位郑夫人，也应该载上一笔。郑淑卿（1789—1847），比林则徐小四岁，其父郑大谟（字青墅）为侯官朱紫坊名儒，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曾任河南永城、泌阳县令。淑卿为其长女。在当时，一个寒儒秀才之家能与进士门第、官宦之家联姻那实在是高攀了，但郑大谟看中的不是那“矮屋三椽”“敝庐四壁”林家，而是林则徐这个小秀才。
这桩姻缘，说来也是一段佳话。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日，少年林则徐路遇风雨，在一高门大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风雨经久不息，一道道闪电伴随着炸雷划破天空，少年脸上也有一阵阵闪电掠过，但他竟在屋檐下安静地读书，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那屋里的主人正是郑大谟，那时他已卸任在家，在风雨声和雷声的间隙间他听见了窗外的读书声，惊奇地走出来一看，那读书的少年一身布衣，长着一副方正而敦厚的脸孔，那眼神里却透出一股鲜有的聪颖灵慧之气。郑大谟默默看了他一阵，那少年捧卷而读的专注神态深深地打动了他，感染了他。他把少年唤进屋内，一边品茗，一边闲谈。三言两语间，他又发现这小子不但对《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还颇有一番独到的见解。郑大谟也曾耳闻侯官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小秀才，如今终于见着真人了。他几乎忘了眼前端坐的是一个少年，不知不觉间把他当作了一个可以坐而论道的知音。风雨过后，林则徐彬彬有礼地同郑大谟告别，而郑大谟望着一个少年的背影，仿佛已看到了此子未来的前程，在心里打定主意要招他为东床快婿。很快，郑家就托媒到林家说合，但林家有些自惭形秽或自知之明，尤其是林母，生恐高攀不上人家，一再婉言谢绝。林家越是婉谢，郑大谟越是执意，后来还是林父认下了这门亲事，在林则徐十四岁时，两家交换了婚书，正式联姻。
林则徐二十岁中举成亲，郑淑卿十六岁嫁入寒门，虽说是双喜临门，但一个进士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嫁入这清贫的书生之家，那个生活和心理落差还是不小的，但她在大婚过后便脱下了一身锦绣绸缎，换上布衣裙钗，操持家务，侍候公婆。自此，林则徐执子之手，和郑淑卿一起走过了四十四年的人生。
中举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金榜题名”，在天下士子眼里的金榜是进士榜，只有进士登科及第才能拿到步入仕途的入门券。林则徐在婚后不久便只身赴京参加会试。一条蜿蜒北上的路让他从入冬走到了早春，无论这条路多么漫长而曲折，你都得这走，没有任何捷径。在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放出了进士榜，然而这一次没有惊喜出现，林则徐名落孙山。但他没有灰心丧气，这结果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这还是他的第一次参加会试。此生他能否闯过这道关，还得跑多少趟才能闯过这道关，只有天知道。多少人把一条道走到黑，最终也没有登科。这是绝大多数士子的命运，林则徐也有这个心理准备。
回乡后，为了养家糊口，林则徐便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一边如父亲一样开班授徒，一边准备下一次会试。就在这段时间，他与一个同宗长辈过从甚密。林雨化，字希五，此公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虽未博得进士功名，但经大挑入仕。大挑，是清朝乾隆年间制定的一种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又没有官职的人有一个晋身的机会，凡是参加了四次会试科考（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仍没有中进士的举人，从中挑选一部分为官，每六年举行一次。应该说，这种科考也是别出一格的、具有弥补性和人情味的制度，可以让一些无缘进士的优秀举人获得入仕的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典型的以貌取人，由吏部据其形貌面试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林雨化为大挑第二等，补宁德县教谕。由于大挑非科举正途，入仕后一般难以擢升，在官场上往往被视为另类。而林雨化因“秉性刚严，骨格坚篬”，更是另类中的另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建长泰县林、薛两大家族因农田水利之争而酿成大规模械斗，在审理这样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中，闽浙总督伍纳拉、福建按察使钱士椿收受了上千两白银的贿赂，凡涉及此案审判的藩台、粮道、盐道等大小官员均不同程度地受贿。当贿赂绑架了审判，金钱颠倒了是非，那结果可想而知，有理的一方反倒没理了，以致造成十八人的冤假命案。林雨化探悉案情真相后，趁元宵花灯赛会之机，制作了几盏大花灯，在灯上附了一首影射办案贪官的打油诗：“五道官不正，双司争要钱。两台黑暗暗，唯有祝光明。”伍纳拉、钱士椿等人心中有鬼，而越是内心虚弱越是采取高压手段，他们立马派兵冲散了花灯赛会，又罗织罪名将林雨化逮捕入狱，遣戍新疆，直到嘉庆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年届花甲的林雨化才得以获释归乡。林则徐从小就听父亲讲起林雨化的故事，“心敬慕之，欲修一见”。那时，他父亲和林雨化等人缔结“真率会”，这是一个由当地正直士人组成的民间社团。林则徐陪父亲参加聚会时，见到了林雨化，听了他一席话，读了他五卷书，林则徐为这位前辈深深折服了，有多少人能像这位前辈一样，在逆境中受尽折磨仍不折不挠地保持一身凛然正气啊，他这骨子里的顽强和正气也渗透了林则徐的血脉。而林雨化对林则徐的深远影响，还不只这些，在步入仕途之前，林则徐就透过林雨化的命运窥见了吏治的腐败与黑暗，但他从不绝望，越是处于这暗无天日的世道，越是让他产生了匡正和挽救这个帝国的强烈渴望。
嘉庆十一年（1806年）秋天，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任厦门海防同知誊录（书记），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段卑微的小吏经历。以林则徐天资之高、胸襟之大，应聘这一小书吏“亦不得已也”，为的是解决一家炊米之急。房永清，字润堂，河北栾城人。据清同治《栾城县志》记载：“永清有知鉴识，林中丞则徐，于未遇时约笔札，厚资修脯，后中丞既贵，述职过栾时，拜其墓下。”可见，这是一位慧眼识人的伯乐，在林则徐怀才不遇之际，他就看出林则徐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聘其为誊录，还给予了他优厚待遇。林则徐对这位伯乐也常怀感恩之情，他后来官居高位，其品秩远远超过了这位六品海防同知，但在赴京述职途中，还特意去栾城拜祭房公墓。但对于林则徐，还不只是一个知遇之恩与感恩图报的故事，他这一段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吏经历，直接切入了他未来一生最大的人生主题——海防与打击鸦片走私。厦门在当时就是东南沿海一个内外贸易兴盛的港口，海防同知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的官员，当时，在清廷三令五申严禁那些洋船上的外商与国内的烟贩相互勾结，买通关防官吏，放任走私。但在房永清的坚守和严查之下，厦门成了中外鸦片贩子打不开的一道门，只能采取武装走私，或抢滩登陆，或在近海进行鸦片交易。林则徐追随房永清“出入风波里”，追缴走私鸦片，记载走私鸦片的数量，他们的缉私往往追不上那些速度更快的走私船，他们使用的武器大多是冷兵器和火绳枪，而走私分子手里握着的都是毛瑟枪。这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鸦片走私之猖獗、洋枪洋炮之利害、鸦片烟毒之祸患。是时，他还只是一个人微言轻、难有作为的小吏，而担任厦门海防同知誊录也不过半年，但命运中总有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安排，仿佛早有预谋，正在向他的人生主题靠近。对于他，那还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路，从厦门走向虎门，他还要走三十三年。
林则徐告别了厦门海防前线，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选为幕僚。对于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官场历练，也可谓入仕之前的实习阶段。
张师诚（1762—1830），字心友，号兰渚，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此公年长林则徐二十余岁，在官场历练久矣，从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到福建巡抚，其建树与政声皆为时人所称道，以擅长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号称“能手”，尤以抚闽八年最有治绩，《清史稿》称他“才猷建树，卓越一时”。这样一个人，自然有一双慧眼，而他是否能够预见，这个被他选为佐幕的林则徐，“英才卓越，超逾伦匹”，还将远远超越他？后来有人称道张师诚是发现林则徐这匹千里马的第一伯乐，其实他也是林则徐在正式步入仕途前的一位导师。林则徐入幕之职为司笔记，相当于巡抚第一秘书，张师诚堪称是一位熟知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专家，他把各种典章制度连同自己办理公事、文案的知识、技巧和一些不可为外人道也的官场奥妙，几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林则徐。张师诚入世既深，在官场上道行高深，游刃有余，却也有一种出尘的风骨。林则徐对张师诚一直是以师礼相事。后来，他在道光元年（1821年）还特为张师诚撰写了《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称赞这位恩师“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畯如济舟航，引后进如培子弟”，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张师诚也当之无愧。
在长达五年佐幕生涯里，林则徐还有一次追随于张师诚鞍前马后的军事历练。嘉庆十四年（1809年），林则徐第二次赴京会试落第，六月返闽，张师诚依然把他留在幕府。八月，张师诚奉命带兵镇压“海盗”蔡牵，特命林则徐随从。张师诚虽非军人，但清朝的巡抚、总督为集军政于一身的封疆大吏，既掌政务也兼掌军务，被赋予了节制其辖区内军队的使命。对于清王朝，蔡牵是一个驰骋于闽、浙、粤洋面的海上大盗，若换一种历史眼光看，那也是一个打出“反清复明”旗号的义军领袖。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这倒也不是他狂妄自大，他不但打败了浙江总兵胡振声所带领的闽浙两省水师，还用大炮打死了浙江提督李长庚，一时间声威大振，连清廷也为之震撼。清廷命福建巡抚张师诚、闽浙水师提督王得禄等率师镇压，集两省兵舰合力征剿。蔡牵在陷入绝境后，遂“发炮自裂座船，与妻小及部众二百五十余人沉海而死”。林则徐自然不会同情这样的“海上大盗”，但如此悲怆的一幕，至少让他眼睁睁地目击了失败者那最后的绝望和惨烈。当然，尤为重要的是，林则徐亲历了这样一次海上征战，深知书生报国绝不能在纸上叱咤风云，随时都要做好投笔从戎的准备，对军事或兵法那是必须钻研的，这也为他日后防御来自海上之敌提前做了一次军事上的铺垫。
嘉庆十六年（1811年）春闱，林则徐已迈进二十六岁的门槛，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殿试二甲第四名闯过了科考最难的一道门槛。这次会试的座师（主考官）乃是大学士曹振镛，房师（同考官）为清代名儒沈维鐈（字鼎甫），而这一科新科进士既是他们的门生，更是天子门生。曹振镛乃是历仕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一生从政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嘉庆朝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清因明制，皇帝为将天下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不设宰相，而大学士已跻身于宰执大臣之列。到道光年间，曹振镛更是被推为位极人臣的首席军机大臣。他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历经三次“改朝换代”，没有遭遇什么坎坷，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过失，其官宦文化修炼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对这位官场不倒翁的评论或高或低，而他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有人说他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有人说他言行得体，“克勤克慎”，对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行状，其实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无论历史上对此公的评论是褒是贬，但对其廉洁公正则是一致公认的。就说他三任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阅评考卷一丝不苟，不徇私情。如林则徐这样一个除了盘缠什么都没带的考生，能够在这次会试中夺得二甲第四，也足以证明曹公之公正。
体制内的一切已高度程式化，这并非从清朝开始，只是在清朝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科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科进士，如同一口老窑里烧出来的砖，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清廷对新科进士的安排也是千篇一律，在《清史稿》中对每个载入史册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记载，“选庶吉士，授编修”。其实，选庶吉士还要经过一次朝考，除一甲进士（状元、探花和榜眼）面试之外，从其余进士及第者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林则徐又夺得了朝考第五。庶吉士为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进士步入仕途，大多从此起步，然后则是按部就班地升迁。由于一顶乌纱帽实在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倍加珍惜，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生恐马失前蹄，一跟头摔掉了自己的前程。在这样一条道上，唯皇上及上司马首是瞻者多矣，而有主见者极少。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了七年岁月，他的长子林汝舟、次子林秋柏（早殇）、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皆在此期间相继出生，而他的年俸只有纹银二百两，日子过得依然捉襟见肘，不过他早已习惯了安贫守道，他所虑者不是一家之生计，而是国计民生。
在翰林院期间，他一天到晚厕身于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却像个闷葫芦似的埋头干着什么。几年之后，同僚们才发现他埋头著了一部《北直水利书》。但他们并不以为然，治水有专司，你一个小京官，又何必去操这份心？但林则徐这个心还真是非操不可，他这本《北直水利书》（后由其弟子冯桂芬改编为《畿辅水利议》）极有见地。嘉庆年间，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严重，加之黄河频频决口泛滥以及诸流域的旱涝水患积重难返，如何治水治河、兴修水利、畅通漕运，是当务之急。林则徐广泛搜集了元、明以来几十位专家关于兴修畿辅水利的奏疏、著述，并通过实地踏勘考察，提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只要兴修水利、广开稻田，便可以满足京师一带对粮食的需求，“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但林则徐的水利观还远不止于此，他提出兴修畿辅水利乃裕国便民之至计，一可救治漕政、河防之弊，二可达到防灾减灾、益荒政的功效，三可实现化邪弭盗、移风易俗，四可协调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这就不是单纯的就水论水了，治水安民与治国安邦从来就是高度统一的根本大计，林则徐潜心钻研的治水方略，渗透了一位优秀政治家综合施治的谋划，这也是林则徐穷其一生而致力践行的经世之学。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我在叙述中只能忽略林则徐在中国水利史上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他不仅是一位载入史册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在他日后的从政生涯里，治水是他贯穿始终的一个人生主题。
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像林则徐这样终日坐着冷板凳，翰林院的那些小京官，一心想着的是尽早出人头地，这也是他们入仕后的第一条起跑线，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上。很多人都在明里暗里奔走打点，中国官场历来都是人际关系型的官场，谁若能攀附上一位权臣，或抱住一位皇亲国戚的大腿，就可以率先迈上一级台阶了。但林则徐在这方面还真是毫无优势可言，一个寒门秀才之子，既不善交际，又无靠山，几乎没有人脉资源可以调动。他也参加了嘉道年间一个由中下层京官和在京士人组成的诗社，该诗社初名消寒诗社，由于经常在宣武门南一带活动，后又名宣南诗社，初创者为嘉庆七年（1802年）的同榜进士，当时都在翰林院供职；后来成为道光朝重臣、对林则徐有知遇之恩的陶澍是该诗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林则徐为嘉庆十六年进士，入社时已经很晚了，他只是一般成员，介入程度也并不深，只在兴之所至时参加一些活动，他在《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中自况：“偶喜追陪饮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但后来由于他的盛名远远超过了陶澍和诗社的其他领导者，一些史载便将他作为该诗社的代表人物或领导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后来与林则徐一起倡导禁烟的先驱者之一黄爵滋，还有龚自珍、魏源等名士，也是宣南诗社的重要成员，有史家称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至少，当时还不是。那时候他们还只是一帮志趣相投、提倡经世之学、尚未在历史地位上分出高下的契友，既是清贫之士，也是清议之士。
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之后，林则徐才告别了翰林院的冷板凳，在嘉庆的最后几年里，林则徐“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迁御史”，就在他“迁御史”的那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早春二月，林则徐和他的“历史宿敌”琦善才有了第一次交道，设若历史真有宿命，这也是林则徐必将遭遇的一个人。
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1854），满洲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中国历代王朝除了以科举“为国择仕”，还为既得利益集团另辟了一条蹊径，即恩荫，因上辈人有功而给予下辈人入学任官的特权，而清朝对旗人贵族子弟更是宠爱有加，荫生只需经一次考试，即可授官。琦善比林则徐还小一岁，就在林则徐第一次赴京会试的那年，年方弱冠的琦善便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一下就成为从六品京官了，这个起跑线，是天下士子难以企及的。相比之下，像林则徐这样的一个普通汉家子弟要拿到步入仕途的入门券，授予一个品秩最低微的官职，不知要闯过多少道难关，一关未过误终身。当林则徐为拿到一张仕途的入门券而一考再考时，琦善已递升为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林则徐在二十六岁中进士还算幸运儿了，而当他拿到官场入门券时，琦善已历任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等正三品高官了。
琦善超升如此之快，首先仰仗他高贵的满洲贵族血统。清朝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家国政体，国家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家族私产，即便你在这家里就当一个奴才，那还只有琦善这样的旗人贵族才有资格。但除了先天优势，他也确实具有在大清官场为官的天赋。在养尊处优的旗人贵族中，还很少有像琦善这样有进取心的，他也是旗人贵族中的政治精英。他既聪明、干练，又在官场历练多年，对那些官场套路早已摸得一清二楚，有史家认为他“练就了一套处事圆滑世故的好本领”，这似乎有些偏颇，从他一生的行状看，他确实出色的观察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直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仍对琦善佩服之极，为他申辩，认为其“能力超过林则徐”，对此论我也仔细拜读了。诚然，琦善也是有所作为的，如经常被人援引为例的两大功德：一是他在水利上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一是他在平乱时派兵捕治“临清教匪”马进忠。但无论是从治水和为政看，还是从其综合能力看，他与林则徐实在相差太远。但他有一点可能超过了林则徐，那就是他揣摩上意的能力。他不像有的官员凡事只听皇上的吩咐，遵命而行，他对皇上当然也是唯命是从，但他提升到了一个境界，以揣摩上意为他迎合上意打了提前量，赢得了主动权。他与同样善于揣摩上意、权倾内外的穆章阿堪称知音，实为同党。两人也因此而深受道光皇帝宠信和倚重。这么说吧，他当官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林则徐，在官场错综复杂的周旋中，他总能把自己的聪明机智和分寸都拿捏到了上乘的境界，但如果说政治上的能力，还真是难以找到超过了林则徐的政绩。没有证据，那就沦为无稽之谈了。
“有机智必有机心”，而琦善之机心总是用得不早不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这也让他总能抓住一个个机遇。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十三岁的琦善擢升河南巡抚，从二品，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而在翌年初，林则徐也终于获得了一次提拔，“迁江南道监察御史”，从五品。若以按部就班的提拔而言，林则徐能在进士登科还不到十年内就官至从五品，也算“文儒亨达”了。琦善抚豫，既是提拔更是重用，河南控中原大地，居天下九州之中，但其地位不只是重要更为险要，而黄河便是天下第一险，“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这举足轻重之地为官，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若能保中原安稳，则有可能官升一级，由抚升督。若是堤倒河决，那就要栽跟头了。果不其然，一直官运亨通的琦善琦大人，在这大河上就栽了一个大跟头，他走马上任不久，先是“河决武陟马营坝”，琦善与尚书吴敬连日督工堵口，刚刚堵住此口，黄河下游的“仪封（今河南兰考）又决”。嘉庆一怒之下，“革琦善巡抚之职”，但革职后还不放他走，又命其“以主事衔留办河工”，将功赎罪。在琦善飞黄腾达的一生中，这是他遭遇的第一道大坎。
正当琦善“将功赎罪”之际，林则徐几乎是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他最关注的治水治河。说来，他这个从五品江南道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权力不小，在清朝，此官职配置于朝廷或地方，又可不分地域或领域行使其监察职责，不仅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利，并可对府州县道等审判衙门进行实质监督，也可在监察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所存在的弊端直接上奏天子。黄河决口，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林则徐随即奔赴黄河，亲临一线调查，他发现琦善督工的仪封堵口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但他并未直接参劾琦善，而是深入调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林则徐在水利上有专攻，自然比琦善更懂得水利河工，他发现堵口缓慢的原因并非琦善督办不力，而是贩卖堵口筑堤材料的奸商囤积居奇。这让他震怒了，一条黄河与千百万苍生生死有关，竟有人敢发这样的灾难财，真是丧尽天良！林则徐随即愤而上奏，奏请皇上“饬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这一建议很快被嘉庆皇帝采纳，在圣谕的督促之下，仪封堵口工程和河南的治黄工程加速了，未久决口便已合龙。
林则徐此次上奏，无疑为他加分不少，在京官考核（京察）中他名列一等，还承蒙嘉庆皇帝召对，这一番君前奏对，又让嘉庆皇帝发现，这林则徐还真是一个干才。于是，林则徐“寻授浙江杭嘉湖道”，由从五品的江南道监察御史一下超升为正四品道台，这是真正的超升（越级提拔）了。
而林则徐此次督察河工，也是他与琦善的第一次遭逢，据后世史家考证这是两位宿敌的“第一次侧面交锋”。那么，这一次“侧面交锋”是否就是琦善与林则徐的结怨之始呢？显然不是。林则徐此次督查河工，既非越俎代庖，他确实被赋予了这样的监督权。而他在上奏中非但没有参劾琦善，还实事求是为琦善开脱了“督工迟缓”的罪责，他在上奏中所指斥“地方大吏”很明显不是琦善，在他上奏之前琦善就是一个已被革职、将功赎罪的罪臣。又从琦善接下来的仕途看，林则徐此次上奏也未给琦善带来仕途上的损害。琦善在将功补过之后，先被贬为山东按察使，仅仅过一年，又授山东巡抚，重归封疆大吏的行列。更何况，两人在此前素无过节，甚至从未交集，若平心而论，林则徐既无意与一个满洲贵胄结怨，琦善也不该因此而与一个前程看好的汉官结怨。然而随着历史的演绎，林则徐与琦善在之后还将有多番交锋，他们必将被历史塑造为两个处于对立面的典型代表，一个是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一个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如此，这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侧面交锋”无论是否结怨，还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开端，也算是一个伏笔吧。
一个伏笔埋下了，一个皇帝随即也埋葬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已是嘉庆的最后一年。是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突然驾崩，享年六十一岁。据后世根据《清仁宗实录》的记载推测，嘉庆皇帝之死，极有可能是天气太热，中暑后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而亡。为江山社稷，嘉庆已经殚精竭虑，但这位“度量豁达，相貌奇伟”的天子，从登基之初一心想要“垂千百王之模范，抚数万里之版图”，再造先帝“乾隆盛世”之后的又一代盛世，然则他既未延续“乾隆盛世”，也未能继承先帝乾隆的健康体魄和长寿基因，在他这二十五年的帝王生涯里，仿佛只有唯一的历史意义，就是完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而接下来，一个王朝已进入被历史定义的衰世了。